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的主要推动者尤努斯曾明确提出‘当今世上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缘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过于狭隘’。而这种狭隘理解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只看到了人有工于算计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性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几乎伴随着它的诞生从未间断。最新加入批判者行列的是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他主讲的公开课《公正》曾为他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无数粉丝。在其新书《钱非万能：市场的道德底线》中，桑德尔教授列举了许多事例——从花钱雇人排队占位到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从人体器官交易到雇佣亲朋为自己工作——来证明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已无孔不入，并正在对人类的道德规范产生“挤出效应”。桑德尔教授用他招牌式的方式问道：假如一切皆可售卖，道德成本几何？在他看来，我们的社会不再只是单纯借助“市场经济”为自身服务，而是正在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市场社会”。
这种对过度市场化的担忧早已有之。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之一波拉尼曾指出，面对由政府主导的高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反制性”的运动以保护自己免遭市场的损害。他以183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为例，指出当时在政治上出现的“宪章运动”、企业经营上的“欧文主义”和各类“合作社”的迅猛发展正是当时社会对过度市场化的保护性反应。
从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因其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而引发了新一轮对过度市场化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同时也使一些早已存在却一直没有被系统性考察的现象得到了重视。
同样是采用市场机制，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存在着大量并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的经济形态。它们深植于社会规范体系之中，体现着信任和互助的理念，增加了人际联系和社会资本，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利益。这些经济形态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作“公民经济(civil economy)”。
毫无疑问，最容易被看见的公民经济出现在非营利领域。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在40个样本国家中，非营利部门的支出高达2.2万亿美元，雇员人数占全体劳动力的5.6%，整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则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
工业化时代作为“反制运动”出现的合作社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是营利性的，但都具有“公民经济”的特性。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合作社多以工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为主，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合作社则是主要形式。据估计，全球各类合作社的年收入总额已达到近3万亿美元。
为了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个体种植者的利益，1960年代“公平贸易”运动开始兴起于欧洲。尽管存在多种形态，公平贸易始终致力于重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改变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结构。从2005年到2009年，全球公平贸易的交易量已翻了两番，达到34亿欧元。
公民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形态，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对过度市场化的“反制”，而是在尝试用另类的方式去替代现存的主流经济模式。在英国，球迷们自掏腰包建起了“民有、民治、民享”的足球场甚至足球俱乐部，而不再依赖商业化俱乐部；同样在英国，出现了像《卫报》这样为公共信托所有、追求实现社会价值而非追逐利润的主流媒体。在金融领域，各类以合作社方式组织起来的消费信贷联盟正在各国蓬勃发展，而大量以扶贫为目的的小额贷款机构用商业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数以千万计人口的贫困问题。在饮食方面，有机农业和社区支持农业这类新兴的种植生产方式摆脱了传统的工业化手段，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人们的食物供应链和生活方式，仅在日本就有超过1200万成员加入与之相关的消费者合作社。
各国政府为了鼓励公民社会和公民经济的发展也纷纷推出一系列的举措。英国政府在2006年成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后改为“公民社会办公室”，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创立“社会创新办公室”，联合国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社年”，欧盟将在2014年全面启动“社会企业支持计划”，力图推动用商业性的手段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在公民经济的勃兴中，商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意义深远的转型。按照传统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和公益几乎没有交集。社会对企业的期待只是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尽可能少一点和对公益慈善的捐赠尽可能多一些。长期以来，商业和公益就像是两个平行的空间，前者制造麻烦，后者解决麻烦。
如今，这种商业和公益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的主要推动者尤努斯曾明确提出“当今世上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缘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过于狭隘”。而这种狭隘理解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只看到了人有工于算计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性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企业正是用企业化的运营手段去创造性的解决社会问题，利润不是企业运营的首要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并且使企业能够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把市场机制“社会化”，而不是用其他方式（比如捐赠、国有化等）完全取代。如果仅有市场机制，一家企业很容易忘记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最困苦的人们的需求；而如果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加入了市场机制，也就有了一种对于所创价值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创造价值的机构更好地倾听受益人群的需求。
市场社会和公民经济，两种看似另类的组合方式正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并存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哪一种组合会在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伟大的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曾说过的一句话或许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