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如何悼念和告慰逝者？
公众的激情和人性的光辉怎样持续下去？
NGO的慈善素质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经受了哪些考验？
关于灾后重建的爱恨情仇
一个社会学教授不在灾区做文化调查研究，却起劲地帮灾民建房子；一家NGO主业是自然环保，却跑到深山老林搞灾后社区建设；一家房地产企业不追求高利润，却斥巨资建了六个9度抗震公共建筑。
凡此种种反差，皆为四川灾后重建典范工程。一年来，很多企业、NGO、社会工作者都成了“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没想到他在中国有这么多同行，更让他意外的是，其小额贷款模式在灾区很难开展。李连杰壹基金已经取消了青川小额贷款项目。尤努斯的中国合作伙伴马云，在青川也对此语焉不详。
很多出钱出力的爱心人士也没想到，在改革开放30年和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慈善之举竟然与传统伦理碰撞出火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患寡而患不均”(物资发放不时会发生摩擦)。
那些扎根在灾区、想探索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重建模式的实践者也没想到，在村民自我组织、一辈子就盖这一次房的过程中，“所有的爱恨情仇在一刹那就要爆发”。一家发动农民自建房的NGO去“被媒体宠坏”的村子，对方只想要更多的捐款，所谓的“自力更生、自建家园”几乎变味了。
凡此种种冲突，皆为我们上的一堂刻骨铭心的灾后重建课。焚火重生，痛定思痛，四川大地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精神遗产。
在“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如何悼念和告慰逝者？公众的激情和人性的光辉怎样持续下去？NGO的慈善素质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经受了哪些考验？
2009年初，四川省提出力争在2年内基本完成原定3年的重建任务。按时间表，今年底农村住房重建将全部完成，2010年5月前城镇住房重建全部完成，明年春季开学灾区学生全部告别板房校舍。
但重建“三年并两年”，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速度与效益的平衡，企业及NGO更加要考虑短期利益和可持续之间的协调。
重建福祉，天佑国人。
[见证]
时时刻刻
一年来的典型时刻，企业及NGO灾后重建的幕后故事
奥斯卡获奖电影《时时刻刻》中，女主人公自杀时说出了主旨：“要直面人生，懂得人生是什么，热爱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最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放弃。”从震灾发生那一刻开始，四川灾区便充满了向死而生的故事。对于死亡的抗争，对于生活的热望，商业力量和人道主义一直没有停息，时时刻刻。
8月8日奥运：绵竹－友成－万科
这一刻，全球瞩目，板房与鸟巢连在一起。在绵竹市景观大道的临时安置点，志愿者于2008年5月25日冒雨用帐篷建起来的“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8月8日这一天用作了奥运开幕式放映点。
村民、学生、士兵坐得满满的，遥望电视里的梦幻典礼。王小言，这位从徐州来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则躺在地上睡了从入川以来最“奢侈”的一觉。
第二天，帐篷就拆掉了，学生转入旁边的板房学校，友成基金会和其他救灾部门一道迁至绵竹政务服务中心的板房会议室。后来王小言也才知道，8月8日其实是整个灾区的一个转折点，灾后重建从此正式进入攻坚战。
事实上，像众多深入灾区一线的NGO一样，友成基金会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只能配合政府，承担“阶段性的历史任务”。理事长王平对《中国企业家》说，友成重点参与建立了两大协调平台：5月15日与万科建立合作救灾开放性平台“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先后有40家NGO、470多位在册志愿者参与(通俗地说，“杂牌军编入正规军”)；7月17日参与建立绵竹市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这个平台后来演变成“公益组织联席会议机制”，他们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为灾区募捐、协调和匹配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物资。
但像万科能以一家企业之力重建遵道镇这样的事情在灾后重建中几乎完全是孤例。
2008年6月6日，万科捐建遵道镇学校、医院、幼儿园、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建筑的签约仪式举行，绵竹市副市长郭永福、万科集团总裁郁亮分别代表双方签字(此前一天，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99.8%的赞成票数通过了1亿元援建灾区的议案)。
2009年3月20日，本刊记者在遵道见到王石，万科已经派出第11队志愿者了，而遵道学校自2008年最后一天交付以来，恢复上课也已经三个月了，这幢9度抗震、“回”字形建筑的楼顶贴着50张学生的笑脸照片—遵道成了万科专业能力的象征，遵道学校及卫生院是四川震后首批落成的企业捐建的永久性公共建筑。
万科兵贵神速，以专业力量践行承诺，但很多看过遵道学校的人钦佩万科的同时，也都认为这种一家企业对口援建一个镇、斥巨资亲历亲为、网络教学系统超现代化(思科捐赠)的重建模式不大可能复制。也许是因为此前王石捐款风波的公众压力，也许是因为过于投入和严格要求——据说，郁亮几乎每个月都会到访遵道，学校竣工的那一天，他喝了好几杯酒，一副浇胸中垒块、如释重负的样子。
不会有哪家企业以灾后重建“道德高地”自居，但城市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分明卷入了一场乡村社会试验。瞧它做了些什么事：清除垃圾、疏通水源、发放物资、建立板房书屋和农民夜校、组织“快乐遵道杯”乒乓球联赛及新年征文比赛、推进年画及刺绣项目、开辟旅游路线、开展文化广播、陪村民一起过中秋和春节……
原本在万科成都分公司负责建筑工程的余立言俨然成了一个“村官”。他指了指路边的警示牌，“您已进入重点防火区域……这一整套的社区管理措施，都是我们协助政府制订的。”万科的大手笔捐建别人学不了，但其专业经验可以移植：万科给居民做物业服务培训，万科征集制作的《农村永久性住房营建图解手册》已由四川省团委、绵竹市团委共同在受灾地区发行推广。
关于灾后重建经验，王石向我们总结了三条：1，NGO组织一定要目标明确(另有人抱怨，灾后涌来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但半年后仅剩下百人左右)；2，要建立一套制度，只有制度化、透明化、专业化、团队化，才能进一步可持续发展；3，要顺势而为(另有人解释，NGO一定要与政府合作，纳入整个重建规划体系)，民间力量要在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离开遵道的时候，王石又去了一趟学校地下陈列室。透过玻璃墙幽暗的灯光，能看见地基层44根柱子都加装了“隔震垫”——此种防震核心技术首次在灾区使用，它们静默不语，抵御着大地深处神秘的可怕力量。
“9·24”泥石流：
北川－“马尔康”－壹基金
提起“9·24”那一夜，北川县陈家坝乡64岁的李老头仍心有余悸。
“暴雨引发山上的泥石流，一下子就把土地和房子都冲毁了……”陈家坝原本就是“5·12”大地震的重灾区，“9·24”洪涝灾害更使之雪上加霜。
陈家坝与北川县城隔山(龙门山脉断裂带)相望，是五个重灾乡之一，90%的房屋倒塌，700余人遇难，经济损失达58.5亿元。副乡长曾云富后来告诉《中国企业家》，陈家坝曾被上级有关部门划出一片区域，在老场村、通保村和樱桃村集中安置居民，但“9·24”泥石流使规划图纸作废了。
直到2009年4月，本刊记者跟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负责人罗家德一起到了老场村，这儿的重建仍然处于悬置状态。惟一的新房是2月16日竣工的村民活动中心，由清华与山东振晖设备安装总公司援建。
掩映在破屋帐篷之间，这个羌族风格的轻钢房显得很突兀。村民们对“新邻居”充满好奇和羡慕，但都迟迟下不了决定。他们提醒说，我们站在上面的这一片河坝，就是原来的规划用地，政府花了200多万元平整土地，但泥石流将河床抬高了6米，以后有没有危险还不知道呢(汛期在每年6月-8月)。
一开始，清华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并没有想到会这样跟四川发生关系。他在台湾教了近十年的企业管理，亲历过“9·21”大地震。2008年5月份，受Autodesk软件公司中国研究院院长黄健铭委托，罗家德把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请到了内地。他们几方共同合作(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在灾区推广轻钢房——Autodesk称之为“马尔康爱心援建行动”(马尔康是阿坝州首府，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火苗旺的地方”)。
台湾经历告诉罗家德，成功的重建可以给灾区带来新的生机，甚至可能因祸得福。他们在四川灾区坚持经济、生态及人文的可持续性重建，并试图摸索出一种政府-民间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罗家德感受到了一些“爱恨情仇”的冲突：1，网上逼捐是闹剧，真正懂慈善的企业不在镁光灯下捐钱，而去找专业的人做，万科那是自己去做NGO；2，板房模式值得反思，它既不环保，农民住久了还容易变成懒汉；3，杨柳村(清华团队一开始选定的示范村)其实总共55户人家，多盖的一户将用于文史工作室及NGO办公，但村里一度传言说那是村长要搞两户，村民们都不干了，最后罗家德不得不出面澄清。
除了盖房，清华团队也在当地整理民俗文化，发展羌绣项目(北川有三大骄傲：大禹故里、羌文化后院、红色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壹基金的思路是一致的。
2008年7月，壹基金在汶川、理县、茂县建立羌绣产品生产基地，3年将帮扶2万羌族妇女解决生计——这一次，壹基金成了“社会企业”。之后，壹基金还捐建阿坝州儿童福利院、三江儿童之家、彭州垃圾分拣站、青川教育项目等。据最新财务报告显示，2008年壹基金接受“5·12”地震捐赠共1.16亿元，支出7849万元。
李连杰后来对《中国企业家》说，“善款其实就是炸弹，如果你不能有效完成所有重托，你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灾后重建是持久战——我不适合说这么多理性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担心这次灾难和以往很多灾难一样，过了一年两年，大家又淡忘了。”
2009年4月4日：
彭州－乐和家园－“神堂记忆”
廖晓义痛哭了一场。
她不是在清明时节有所感触(这一天，近3万人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参加公祭仪式)，也不是看到“乐和家园”又有一户盖起了新房而激动(这一天中午，他们在上梁的农民家里喝酒庆祝)，她是愤怒得哭的。
那还是去年7月23日，在北京，廖晓义正在主持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第五届“可持续能源记者之星颁奖典礼”，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石灰矿矿主正在山上开山炸石。生态破坏了，尚未启动的“乐和家园”还怎么搞？她很激愤，潸然泪下，“我们要反战，反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也要反人对自然的战争！”
让廖晓义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身形弱小的环保女斗士，在推行城市垃圾分类、空调26度节能时神经硬得像石头一样，但这一年来，她变成了朴实无华的“廖”(四川话里对阿姨的亲切称呼)。
今年4月，本刊记者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坪村山上见到“廖”，她正跟村民一块儿帮10组的袁守贵搭建木头房子(袁家兄弟四个，分别叫荣、华、富、贵，其中袁守富还被大家开玩笑叫成“袁首富”)。上完梁以后，她又走到山上的11组，“乐和家园”生态协会会长袁义权正在跟村民平整土地，这儿马上要建乐和书院、诊所。他俩谈了一下手绢作坊、生态农业的事，再过几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要来做中期考察。
山路泥泞，山上视野开阔，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春意盎然，田里的黄莲今年收成不错。廖晓义的乡村重建乌托邦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
2008年9月，“乐和家园”在大坪村正式启动，木结构房子很快在5组到11组开始起建——山上树木资源丰富，就地取材，成本比灾区其他地方的砖混或轻钢房都要低：国家补贴1.6万元，乐和家园补贴5000元，村民只需再掏几千元，就可以重新安居乐业。目前，乐和家园项目总共得到近500万元资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365万元、壹基金100万元、南都基金会15万元)。
廖晓义把乐和家园概括为六个“乐和”：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伦理、乐和治理、乐和养生与乐和环保。她不仅帮村民盖房子、找活路，还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及治理机制——你甚至可以说，她现在是个“生意人”：给村里的手绢、中药材及生态农业产品找销路，做乡村认证和生态旅游，介入具体经营。
而这样的公益组织，就具有了非营利公司的性质，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2008年12月，乐和家园获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的慈善项目奖。
接下来呢？各省市援建队伍都有撤的一天，廖晓义不会就一直在这儿做“廖”吧？地球村和大坪村签了15年的合作协议。廖已经在培养团队，乐和品牌也将向别处输出。“我们不能有救世主心态，否则会引发另一场精神地震。重建模式要中医西医式融合，否则容易人走茶凉。”
她最希望的，是帮助修复灾区的精神家园。去年7月，廖晓义第一次来大坪村，看到一户人家的牌位上写着“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她感受到了某种呼应。
离开大坪村，从通济镇驱车往东十多公里，白鹿镇就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天主教堂“领报修院”。“5·12”大地震时，几对新人正在上书院拍婚纱照，这座90年历史的教堂瞬间倒塌，只剩下一面触目惊心的墙体残骸。
精神家园的重建，在人类学上有个术语叫“神堂记忆”，即通过家谱、乡志、宗庙、苦难叙事、“共同体”象征(比如建川博物馆收留的那头“猪坚强”)等，来增强人们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科院人类学家罗红光对《中国企业家》说，灾后重建不仅在硬件，还要恢复社会系统；经过救灾时的“英雄史诗期”，最后也要进入重建后的“个体价值期”。
白鹿镇已划出区域，将重建天主教堂，过不了多久，人们又能从四面八方赶来做弥撒、唱赞美诗。在大坪村，手绢上绣着“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16个字是失传已久、又被乐和家园重新拾起的乡约。
2010年5月1日：
成都-音乐节-“麦加圣地”
这是十年为期的“热波音乐节”在成都的第二个年头。
一年前，这个音乐节被作为成都市“5·12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开篇。三天的户外音乐会，几十位明星艺人，十几家NGO，捐赠、展览、游戏，推动年轻人关心公益——热波传媒总裁李岱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公益嘉年华”。
回想2008年，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纠正了他起初的看法，他曾经认为2008年是“NGO元年”，但现在他认为，这个元年“并没有真正到来”，但至少，这场地震使中国的公益事业变革提前了十年。南都在2009年5月、8月举办的重建项目展示会及研讨会，已经用成果充分证明了资源配置合理是多么重要(南都1000万元资助了60多个重建项目)。
他说，“四川将成为NGO长期战斗的舞台，是他们成长和延续的麦加圣地。接下来，官民共建和谐的主旋律不仅不会退潮，反而会掀起新一波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