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延听说我要写她，第一个反应是：“别，你别写我。”
“还是写我的项目吧。”
我第一次遇到安延就是因为她的项目，那是2009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约在北京国贸大厦2座的星巴克见面。当时她的头衔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的高级林业项目官员，负责WWF和瑞典宜家(IKEA)公司共同推动的FSC森林经营认证项目，而我想去伊春的友好林业局采访这一项目的实施情况。
在2005年4月19日，宜家的供应商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林业局和吉林省白河林业局的42.5万公顷的森林获得了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的森林经营认证。友好林业局和白河林业局是宜家和国家林业科学院在2002年选中的第一批国有森林FSC认证试点单位，宜家和WWF为两个林业局提供了前期认证所需的几十万元资金和技术支持。
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安延简直是最可靠的电话黄页。这点其实和她的工作有关：在这个为期6年的项目里，安延不但要与国家林业局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也要负责协调项目。她的工作既包括联络FSC的专家来做培训，与试点的地方林业局、木材加工企业打交道，同时还要做宜家公司和WWF之间的联络人。
安延70年代生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她在星巴克里为我描述这个她们做了7年的项目时头头是道、思路清晰，而且不用看任何资料就能正确引用各种数据。
我猜测她可能是理科生出身。事后发现，她是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读商科的，主修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
因为彼此交流顺畅，安延迅速给我提供了友好林业局领导和为宜家生产家具的木器厂负责人的电话。后来，在我和对方的沟通出现阻碍时，她还热心地给林业局、木材厂的领导打了几个私人电话来帮我解决问题。
公司的力量
在第一次碰面时，安延体贴地给我带来一本关于FSC的入门读物。一个月后，在通往伊春的8小时慢车上，我摇摇晃晃地读完了这本由WWF编写的简单易懂的小册子。
FSC是全球目前通行的最为严格的、关于森林管理和林产品加工贸易的认证体系之一。加拿大、俄罗斯和欧洲林地覆盖面积较大的国家都有参与。简单地说，通过这一认证的林场能够保证林木蓄积量良性增加，每年都有树可砍。从2005年开始，来自友好林业局和其下属工厂的木制产品已经贴上了FSC著名的“树型”标志—这就意味着这一木材来源是“绝对安全”的。
尽管通过FSC认证会牵扯林场的精力，也会带来额外花费(比如购买专家培训等)，但从长远看，这算是一种投资。那些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零售商们会越来越青睐友好林业局这种“绝对安全”的供应商。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通过FSC认证的木制品要价可以高出其他来源的木制品20%到30%。WWF的合作伙伴中有宜家、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国际零售商，他们会在购买时优先考虑FSC认证产品。有了这些大零售商的参与和推动，WWF希望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吸引更多上游的木材商、木器加工厂和林场参与进来，从而达到他们保护森林资源的目的。
WWF，这个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在林业项目上的做法，其实可以概括国内外多数环保组织的行动思路。由于商业活动已经成为人类世界里最普遍的行为，这些跨国NGO无不希望能够借助商业本身的力量，来推动环境保护的发展。他们惯常用的方法是对大公司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督，然后将监测结果对外进行披露引发注意，利用舆论和政府的力量来促使它们做出正确抉择和改变。比如，2012年2月，WWF在自己的网站上呼吁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不要购买产自亚洲浆纸公司(APP)生产的原木纤维卫生纸和其他纸巾产品。
亚洲浆纸公司是总部位于中国的金光集团的子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纸浆和纸业公司之一。这份WWF发布的名为《不要冲走老虎栖息地》的报告说，作为全球第五大纸品生产商，亚洲浆纸公司旗下的Paseo和Livi两个品牌所使用的颜料多源自苏门答腊虎、大象和红毛猩猩等濒危物种的最后栖息地与雨林。
WWF的信息披露之后，美国八家大型零售商BI-LO、Brookshire日杂用品公司、Delhaize集团、Harris Teeter、凯马特、Kroger、SUPERVALU和Weis，在2012年前后都已决定停止销售由APP原木纤维生产的纸巾产品。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消费者通过NGO的宣传能自觉抵制这些产品，自然没有零售商愿意进货，亚洲浆纸公司也会被迫停止毁林，或转而寻求更好的木材来源。通过这种方式，WWF和NGO组织希望最终能用商业自身的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商业活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在这一逻辑下，NGO们得以各展所长。激进的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色和平)是靠强力宣传来引发公众注意的。从1971年建立之初，这个总部在荷兰的环保组织就以使用非暴力方式阻止大气和地下核试验以及公海捕鲸而闻名。他们的行动力也为自己招来了“反发展”、“缺乏科学训练”和“环保原教旨主义者”的非议。但一位长期与他们互通消息的记者告诉我，绿色和平其实是个理性和精明的团体，“很清楚媒体要什么”，他们的成员在内部会认真研究如何有效地使用推特、Facebook这些新出现的媒体。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强大和有效的宣传机器，“他们在传播自己的观点并引发公众注意时，有一套很强的方法论”。
在多数情况下，行为粗暴、言辞偏激不过是绿色和平用来吸引人们眼球的方法，以便引发舆论关注，迫使公司发生改变。WWF看上去比绿色和平温和，那是因为它的专长在于其专业能力：除去利用舆论监督公司的商业行为之外，它更擅长组织科学家、研究机构与公司合作，通过项目试点和大规模推广自己的经验来改变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来自瑞典的宜家由于有欧洲的环保传统，在WWF的合作伙伴中算是积极的。作为中国的试点，友好林业局参加第一期FSC认证时所需的几十万元启动经费就是由宜家公司提供的。
安延在星巴克跟我分手时很认真地对我说，在这个项目上，“友好林业局得到了一纸‘国际通行证’”。
她的这个说法有一部分被我2009年7月的采访证实了。就在周边的小木器加工厂纷纷倒闭之际，友好林业局的木器厂刚和一个以色列零售商谈成了一笔交易：为对方生产3000件婴儿床。因为木器厂的木材有FSC认证并且是宜家的供应商，工厂方面和以色列人的谈判过程异常顺利：对方的采购人员只来看了一次工厂条件，很快就签了约。这个木器厂在过去的10年里也断断续续为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顾客做过代工。但因为在2008年之前，宜家需求旺盛，工厂开足马力也未必能满足它的要求，所以他们的其他外单总量很小，不到销售额的20%，也就是说，这个工厂有80%左右的产能在为宜家服务。
“一半以上的订单来自一个主顾，对任何供应商来说都是危险的，”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温亚利说，“但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木制品行业，恐怕只有少数目光长远的供应商有动力去解决业务结构问题。”
和宜家这样的几乎是唯一的大主顾博弈，木器厂要很费劲才能将毛利控制在10%～15%。10年前，宜家给木器厂开出的一款餐桌的收购价是80美元，那时的桦木原料才200元一立方米。现在原料涨了4倍，达到800元一立方米，宜家的收购价格仅仅提高20多美元。其中工厂还要吞下新劳动法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各种成本。木器厂承认，宜家算是通情达理的主顾，因此双方在10年的价格博弈里各有胜负。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到来，工厂全面让步了。
在这种特殊时期，宜家需要靠降价促销来维持业务。大环境不好，为保证工厂照常运转避免工人流失，在找到来自其他零售商的稳定订单前，木器厂只能咬牙对宜家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将产品的出厂价格下调8%到10%。
在这个时候，从表面看，FSC给林业局带来的好处变得不明显了：因为宜家降价，FSC认证产品不但没有得到国际贸易中的20%的价格增量，林业局还需要做很多额外工作应对认证检查。
到了2010年，当FSC为期5年的认证有效期结束时，宜家的资金赞助即将结束，友好林业局需要自掏腰包参与下一个5年的认证。在我去伊春时，安延和她的同事正在为此担忧，她们不知道友好林业局是否会继续参与这个项目。
安延的判断是友好林业局会继续做下去，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
但这也恰好说明了NGO工作中所特有的某种“脆弱性”。因为金融危机、想节约几万块钱或者仅仅是省点事的诱惑，安延和同事们花了7年时间推广和建立的这个体系可能瞬间崩塌—参与NGO的试点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不能靠行政命令或者强迫。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总是追求“速成”，乐于做出对自己当下有利的选择，但NGO提供的是一种对商业社会短期逐利行为的反思，这就需要参与者有长远的目光。
正如我在伊春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有远见的供应商有可能利用危机去解决自己的单一业务结构问题。宜家订单多的时候，友好林业局的木器厂只能为一个供应商服务。经济危机后，宜家订单逐步减少，木器厂开始利用FSC认证和宜家供应商的优势为自己招揽新生意。木器厂的负责人告诉我，除了那批婴儿床之外，“在这几个月，有不少美国和欧洲采购商找我们谈过生意”。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能多找到几个利润高而且订单稳定的长期客户。”
在2009年7月的那次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在林业局的办公室楼下看到了一段巨大的红松树干，两人勉强可以合抱，三名身强力壮的林业工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很难挪动它。这棵古红松是被风刮倒的。
“看看这棵树，”一位林业局负责人对我说，“人只要用几小时就能将其砍倒，而这棵树长成这样至少需要500年。即使是我们拿来给宜家造桌子使用的桦木，也需要生长30年。”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多半都是在为下一代忙活，”他感叹道，“干(林业)这个工作的人，不能不把眼光放长远。”
这确实是我在以往采访快速发展的商业企业时很难体会到的时间跨度和视角：上市公司季度业绩不佳或稍微出现点风吹草动的负面信息，股票便会应声大跌，经营者需要立即对此做出回应和调整；金融公司为追求短期内的高利润，发明出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互联网领域里每一年都会涌现出大量声称自己创造了新商业模式的公司，也有大量新公司倒闭。
就在整个世界似乎都已踏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时，安延和她的同事却在做着一种脆弱的、慢吞吞的、看起来不会给公司和企业立刻带来现实利益的工作：且不提FSC能否在试点单位取得成功后得到大规模推广，一旦友好或者其他参与试点的林业局退出FSC项目，她们都要从头再来。FSC的周期以5年计算，安延后来从事的农业项目要取得一丁点儿成果也至少需要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农业是少数人类必须服从大自然规律的活动之一，它的规律是亘古不变的：以一年四季为时间单位，有播种才有收获，中间还夹杂着天灾人祸等不可测的因素。
同样，大自然可不管你是否着急，也不管什么华尔街股票上落，人类在短时间内对其造成的损害，可能需要一代或者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补。
转折点
就在我从伊春回来一个半月后，2009年8月18日，我和安延再次碰头。
这次，我们的见面地点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一望无际的大豆田，她的头衔已经变成了荷兰NGO组织禾众基金会(Solidaridad，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联合在一起)中国可持续农业项目负责人。
我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赶上了安延职业生涯里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加上我，安延一共带了四个人去扎兰屯：一个是禾众的同事Ben Zeehandelaar —“负责任的大豆生产圆桌会议”(RTRS)的国际协调员和一位姓顾的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协调员。
Ben Zeehandelaar是个性格温和的高个子荷兰人，工作地点在阿根廷。他代表的这个组织—RTRS是由大豆生产者、加工者、销售商以及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成员包括：重要的大豆出口国巴拉圭、阿根廷、巴西、美国的种植者，还有家乐福等跨国零售商和禾众基金会、WWF等等。后来，被中国豆农视为洪水猛兽的世界四大粮商ABCD：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也加入了该组织。
RTRS一直在南美试图阻止大豆生产者为开发耕地破坏亚马孙热带雨林，或将小农场和土著居民的土地用于生产大豆。2006年，这个组织决定建立一套全球适用的“负责任的大豆”种植、加工和销售的原则与标准，在其成员国家和单位中推广，用来约束大公司的行为，以减少大豆生产和销售对生态环境、小农生计和消费者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开始，RTRS并未想到要让中国参与大豆种植加工标准的制定。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并非大豆生产国，而更像个大豆进口国。1996年中国加入世贸放开大豆市场，这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农产品市场，12年里，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从626万吨猛增到了3744万吨，到我和安延去扎兰屯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一大大豆进口国。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习惯于谈论进口转基因大豆“狼来了”的故事：外资通过收购、参股国内近70%的大型粮油加工企业获得了大豆进口权；低价的进口转基因大豆流入市场，压垮了中国豆农的生计。
Ben Zeehandelaar 对我说：“RTRS本来是想在中国收集有关大豆加工、农民生计和公平贸易方面的数据的。”
安延和禾众为此事找到了大豆产业协会。结果，这个协会告诉她们，中国仍旧有6000万名豆农在种植1.4亿亩左右的大豆。在这些土地上生产出的近1600万吨大豆全部是非转基因品种，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大豆产业协会正在想方设法为这1亿多亩大豆争取生存空间。
于是，禾众促成了RTRS和大豆产业协会的合作：他们要在东北和内蒙古选取种植示范区，收集关于中国豆农使用农药、化肥和耕种的一系列数据，将其归纳形成全球标准中的中国标准；与此同时，禾众也将对示范点的农民提供相应培训，引入先进的农业管理方法。
符合国际种植标准的非转基因大豆会更容易被重视食品质量的欧盟市场所接受，他们给出的收购价往往很高。在我们开始这趟旅行之前，比利时的Alpro公司(该公司只制作和大豆有关的食品)就已经在吉林省建立了一个面积为几百亩的非转基因大豆种植试点。
安延在禾众的做法，与她在WWF时推动中国林场加入FSC标准认证遵循了同一逻辑。但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从一开始就拉住大豆产业协会，而在这次旅行中，我意识到，安延和同事们试图改变的，更多的是人们思考问题和参与变革的方法。
“过去，国内的企业往往在一个国际标准制定时无动于衷，既不积极参与，也不沟通交流，”大豆协会的顾协调员对我说，“一旦标准制定出来，大家才如梦初醒，开始抱怨国际方面忽视中国的利益，而这些原本是我们一开始就该去努力争取的。”
在这趟旅行里，安延、Ben Zeehandelaar以及顾协调员希望能找到合适的田地和合作单位，做中国大豆标准的种植试点。实际上，这一年，他们最终也没能在克东和扎兰屯选中合适的土地—农业是一个一旦错过播种时期就必须再等整整一年的产业。最后，她们在2011年才确定了黑龙江的中储粮北方公司作为合作者，试点田则选在扎兰屯边上的嫩江县，她们也正在鼓励当地最大油脂加工企业九三集团加入实地测试活动。不过这是后话了。
“你们的这个什么什么标准能帮我们今年卖出大豆吗？”在这趟旅行里，这是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就在2009年，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大豆减产已成定局。而在那一年的前4个月，中国累计进口转基因大豆1400万吨。其中作为国产大豆主产区之一的黑龙江省，一季度大豆进口量就达到了44.1万吨，同比去年增长了84.5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步步紧逼，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
安延坦白地回答他们：“短期看，不能。”
我记得，有不少人在听到参与制定这个国际标准要至少几年才能见功效后，往往脸露失望，顾左右而言他。
安延会耐心地告诉对方，在过去的大豆战争中，中国就是输在缺乏战略意识和长远考虑上。2004年前后，四大国际粮商直接或间接控股了国内大量压榨企业，然后他们依靠这些企业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挤垮了中国豆农。
“改变一个人固有的思考方式确实挺难，”安延说，“但从长远看，我们都必须学会参与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
“而且这一切不是不能改变的。在我们做了7年的FSC林业项目里，政府先是观望，后来表现得非常开放和积极。”
也就是在这次旅行里，我首次发现了安延真正的长处。她不仅外语流利，善于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最宝贵的是，她有一种“找对人”的才能—“找对人”才是在中国推动事情前进的关键。安延的长处在于了解中国政府的部门分工和这些部门彼此间的关联，她能在一堆错综复杂的大小机构里为项目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比如说，大豆问题因为涉及WTO的农产品开放，和商务部与农业部都有关系，但安延最后却选择了大豆产业协会作为突破口。而在她后面着手的棉花项目中，却不能照搬和大豆产业协会合作的方法。在中国，棉花产业协会只是一个由各地棉花协会组织起来的比较松散的组织。棉花作为一种战略物资，不归农业部管，而和发改委有关系。安延最后是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找到了一位富于前瞻性的专家杜敏。就像大豆产业协会的负责人把安延带入了“大豆圈”一样，杜敏将安延带入了国内的“棉花圈”，她不但帮安延协调了农业部和发改委的关系，还帮助她在新疆找到了试验点和合作者。
也许是因为国产大豆在进口转基因大豆面前处于弱势，大豆产业协会非常活跃，他们跟有大豆种植的北方各个农业县的官员和各地的豆油中小加工企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大豆是首先和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农业部)的想法也十分开放。
正因为此，我们所到之处，扎兰屯和黑龙江大豆主产区克东县的领导和企业都很重视这次拜访。Ben Zeehandelaar简直被北方人那股豪爽的劝酒劲头吓到了，他悲观地预言说，这次旅行结束后自己“一定会酒精中毒”。接待者们谁也读不出他那个拗口的姓“Zeehandelaar”。酒过三巡后，官员和农民们会自动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改叫他“Ben”。
这个敏感的小伙子很纳闷地问我们，为什么大家在叫他“Ben”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露出极为逗趣的笑容呢？
安延安慰他说，“笨”(Ben)在中文里是老实淳朴的意思。
在不断和政府及企业打了10多年交道以后，安延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并拥有了一种宝贵的视角：你向她描述一个由国外NGO推广或引入的项目，她不但能够理解西方人的思路，也能大致规划出一套如何在中国落地并将其推动起来的方法。她的方法接地气、简单有效而且目标明确。
后来，我在很多出色的NGO成员身上都发现了这种才能。他们中多数人都具有一种“翻译器”和“跨界沟通”的能力，能把国外国内的思路、援助对象和志愿者的诉求巧妙连接起来，既能从NGO的视角出发，也能理解政府的思路。
安延在推动“良好棉花”项目时也用上了这种“翻译器”或者说“跨界沟通”的能力。国际良好棉花协会(BCI)是一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下属的40多个成员单位包含着棉花的生产者、加工者、贸易商、纺织厂、零售商等。他们通过制定一系列标准来确保小农户种植出真正的“良好棉花”。这些标准和指标既包括棉花种植的情况，也包括对化肥、农药、灌溉用水量和雇工生存状况的要求—棉花种植起来非常费水，而小农户在种棉花时不但容易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而且在喷农药时也缺乏必要的防护。
就像宜家在WWF的森林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英国的马莎百货 (Marks&Spencer)、服装零售商H&M、LEVIS、阿迪达斯和耐克等等BCI的成员企业愿意收购符合要求的棉花，以求让更多的棉花种植户和农场采用更好的种植标准，并且得到更好的收益。
安延在2011年和H&M、LEVIS、阿迪达斯以及耐克这样的大企业开了很多次会，以推动他们在新疆的供应商—当地纱厂们加入这个计划。她想借助纱厂和跨国零售商的力量，在新疆，中国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设立“良好棉花”的田间示范点。有了这些试验田，“良好棉花”的概念才能逐步让农户接受。而有了服装零售商的支持和采购许诺，小农户种出的“良好棉花”就能卖出好价钱。
安延后来告诉我说，在2011年一年，为了寻找试点，她去了新疆8趟，“几乎每个月都在出差”。
她花了很多时间给BCI的官员解释中国错综复杂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帮助小农户改善生计。”安延说。目前“良好棉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遍布小农的地区实施起来最为有效。在中国，从理论上说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20世纪80年代政府实施的包产到户让土地分散到农户手中，激发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的生产潜力。在中国的地方上，几乎绝大多数集体所有制的大农场下的土地也是承包给职工个人的。而她的外国同行在计算和考量这个项目能否让小农户受益时，往往打破了头也想不清楚其中的奥妙。
我之所以认为自己赶上了安延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因为她当时决定离开WWF，转而为荷兰的禾众基金会工作。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抉择。WWF是安延NGO工作的起点，2002年，当她进入这个全球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时，她的工作证号码是22号—办公室里一共只有20来号人。在她离开的2009年，这个组织已经扩大到了将近100人。
在WWF的林业项目中工作了6年以后，安延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推广FSC项目，还是去推动后面她做的大豆和棉花的项目—两者都需要一个人竭尽全力，而安延做事总是力求全力以赴。
尽管对WWF有感情，但安延最后还是选择了去禾众基金会做大豆和棉花项目，理由是林业项目在中国涉及更多的是国有林场，而大豆、棉花和她在禾众的搭档马英正在做的茶叶项目都“与小农的生计更为息息相关”。
她在禾众可以尝试着走得比WWF更远。国际NGO通常的做法是依靠跨国公司的力量改变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但这只是点上的改变。最终，他们希望通过试验点和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来推动当地政策的改变。以“良好棉花”为例，宜家和LEVIS每年通过市场行为购买“良好棉花”固然重要，但是让政府看到“良好棉花”的商业前景，从而在扶植棉农的政策上做出倾斜，影响显然更为深远。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棉花种植规定的一系列指标和‘良好棉花’非常类似，”安延说，“一方面，NGO们和跨国公司在埋头苦干，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推自己的标准，如果有人或者组织能在其中将两种语境和要求对接和统一起来，双方都会获益良多。”禾众、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大豆产业协会显然都在扮演这样一种角色。
我不由有点纳闷，安延是北京人，成长环境愉快宽松。我可以发誓她和我一样，从小到大都在城市里生活，对农村十分陌生。她大学上的是北大中文系，学到1995年，还没毕业就去澳大利亚读了3年的国际贸易。
我完全不明白，为小农户服务的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牢牢占据了她的头脑的。
行动的意义
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不少人都在工作到10年左右时，至少有过一次正经八百地考虑要去NGO工作的经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开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与慈善活动或者当义工，更深地被卷入到改变社会和帮助他人的工作中来。我们私下在聊到这类现象时，会半开玩笑地说大概是对方的“中年危机提前到来了”。
我有一位曾经在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她后来和安延一样，选择了进入NGO工作。她对自己心态变化的描述是具有典型性的。“我这十几年都是在给资本家打工，替资本家挣钱，特别没劲，”她对我说，“大概人到了一定岁数，都会想做点对世界和他人有好处的事情吧。”
我的一位记者同行邓飞也说过类似的话。邓飞之前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打拐”行动，解救被拐卖儿童。他和我的这几个朋友一样，都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积累了将近10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并且都在自己之前的岗位上表现出色。但据邓飞说，他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焦虑的时期。他开始怀疑新闻报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是否有效—这也可能是他的自我实现之路进入瓶颈的外在表现。
这就导致邓飞去寻找一些比新闻报道更有效、更直接的工具。最后，他找到了微博，这使得他能够联合各方的力量去做一些改变社会的实事。现在，邓飞正在微博上发起一项免费午餐公益计划，想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吃上热午餐。尽管外界对他的行动也有异议，但在最近的碰面中，我发现他的情绪空前高涨。他摆脱了作为观察者和评论家时的无力感，“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安延本人的经历跟这些积极行动起来的人们大同小异，但更富于有戏剧性。
1999年，她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拿到硕士。在她毕业那年，整个亚洲都因为1998年的金融危机变得十分萧条，但中国却处于互联网热潮(或者说泡沫)的鼎盛时期。那年6月，安延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翻看了一本《财富杂志》，封面文章是“互联网是下一个浪潮”。到了9月，她自己就投身这一浪潮，成了中文网站Chinabyte的一员。
Chinabyte是当年血统最为“高贵”的中文ICP网站，是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建立的，1997年1月15日正式开通。它开通时，后来的三大门户新浪、搜狐和网易还是籍籍无名的小辈。安延一开始是去Chinabyte应聘做市场工作，但中方负责人宫玉国很快发现她是商科出身，头脑清晰也有商业感觉，就调她去BD(Bussiness Development)部门做战略规划和商业计划。
Chinabyte被默多克当成了进入中国的桥头堡。通过它，新闻集团能很好地建立起与中国对应主管部门的对话机制。新闻集团当时投给Chinabyte的合资公司270万美金，占50%的股份。270万美金花完之后新闻集团又向Chinabyte前前后后提供了200多万美金的无息借款。在1999年，安延发现自己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向邓文迪汇报工作—1999年6月，默多克和邓文迪结婚，后者也成为了他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安延当时其实已经错过了Chinabyte的全盛时期：1998年，四通利方的王志东把新浪做成了中文第一门户，中华网在纳斯达克上市。从2000年起，新闻集团决定从互联网撤离转向电视。默多克的小儿子来中国负责星空卫视业务，Chinabyte已经逐步被边缘化了。2001年4月，天极网和ChinaByte合并，之后，包括中方负责人宫玉国在内的大多数员工纷纷离职了。
安延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离开的，她不仅厌倦了默多克家人的“宫廷斗争”，还对太多互联网公司只会在对外宣传上大把烧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早在2000年11月底，纳斯达克跌破2600点大关，从九个月前5132点的历史高位上下跌了近50%，中国互联网的泡沫破碎了。
“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是违反之前我所学到的商业原则的，”安延对我说，“当时中国互联网行业整体气氛太浮躁了。”这导致她再找工作时对互联网公司产生了抵触心理。随后，在2001年年初，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安延加入了WWF。还在澳大利亚念书时，她就看到过WWF在当地组织的保护野生动物活动。她进入WWF时是应聘市场推广人员，这是一个辅助项目组工作的职能部门。
“我一开始的职业规划其实没有那么清楚，”她说，“我当时只是朦胧地觉得正确的做事方式应该是踏踏实实的。”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得她的人生轨迹变得清晰起来。
2002年4月，作为新员工培训的内容之一，安延和一个项目组的同事去了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那里有滇金丝猴的自然保护区。
安延在这里见到了住在保护区周围的藏族人：当地的孩子们需要背着一个星期的干粮走山路去上学；多数居民家徒四壁，缺衣少食。但即便如此，这些淳朴的农户还是满怀感激地尽力款待WWF的工作人员，因为后者给附近的农民带来了土豆的种子，并且修建了公共厕所和沼气池—这是WWF的传统项目，叫作“保护区周边社区替代生计策略”。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居民一般都很贫困。WWF的思路是，与其禁止周边社区居民进入保护区打猎或砍伐，不如转而帮助他们寻找增加收入的项目或改善生活，以减轻对保护区的压力。
“他们杀了一只鸡给我们吃。”无论对安延还是当地人来说，这只鸡都算得上弥足珍贵。
到了晚上，农户们围着火塘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唱歌跳舞，他们的热情淳朴和生活境遇的巨大反差给安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以为这些农户们做些事情，”她说，“我发现这份工作确实是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跟我之前的职场经历截然不同。”
白马雪山这一记忆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安延之后的人生一直回荡着它的余响。从此，她的工作方向跟这些过去从未谋面的小农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安延加入了宜家的林业项目组。“我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份报告是关于林产品贸易的”，虽然当时对林业完全外行，但安延的长处在于有过在企业工作的经验，也善于对商业数据进行分析。
“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安延说，“我不是农业或者林业专家，但我可以和有专业背景知识的人组合起来工作。”她充当的是精力充沛而且干活全力以赴的协调人的角色—在跟H&M、LEVIS、阿迪达斯和耐克这样的企业沟通时，她显得毫无障碍。
关于像安延这样的人和这些跨国NGO们在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一类人(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我们不要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具体项目的成功与否或者项目组织者的能干与否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跨国NGO的组织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全球化的，除去通过具体的项目解决问题之外，他们还为局限在一个区域里的商业活动和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反思视角。
比如，Ben Zeehandelaar和他代表的RTRS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东北帮助中国豆农？在RTRS人的眼里，关于大豆和天气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亚马孙盆地拥有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雨林面积变化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模式。在这一地区，畜牧和大豆产业一直是导致热带森林退化和被滥砍滥伐的主要动因。加上这些年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全球对生物柴油燃料(来自大豆油)和乙醇(来自玉米)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对于农业用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巴西等国家，玉米、甘蔗和大豆的生产都在蚕食亚马孙的热带雨林。
Ben Zeehandelaar 说，NGO组织如此固执地帮助中国保有目前的大豆种植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试图减少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减轻对南美热带雨林的压力”。
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要保留这1.4亿亩非转基因大豆最匪夷所思的观点之一，但仔细想来又合情合理。一些中国企业在为自己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辩护时会说，“我们进口了巴西的阳光和水”。他们的意思是，因为种植这些大豆消耗的是巴西的资源，算下来，中国并没有吃亏。
但RTRS人的视角显然是更为全球化的。Zeehandelaar说，南美热带雨林的消失和退化首先会影响温带农业，越来越多的温带农业地区会受到干旱和天气异常的威胁。在这趟旅行里，我不止一次听到当地人抱怨说，近10年来，在历史上以风调雨顺著称的扎兰屯的气候一直很反常。2009年，这里的春季干旱少雨，市里不得不组织村民打深井抗旱。6月，扎兰屯地区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雨，抗旱变成了防涝。在随之而来的7月，扎兰屯再次陷入了干旱。
我不知道Zeehandelaar的理论能否正确解释扎兰屯这10年来的气候变化，但是，在如今的世界里，一个人或者国家独善其身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小了。人们被全球化的商业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是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长远考虑，另一方面是企业或者政府本能逐利的短线行为，RTRS的成员们，包括大豆生产者、加工者、销售商、金融机构、政府和NGO组织在内，始终都在这两个前提下进行着复杂的博弈。
也有一类人听到这类理论会放声大笑，他们在很多场合不厌其烦地向我指出，气候变暖是那些激进的环境保护组织拿来骗人的鬼话，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权力和金钱的重新洗牌。他们更愿意相信，各国的政客和那些在暗中控制世界的财阀们正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这些国际NGO或多或少都是棋局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这些揣测和质疑并未对安延这样的实干人物产生太大影响。她在禾众最重要的搭档马英正在推动云南茶叶的公平贸易，同时也在为一个参与制定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这是国际供应商用来检验自己供应商工厂的标准之一)的NGO服务，他一直在督促跨国公司的中国供应商改善工人的待遇和生存状况，缩短他们的加班时间。但按照怀疑论者的说法，改善工人待遇也是一个“阴谋”，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跨国公司自己造成的，它们现在站出来谈要解决问题纯属“不安好心”。
马英和很多正为工人争取更好待遇的NGO成员对此的解释是：“无论如何，行动总比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要好。”这也是邓飞做微博“打拐”的基本想法。同样，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只要它有过试图改变工人待遇的尝试，就比破罐破摔一成不变强—世界就是这样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中慢慢被改变的。
但这并不是说，像安延或马英这样的人已经想通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照样有作为普通人的困惑。
首先，作为一个5岁小男孩的母亲，安延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随着项目的铺开，她过去单兵作战的行为必须改变，需要把自己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拿出来跟更多的同事分享。禾众在新疆招聘了5名全职协调员，其中一个人在乌鲁木齐，其余4个人中有两人待在阿克苏，那里集中了大量的纱厂，另外两人则在库尔勒—这些地区都是新疆的主要产棉区，是“良好棉花”可能找到示范点的地方。
2012年5、6月份的时候，安延去乌鲁木齐出差，和驻扎在那里的年轻的全职协调员聊天。女孩直率地对安延说：“我很钦佩你的这种工作精神，但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我想有自己的生活。”
这一说法让安延大吃一惊，因为她这些年都是这么工作过来的。但她也是个性格爽朗、理性和富于反省能力的人。事后，她对我说，“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他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她说得对，”安延说，“即便是我，也不能总是想着工作。”
2012年，安延在通州包了十几亩地，闲暇时，她会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顺便打理这些土地。她的本意是为家人种植没有农药残留的新鲜蔬菜水果，但却忍不住假私济公想种点自己的“良好棉花”。
最后，当地农户阻止了她的这个“疯狂”的举动，我想她的家人应该已经见怪不怪了。农户们认为种植棉花需要覆盖地膜，对土地的伤害性太大了—这一点一被提出，立刻获得了身为NGO成员的安延的认同。
于是她只好全部改种了蔬菜水果和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