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者研究台湾妇运史多半以1971年吕秀莲的“新女性主义”为发端，也有少数学者将台湾妇运上溯至日据时期或检视1950年代党治下的妇女活动，并根据各自的理论架构，建构台湾妇运史。惟这些研究仅着眼于具女性意识的妇运，对由政府或政党动员的妇运不是完全否定便是留白。事实上，回顾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妇运应推及至清末西洋传教士的解缠足言论与兴女学活动。尽管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影响也极其有限，但毋可否认的，揭开台湾妇运的序幕确实是这群外来的男性传教士。在传统礼教束缚的时代，女性既无能力也不懂得如何解放自己，因此这种非女性自主的解放运动值得关注。至于继之而来的，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妇女动员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妇女工作同样有特定的意义。
由于宗教与国家的概念高于女性意识，西洋传教士、日本殖民政府或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标榜这些活动是解放台湾女性的运动，甚至不视之为是妇运；而是就既定的目的和政策从事改造台湾女性的工作。尽管如此，不少台湾女性在这一波波的改造过程中成为新女性，再进一步发动以妇女为主体的台湾妇运。有鉴于此，研究台湾妇运显然应回到历史，从历史中了解台湾妇运的来龙去脉。历史是连续不能中断的，台湾的妇运史也有上承下续的轨道，虽然新时代来临前台湾的妇运是由外国人开启，解严前的妇运是受政党支配，但曾经在这不同阶段受改造的妇女都应被观照，不应置于历史之外，因此，本文拟透过百年来的台湾历史省思这段时期台湾妇运的发展。
一、战前的妇运
战前的台湾妇运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所倡导，即西洋传教士与日本殖民政府。这些外国人将其国内经验带入台湾，并根据各自的来台目的，改造台湾女性。1958年中英法天津条约开放淡水和台南为通商口岸后，西洋传教士开始在台从事传教事业，其中加拿大基督教长老教会传教士马偕 (George Lesile Mackay)发现，向台湾女性传教的阻力是来自台湾溺女婴、缠足与蓄妾等社会陋俗。于是他决定培养台籍的女性传教士，由她们进行传教的工作。11884年，终于有了台湾第一所女学校“淡水女学堂”。其后，英国基督教长老教会也于台南设立“新楼女学校”，并出版《台湾府城教会报》，该报一方面推动女学、提供现代女子教育的课程，另一方面则抨击缠足、倡导男女平等。2但传教士宣扬女权的终极动机是在传教，对台湾的妇运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获得解放的仅是少数教会妇女。
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在日本殖民政府的51年统治下，台湾妇女有了重大转变。殖民政府以同化兼现代化的政策进行改造工作，并从兴女学与戒缠足两方面着手。这期间，台湾知识分子也不时发出关心台湾妇女问题的言论，1920年代到1930年代，因新知识分子的涌现，论域更加广泛，包括婚姻、教育、经济、参政等议题。3这些言论有不少与“同化”政策互为表里，但也有一部分言论受世界妇运思潮及台湾社会运动的影响。经由政策和舆论的激荡，形塑出与台湾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女性。她们不再局限于家庭，走进职场或其它场域，体验多元化的生活。
重要的是，随着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有部分女性自组妇女团体，从事改善女性地位的活动，首开由台湾女性自主的妇运。1925年至1926年间成立的“彰化妇女共励会”和“诸罗妇女协进会”曾透过演讲、定期例会，传递女权思想。惟因经济、能力与理论的不足，这两个团体仅存在一、两年即相继解散，4也有部分妇女依附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和台湾共产党中从事妇运。此外，女性罢工运动也在这时期展开，其中，工厂女工的罢工运动有14件，可惜缺乏工运领袖、再加上组织能力的不足，女子工运并未达到预期的成果。5且不论这类由女性自导或被导的妇运成败，这群由殖民政府刻意建构的新女性，发展出不是殖民政府期待的女性解放运动。因此当1930 年代，殖民政府加强同化政策后，凡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妇运不复存在，续存的仅是与改革社会风俗、提升女性道德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不是出自殖民政府的授意，便是殖民政府的主导。
政府的妇女动员一般是配合战争，但日本殖民政府动员台湾妇女的目的是同化。战前，动员的对象是台湾的上层女性和未婚的知识女性；战后则扩及至一般女性，并利用地方保甲组织将女性与战争紧密结合，要求台湾女性效忠天皇，以“军国之母”、“军国之妻”的角色支持儿子或丈夫出征。 与依附社会运动起浮的妇女团体相较，殖民政府主导的妇女组织明显的能有效的发挥动员力量。
总之，日据时期的台湾妇运是由殖民政府率先倡导，其后乃有台湾男性知识分子与新女性的回应。前者推动的妇运是植基于殖民政府的国家使命，经由改造与动员将台湾女性塑造成日本女国民，而后者倡导的妇运较关心两性平权或女性问题的解决。平心而论，在殖民政府统治下，不仅种族平权未受重视，遑论倡导两性平权。
二、战后的妇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台湾重归中国。为协助政府重建台湾，全岛出现各种社团，台湾妇女也相应组织妇女团体。由于殖民政权不复存在，各界妇女获得新契机，积极投入台湾妇运。不仅有1920年代、1930年代妇运的领导人，也有殖民政府动员下妇女组织的指导员，更有中日战争末期台湾的女抗日志士。她们各凭本领组织妇女团体，1946年年初高雄首先发起全省性妇女组织――台湾妇女协会。
其后各地方妇女会陆续成立，1946年5月，成立了省妇女会，台湾的妇运正式进入高潮。为团结妇女力量，妇女会透过各县市妇女分会传播女权思想，不仅唤醒妇女自觉、鼓动妇女行使政权和保护妇女人格、人权，且呼吁男性理解与协助。7此外，妇女分会也展开各项妇女工作，将关心的对象广及至一般民众。更重要的是，为提升女权，妇女会以实际行动进行废除公娼和争取参政权的工作。这时期，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也在台湾设立分会，1946年，成立新运妇指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该会会员来自全国各省籍妇女。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该会的工作几乎停顿，直到郑毓秀接任，又开始积极活动，还创办《妇女周刊》。
妇运发展期间，倡导女权的言论也在其间酝酿。为使台湾妇女走出殖民时期，女权议题以中国妇运言论为根本，并对台湾妇女问题进行检讨，以发展合于台湾妇女的女权思潮。但因论者多半来自省外，对台湾妇女的观察常流于片面，因此同一问题经常有不同看法，甚至引起论争。8为提高台湾女性的人格和地位，废娼、教育、就业和参政成为当时的重要话题。尽管这时期论者采低调、保守和平衡两性的方式倡导女权，相较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女权思想，此期的女权论较为广泛而深入，同时不时出现不同意见的论争，这是日据时期所未见。
三、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的妇运
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为配合政局的改变，行政制度或组织相应调整或更新，台湾的妇女组织也改弦易辙，不但出现新的领导群，还组织中央级的妇女机构主导台湾妇运。1950年，宋美龄带领女界精英成立「妇联会」，该组织固然庞大，却不是领导台湾妇运的最高机构。1953年成立的中央妇女工作指导会议始为台湾妇运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宋美龄为指导长；不过，该会仅是决策机构，负责实际行政工作的是中央妇女工作会。在政党挂帅的时代，妇工会以上下一贯、纵横联系的工作网络，将国民党的妇女工作深入基层，不仅掌握台湾妇运的方向，且使台湾妇运充满党化色彩，直至1987年7月戒严法废除后始有显著的变化。
针对国民党妇女机构的重新组织，宋美龄于1953年指出，运动是一时的，不能奠定工作的基础，现在组设的妇女工作机构，和运动不同。9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则强调，现在发动妇女发展组织，是以参加复国建国的任务为号召，并从工作表现中增进地位。10这种以妇工取代妇运的说法成为妇运的主轴。1954年妇工会根据国民党订定的妇女工作领导方针，展开各项工作。由于妇工会是女界的领导，妇联会与妇女会也相应强调妇女工作，并以协助国策的推动、达成政党目标、改进社会道德和家庭生活，以及慰问救济军眷和贫民为主要工作方向。此外，造就国民党籍的女性精英投入政治舞台，也是妇工会的重要成就，解严以前，国民党籍的女性当选人占绝大多数。
的确，妇女工作改变了一些妇女的角色地位，但在组织发展、人力动员与思想教育上也相继出现流弊。问题的症结是，此期的妇女活动偏重工作的推展及国民党政策的落实，而不强调两性平等。同时，长期以来，妇工的内容始终一成不变，形塑出的妇女是典型忠党爱国的贤妻良母角色，无法配合现实需求。再加上，1949年以降，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全省戒严，所有的言论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妇女言论也同样受到限制，以统一论调宣导妇女思想。为了反共大业，国巩于家、家庭为社会中心、治家为治国基础的说法，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出现在各种期刊报纸中，主宰着妇女言论。
除妇联会、妇工会与妇女会之外，此期尚有学术文化、外交、职业和社会服务等其它妇女团体，但受戒严法规范，这些团体发挥的空间相当有限。1970年代因台湾经济明显成长，政治、社会也日趋开放，加以受西方女权思潮的影响，出现党治系统外的妇女团体。最早伸出触角的是吕秀莲，她于1971年以敲响「女界钟」的宣导者身份，挑战「无才是德」、「贤妻良母」的论调，呼吁台湾需要妇女运动，并倡导「新女性主义」，以「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为「新女性主义」的中心思想。1976年，吕秀莲又以「拓荒者出版社」的名义成立组织，但受戒严法限制，该社仅成立半年即告解散。
党统外妇女团体的活动自主性较高，呈现另类风貌。相对于「贤妻良母」、「齐家报国」的言论，吕秀莲鼓励女性「走出厨房」的论调确实「骇世惊俗」，但与当时西方的女权论和台湾日后的女权论相较，她的观点并不激进。无论如何，在女性言论一元化的时代，「新女性主义」为女性开启另一扇窗，这些关怀女权的声音成为奠定此后妇运发展的基础。
四、解严前后的妇运
至1980年代，台湾的政治面临重大变革，社会更加开放。尽管解严之前，民间的集会结社仍受到限制，但政府的控制已不若以往严密，因此不断有法外社团藉其它名义产生，并进行各种活动。1982年，李元贞等人以出版刊物《妇女新知》为名义成立杂志社。由于「新知」是根据吕秀莲「女人先做人再做女人」的主张发展妇运，因此该社的走向也在唤醒女性，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社会。
解严前，妇运大体是以「新知」的活动为主体，除透过《妇女新知》期刊广泛介绍和讨论女性主义和妇女问题之外，还着重实际行动，不断利用妇女话题造势或介入国家立法，将台湾妇运带至高潮。1987年1月有妇女团体以「抗议贩卖人口――关怀雏妓」为议题，进行游行，这是台湾女界首次以游行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意见。11此期的妇运团体不仅单独出击且采联线方式相互声援，这与妇运团体间部分理念相同、人脉互迭有关。除此之外，妇运团体也与其它团体串联，因此诉求的内容，包括妇女议题，也涉及对社会或政治现象的回应。在政治运动十分活跃、妇运环境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妇运团体很难避开这种合作关系。
1987年7月政府宣布解严，人民团体法和集会游行法的放宽限制，使自发性妇女团体大幅增加，活动也更加频繁。环观妇运环境的剧变，党治下的妇女团体不得不相应调整措施，国民党在十三全会修正的国民党政纲中，列入五条与妇女相关的条文。12妇工会也因各界要求政党退出党政军界，无法在台湾的妇运中继续执牛耳，该会惟有改变工作方向，力图和妇女需求或社会脉动一致，不再仅从事组训或国际交流等工作。相对于党营的妇女团体，民间妇女团体反倒能迎刃有余的发展，不但伸入校园及工厂，更扩大地缘，纷纷设置分会。13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至1990年代更加显著，台湾妇运因而走向多元领导。
解严后妇女团体仍采室内和街头交互运作的策略，由于更着力于体制的改造以及女性私领域的探讨，妇女团体刻意突破禁忌并利用媒体造势，致使活动方式呈现多样风貌，深受各界注意。这段时期，妇运组织先后针对雏妓问题、妇女工作、选美及色情、教育平等、政治改革与家内平权等政治性议题造势。除关心公领域的议题之外，妇运组织也将触角延伸至性骚扰、性侵犯等私领域。
不仅妇运的发展呈现多元，女权议题也相当宽泛。由于19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社会的快速转型、妇运组织的积极运作、世界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的广泛流传，丰富台湾女权思想的内容，使论题走向多元，一统式的妇女言论几成绝响。随着传播媒体和学术活动逐渐普遍，女权论述不仅发表于期刊报纸，也出现在演讲、座谈会、公听会、研讨会及广播电视节目中。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从1985年起，展开各种论辩，包括女性议题是否应有女性意识、情欲问题以及公娼存废等的讨论。这种多元的论争方式，是台湾学术界的趋势，也是台湾妇运的特色。
此一颠覆父权、强调女性主义的女权思想不仅影响妇女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更成为批判两性不平等制度与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与妇运桴鼓相应，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妇女问题。毋可否认的，女权议题不再是纸上谈兵，决策单位也力求配合，但仍有不少两性平权问题未获改善，因此妇女团体、妇女工作者与女性民意代表等继续不断召开各式研讨会，检讨两性问题，期供决策者参考。这种民间与政府共同关怀两性权益的互动关系，确实为台湾妇运开启新局面。
五、结论
百年来，妇女运动进入台湾历史，与各地的妇女运动一同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妇运的发展与其所处环境息息相关，这段时期台湾经历的三个政权以及政经社会的巨大变局，不但影响台湾妇运的发展，同时建构出台湾妇运的特有型态。妇运的类型大致有自发和被动两种，台湾百年来的妇运便是循着这两种型态交错发展。
戒严令废除后，台湾的妇运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为因应新变局，政府或政党规划的妇运组织不断求变，以合于妇运潮流。惟因这些组织需遵循政策或党纲行事，活动的空间受到限制。相对的，自发性的妇运组织因自主性较高，以颠覆权威、打破禁忌的策略进行妇运，这种现象可谓是台湾妇运史上前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百年间讨论台湾妇女问题的不仅有政府也包括群众，有女性也有男性，但是愈至当代，妇女议题的处理多由女性本身主动出击，论述主题也由公领域进入私领域。
综上所述，百年来无论是何种型态或目的的妇运，均使台湾妇女走出传统，与男性一样以「人」的立场为自己或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服务。这期间固不免有被无意或有意忽视的问题，但为让妇女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妇女运动的策略始终是在不断的修正。
1.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Com.,1896),pp.297-304。
2.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5月），第32-34页。
3.杨翠，＜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以＜台湾民报＞为分析领域（1920-1932）＞，第169-252页。
4.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女子教育＞，第230-231页。
5.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5月），第234、 242-243页。 6.游鉴明，＜受益者抑被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1937-1945）＞，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204-210页。
7.＜台湾妇运三周年＞，《台湾新生报》1948年10月31日，页4。
8.游鉴明，〈当外省人遇到台湾女性：战后台湾报刊中的女性论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7（2005年3月），页165-224。
9.＜中央委员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训词＞，《指导长蒋夫人对妇女训词辑要》（台北，1956年），页61。
10.钱剑秋：《自由中国的妇女》，（台北：妇女社，1956年），页15。
11.梁双莲、顾燕翎：＜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观察＞，收入女性学学会编：《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年》（台北：时报文化，1995年），页125。
12.黄玲娜：＜国民党如何响应另一半人口的声音？写在十三全会之后＞，《妇女新知》75期，1988年8月，页6、8。
13.梁双莲、顾燕翎：＜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观察＞，页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