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社会资源研究所举办了新的一期以童工为议题的Social Drink主题沙龙活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士桢教授分享了她在中国童工领域的工作实践和研究成果。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基于研究报告《你对童工了解多少？》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公民社会组织在童工方面的立场和实践。
陆士桢教授的发言简练，层次清晰，将长期以来不太引人关注的中国童工问题呈现到听众面前。她指出，中国的童工主要分布在手工业、建筑业、城市中早期的保姆队伍、家庭经济如农村的家庭式小作坊等领域，另外，洗车、卖花等行业童工现象也比较普遍。进入到21世纪，政府对童工问题日益重视，采取了系列的措施，加之义务教育法的全面普及，童工现象在有所减少的同时呈现出新的情况，例如，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与犯罪相联系的童工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四川凉山儿童卖到东莞做工等恶性事件，以及将未成年女孩送到不良场所“买处”现象增加。
目前，为应对童工问题，政府出台了系列文件，九部委数次联合行动进行打击，此外妇联、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开展了解救和随后的辅导工作。
陆士桢认为，针对童工问题，我国在立法和执行层面还存在欠缺。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提供的是被动性保护，而非从儿童权利和基本地位的角度，以儿童福利法的形式予以明确。立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儿童观的影响，从儿童教育和政治接班的角度立法，忽略儿童的自我权利和福利。
此外在执法层面，政府开展的打击雇用童工的行动，是从整顿经济秩序的角度，由工商部门牵头进行。但实际上，童工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秩序的范围。陆士桢强调，解救回来的儿童，需要针对不良环境下的阴影进行矫治，面临着回归学校的问题。童工问题不只是社会秩序问题，也是儿童服务问题，应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介入。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加大儿童社会服务组织化的建设，建构一个保护儿童的社会安全网络。
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全球每7名儿童中，就有1名童工。当被问及我国童工的数量情况，陆士桢说，很难有精确的数量统计，绝对数量应该并不少，她曾粗略估算建筑业的童工数量在30万人左右。
李志艳表示，社会资源研究所在译制这个研究报告册的同时，对国内的两个童工案例进行了观察，发现其背后都有黑色的市场链问题。此外还发现，目前国内关注童工问题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非常少，劳工NGO也很少将童工问题纳入自己的工作。李志艳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国童工的数量呈减少趋势，童工问题一般只有在恶性事件暴露后才能受到社会关注；童工问题也有很大的隐蔽性，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进行劳工情况的监测统计，但中国却十分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数据，加之童工话题的敏感性，制约了相关的进展和行动。童工问题在中国缺乏系统的研究和透明度，缺乏系统的应对措施，也使社会对童工问题的反应，严重依赖媒体曝光，触发运动式的整治行动。
日前，社会资源研究所希望进一步在多个层面推动童工工作，如在企业、工厂层面进行童工干预，以集中培训和个案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推动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关注童工问题等。沙龙活动现场发送了社会资源研究所推出的最新译作——《你对童工了解多少？》。该报告译自2009年爱尔兰人道主义组织“关注全球”发展教育工作组的工作成果，简明地阐述了童工的基本概念以及童工与教育、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源研究所致力于从公民社会视角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希望借助报告的发布，引发相关各方对童工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