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县，一阵猛烈的摇晃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向外传递。
此时，香港北角马宝道28号华汇中心十七楼上，香港乐施会正在召开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地震消息传来，在一阵错愕之后，议题立刻转移--应对、筹款、救援。
乐施会当场决定：首先拨款1200万元善款，为灾区购买急需的食品、帐篷、衣物等等。
下午5点21分，一份来自震中--四川青神县的求援邮件发到了乐施会。青神县距离震中汶川100公里，当地遭受到5.5级－6级的地震灾害。这封当地妇联发来的信语气焦灼地说，受灾最重的是100户贫困母亲，其中房屋倒塌27户。“现在还在余震中，她们全部在外搭帐篷露宿，食宿是目前最困难的问题。”
同一时刻，中国本土的NGO组织也在紧急行动起来。黄小鱼--贵州民间NGO组织的活跃分子、贵州和立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执行理事此刻正在街上购物，一阵轻微的摇动后，他看见很多人从高楼里跑出来，满脸惊慌。
晚上6点，他和贵州当地几家主要NGO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他们商议下来，决定开展联合行动进行筹款，并找一辆小车，派两个人的先遣部队，尽快驶向四川灾区，调查当地情况。
当晚7点，中华红十字会决定紧急拨发价值78万元的救灾物资，扶贫基金会也将募捐倡议挂上网站。
次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各类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截至记者发稿前，参与此项联合声明的民间组织已达100多家。
“大家都非常踊跃，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徐小姐告诉记者。
地震发生后，各类NGO以空前高涨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救灾行动中。
NGO联合大行动
“这么大的灾害，如果中国30多万民间组织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不要再存在下去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
“我们已经拿出100万元紧急救援基金。”南京爱德基金会秘书长邱仲辉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有会员于12日晚7点到达成都，和当地合作伙伴成立了一线紧急救援办公室，用这笔钱采购食物、水、卫生医疗和保暖用品等必需物资并开展救援工作。
对中国的民间NGO来说，这样的联合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
今年2月的冰冻灾害面前，贵州的民间NGO组织已经联合起来行动过一次。当时，他们从事故发生到物质发放下去仅仅用了三天不到的时间。“在凌冻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行动起来了，这一次，我们有了上次的经验，肯定动作还要快。”黄小鱼说。
而5月13日一大早，黄小鱼就和贵州当地五家比较大的NGO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他们决定：一，大家分头筹款，购买衣物、食品，为救援做准备；二，派先遣部队开往震中了解情况。
“我们进去已经是三天之后了，我们要派些有心里咨询背景的志愿者进去，帮助灾民平定情绪。”黄小鱼还在筹划下一步的行动。
而在当天上午11点，乐施会媒体总干事段德峰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和民政部备灾司取得联系，正在等待他们的批准和安排”。
徐永光也紧急在当天上午先后致电了十几家民间组织，让他意外而兴奋的是，虽然大家互相没有沟通，但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了各自的救灾行动。
“只要道路打通，我们的人员马上就会奔赴前线。”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联络了其他五家民间组织，工作人员也已经开始了培训工作。
而上述“声明”，除表达了民间组织联合救灾的意愿，还向所有民间组织发出反馈表，全面获取各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行动方式。其中，志愿者服务项下就包括了“救援”、“环保”、“医疗”、“心理咨询”、“教育”等项目。
NGO的力量
“巨灾面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已开始行动。”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饶锦兴对本报记者说。
而在徐永光看来，目前的抗震救灾几乎全部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而灾后重建，则是民间组织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他的理由是，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政府部门的更多精力是投入到全面的公共服务之中。而民间组织最大的功能则在于，可以提供一些特殊的专业领域的服务。“每个民间组织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点。”徐永光说。
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作为一家资助型机构，目前的定位就是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助；北京地球村正在筹建灾后重建的环保志愿者服务队；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除了接受捐赠、给灾区直接提供捐款外，还将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提供心理咨询、教育、妇女儿童保护等方面的专项服务。
饶锦兴也认为，NGO的积极参与，将可以为广大公众参与救灾之中提供更多渠道，更加有组织地推进，可以引导社会力量协助政府的救灾，形成更大的合力。
专家认为，整合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现代应急机制的特点与趋势。
不过，对这些新生的NGO来说，参与救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现在有十多人；贵州和立社会发展研究所，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全部成员不过四人；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这是利用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基础组织成立的志愿者组织，目前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贵州社会建设于乡村治理促进会，今年刚刚成立，等等。眼下，他们尚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今年冰冻灾害的时候，由于发生在贵州本省，企业捐赠比较积极，当时我们比较容易筹款，这次可能难度大一点，我们要做些劝说工作。”黄小鱼用笔敲打着桌子说。
国际救援组织整装待发
5?12汶川地震震惊的不仅是中国，还有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许多国际组织都在最快时间内对中国政府表达出了希望支援和救灾的愿望。
在过去的两天里，本报记者的邮箱里就陆续收到了来自欧盟、法国和联合国等相关驻华机构的新闻邮件。欧盟主席巴罗佐在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信中表示：“欧盟已做好准备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您的工作，我们的人道主义专家正随时待命在必要时候提供帮助。”
法国外交部公报5月13日称：“法国可以从今天起立即向中国灾区人民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特别是国民安全专业救援队伍。”
在5月13日下午16时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回答外媒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难以安排国际救援队伍入境和前往灾区，我们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主动联系”。
“目前主要问题是交通道路受阻，进到灾区非常困难，所以运输和到达灾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振耀说。
“国际NGO的做事方式和政府不一样，可以在救灾的时候互相补充。”国际行动援助组织(Actionaid)成员于晓东5月14日下午对记者说。
国际行动援助是一个公益性国际联盟组织，1972年成立于英国，2004年秘书处迁到南非，并于1998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在40多个国家有分部，国际救灾经验很丰富。
在和记者通电话的时候，于晓东正在云南昆明，晚上搭乘8点的飞机奔赴四川。“本来我们要去缅甸救灾的，但得知汶川发生地震，所以正尝试奔赴那里。”
不过，于晓东表示：“目前这还是以个人名义做的，主要工作是做一些评估，要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地需要什么。”
另一方面，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在陕西和甘肃均已经开展了救援行动，那些地方也受到了强烈的余震，一些地区损失还比较严重。
于晓东说，“我们有一定的自主性，我们的机构不是垂直运作，目前可能以个人名义去救更合适。”
然而，于也提醒，由于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针对群体，“有可能会和地方政府的理念产生一些冲突。”
“政府的运作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大，但不一定对具体情况了解，而NGO是自下而上，比较灵活。”于晓东对记者说，尤其在搜救和救灾情况下，政府派的人员未必对当地的各个村庄地形等情况有精确的了解。
因此，在和时间赛跑的救灾中，NGO的救助对政府的救助行为是一种很好的辅助，起到了补充和平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