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花钱购买服务 八成社会组织无力接
前天上午，珠海市9个协会及社会组织现场与政府3个职能部门签约，珠海市32项政府职能正式转移给这9家社会组织。而在前不久召开的2011年广东省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省民政厅厅长刘洪透露，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有望于近期出台。这意味着，政府购买服务的份额或将出现突破性增长。
创新社会管理是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的焦点之一，大会提出“政府放权，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当前，在加强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购买服务、转移职能正在逐步由政府自觉走向制度安排，但一方面，由于政府存在不愿转的思想，购买社会服务、转移社会职能的情况寥寥无几，原本就年幼的社会组织嗷嗷待哺；另一方面，由于起步较晚，政府支持有限，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偏少，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承担起政府购买服务和转移职能的重任。应该说，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社会组织而言，购买社会服务、转移社会职能都是一块早春的原野，纵然生机勃发，却也春寒料峭。
政府机构不愿转
已接受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仅占9%
【样本调查】盛夏，南海桂城街道荒岛图书馆内，一群市民正在聚精会神读书。图书馆不大，却布置得时尚温馨。去年，桂城斥资35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荒岛图书馆就是南海启创社工中心提供的服务内容。
这几年，像桂城一样购买服务的基层政府有不少。“开展一项新工作就设立一个机构、增加一批工作人员是传统的工作思维方式，结果只会导致政府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不断膨胀。”南海区委常委、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孔海文说，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单靠政府部门已经无法满足，必须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
【纵深】综观各地实践，购买的服务内容越来越广泛。早期以教育、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防治、扶贫、养老、残疾人服务等为主，近几年，又开始涉猎社区发展、社区矫正、文化、城市规划、公民教育、环保、政策咨询等方面。
然而，政府购买服务意识的觉醒，并不能掩盖购买量的不足。省政协社法委组织政协委员进行调研时发现，大部分社会组织得不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购买服务，如某一成立10年的5A级省行业协会至今仍未能接到一单政府购买服务。全省社会组织中，已接受政府购买服务的仅有9%。
一位参与调研的政协委员指出，虽然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和省财政厅先后出台了《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但是仍停留在原则性意见阶段，既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也没有实施方案，没有监督、考核和问责规定。
据介绍，有的政府部门出于本部门的利益，不愿主动将有关的职能转移出去。财政部门也未将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成本费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空间有限。
如今，政府对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珠海、南海等地都相继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施意见》。但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政府的购买份额？分析认为，要想让意见真正落实，仍需相关考核与问责措施的跟进。
社会组织无力接
仅15%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样本调查】毕业6年，黎玉婷已经是南海启创社工中心负责人。她工作繁忙，接受采访时电话响个不停，她说：“我国社工机构大多刚起步，社工也多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这些社工都太年轻了，处理很多社区问题还不够成熟。”珠海市香洲区一街道办负责人对南方日报记者称。对于这一点，一些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也并不否认。“我国高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还是近年的事，而早几年的毕业生很多都未从事社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社工的确不是很多。”黎玉婷说。
【纵深】屡有政府部门负责人反映，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也道出了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虽然政府购买服务的积极性提高，但是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承接服务的能力尚待提升。省政协社法委的调研报告指出，目前全省社会组织能够承担政府转移职能的仅占15%。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罗观翠，同时担任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监。她表示，在选取新项目的过程中，参与投标、服务设计、员工的调配，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考量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接新的项目。
人口超过1400万的广州，去年举办了一次大规模公共服务购买洽谈会，但仅有34家社工服务机构出席。而人口不过700万的香港，却有超过1万家民间组织，承担了大量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倪星表示，对于社工机构，政府的选择非常有限，竞争难以充分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保障。
为此，很多社会组织都在努力提升服务能力。“去年，不少来自加拿大、英国、美国、香港等地的专家到访，为我们启创的员工带来高水平的培训活动。两位执行总监分别被邀请到美国与英国考察，亦有工作人员多次到台湾及香港学习。这些交流与培训活动，对提升机构服务的专业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罗观翠表示。
社会组织之间也在相互扶助。今年6月18日至19日，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等联合召开“首届珠三角社工大聚会”。与会社工机构一致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服务是复杂多样的，单靠个别机构的力量难以完成，因此，为方便政府与各界人士寻求合作伙伴，社工机构有必要搭建有效的信息平台，以促进社会各界在未来建立协作，共同努力促进社会服务领域的不断完善。
打破原有利益格局政府政策扶持让社会组织尽快成长
【样本调查】有报道称，在江西省乐安、兴国、宁都三县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因分流了三县原有政府扶贫部门掌握的扶贫资金而受到三县扶贫办的抵制。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也曾遭遇不顺，因为其承接的相关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客观上减少了原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事权和财权。
在广东，类似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以前，联系居民的事情都是居委会去做，现在社工机构进驻后，有居委会工作人员担忧自己会不会被架空，饭碗能不能保得住，进而对社工开展工作设置障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工师称，鉴于此，社工为了打消居委会的疑虑，会在开展服务时多与居委会沟通。
【纵深】在实践中，社会组织经常在政府机构不愿转和自身无能接之间纠结，尤其是这种纠结的背后是原有服务供给格局、既得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会遭遇阻挠。
“购买公共服务遇阻不难理解，因为我国大部分公共服务曾由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垄断提供，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或者不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阮思余表示，这就需要克服种种利益羁绊，充分吸收已经成熟的商品市场的经验，建章立制，不断推进。
这既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自身努力，也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让社会组织尽快成长。如桂城通过“关爱基金”资助、办公和活动场所免费等强有力的NGO成长扶持措施，推动各公益社团关注自身专业能力建设，积极实现正规化发展。并成立专门团队协助跟进NGO注册事宜，打通政策渠道。
为了激励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质量，各地也渐渐形成了一套激励体系。以桂城为例，规定社会组织的项目经费按4:4:2的比例分三期拨付。项目立项后，社会组织将得到总资助额40%的经费，其后将需分别提交项目运作情况报告及相关财务报表，参与中期评估及期末结项评估，通过后才能获得相应阶段的资助拨款。
也有专家对这一做法表示异议。在广东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朱静君看来，这种拨款方式是沿用项目盈利30%以上的企业项目规定的，“社工机构的人员经费必须占经费的70%以上，还要有基本设备和开展活动费用，而我国社工机构普遍成立不久，政府分期付款必然导致社工机构拖欠员工工资，影响工作积极性。”
但无论如何，各地的积极探索，是通往春天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