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简称“全球基金”）日前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援助资金一事，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5月28日回应称，冻结期限为三个月，中方与“全球基金”的分歧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双方近期还将就此进行协商。
有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分析，“全球基金”暂停，具体的项目必然受损，因为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主要依赖国际资金，一旦这些资金撤出，无论病人还是执行组织都将受到很大冲击。
“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是全球惟一一家公共/私人合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致力于吸纳和拨付各种额外的资源，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
自2002年成立以来，“全球基金”已成为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项目的主要金融来源，全球四分之一的艾滋病项目、三分之二的结核病项目和四分之三的疟疾项目的国际资金分别由其提供。
“全球基金”最大的捐款国是美国，捐款总额达55亿美金。从2003年开始，中国接受了“全球基金”5.39亿美元的资助，还有2.95亿美元正投入在项目中。这些资助使中国成了继埃塞俄比亚、印度、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资助国。2010年度，全球基金在中国共拨付项目资金1.12亿美元。
据《纽约时报》、法新社等媒体日前报道，该基金会发言人赫斯特（Andrew Hurst）指出，他们已在5月冻结了在中国的所有支出。
据法新社报道，赫斯特表示，该基金会去年11月起暂停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拨款，原因在于：“我们认为，主要的受资助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违反了基金会协议。协议要求，至少35%的所得款项必须通过社区组织。”
《纽约时报》称，据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观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实际拨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不到11％。
“全球基金”在中国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作为其中央执行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同全球基金签署项目赠款协议；中国全球基金项目资金的申请、接收；项目的管理和执行；项目的财务管理与审计，以及项目资金下拨；项目的监督、评价；项目物资采购与供应管理；向全球基金、地方代理机构及国家协调委员会提交项目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实施进展报告等。
中国全球基金中央执行机构的办公室、财务部、采购部、审计部、人事部、监督与评估部分别设在中国疾控中心国际合作处、规划财务处、设备条件处、审计处、人力资源处、性艾中心综合防治与评估室。国家艾滋病项目办公室、国家结核病项目办公室、国家疟疾项目办公室则分别依托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而开展工作。
但“全球基金”也要求，具体的项目执行必须促进和动员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CSOs）和基层组织（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CBOs）参与项目。如，《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一期）工作计划（2010 年1 月－2012 年12 月）》就明确规定部分活动由社会组织参与实施，包括“社会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建设”“招募和培训同伴教育员，为接受治疗的病人提供有关服药依从性等健康教育”“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持续的关怀与支持”。同时要求“社会组织通过投标或被委托的方式申请或接受项目经费支持”。
“中国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中央执行机构”官方网站显示，2010年，艾滋病、结核病、疟疾项目都曾对相关执行机构进行公开招投标。其中，艾滋病项目还相继出台了与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社会能力等相关的多份文件。
财新记者发现，不同项目对于社会组织的定义不一。如，2010年10月发布的《中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贵州省社区健康教育工作项目次级执行机构招投标指南》要求，执行机构为“在国家相关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NGO）”；2010年6月发布的《河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社会组织参与招标公告》则提出，“社会组织其定义如下：一、各级行业协会、学会；二、来自高危人群或HIV感染者社区的民间小组，小组必须由3名以上成员组成，其中必须有受益人群参加。”
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方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双方多次就此事进行讨论，但一直没有结果，近期双方还将就此进行协商。
据《纽约时报》报道，“全球基金认为，草根民间组织应该是抗击艾滋等疾病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但中国政府却一直对任何不在它直接控制下的民间组织心存疑虑。”
不过，“全球基金”发言人赫斯特对《京华时报》表示，资金冻结原因“比较复杂”。
《纽约时报》指出，由于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经济刺激方案”上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受援国资格问题也在全球的卫生专家之间存在着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