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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文采”

  毛泽东《沁园春·雪》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名句。汉武帝得“武”字谥号,自然是因为在军事方面功业显赫,正如清代学者赵翼评价汉武帝时所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然而,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赞语中,却着力宣扬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写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他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着手从事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推奖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施行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其号令文章,焕然而多彩。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也并不过分啊!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

  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叔父辈的长者,为人酷爱读书奏琴,有艺术专好,不喜欢到野外游猎以及竞赛犬马之足的贵族游戏。他组织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淮南鸿烈传》。当时汉武帝也醉心于文学艺术,对于刘安的博学好文多艺,从内心尊重。汉武帝每次回复他的上书,以及致信刘安的时候,都召司马相如等文士帮助润色草稿,吸收他们的意见,修改定稿之后方才发出。起初刘安入朝,献上《淮南鸿烈传》的内篇,汉武帝予以珍藏。又请他为《离骚》作注解,刘安天亮的时候受诏,早餐的时辰就呈上了定稿。他又向汉武帝献上《颂德》和《长安都国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的赋作多达82篇。每次宴会,汉武帝和刘安谈论各种学术和赋颂的创作和欣赏,经常到晚上才能结束。许多人都只知道汉武帝和刘安是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对手,却不了解他们也曾经是有共同爱好的忘年的文学之交。

  《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宋代学者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八写道:汉武帝的作品,“《外戚传》有《伤悼李夫人赋》,《文选》有《秋风辞》,《沟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清代学者沈钦韩指出,《艺文志》所说汉武帝自己创作的两篇赋,就是《伤李夫人》和《秋风辞》。应当注意到,东汉时期成书的《汉书》著录汉武帝所作赋,面对的已经是前代作品,和清代人说乾隆帝诗作不同,不必怀疑记录者有谀美之心。《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

  《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其中“携佳人兮不能忘”,往往又写作“怀佳人兮不能忘”。“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等句,富有深意。《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也有人批评:“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然而其艺术感染力之强,是明显的。唐代诗人李贺《金銅仙人辞汉歌》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澘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诗的第一句即“茂陵刘郎秋风客”。“秋风客”成为汉武帝的代号,正是因为《秋风辞》的缘故。苏轼《过莱州雪后望三山》诗“茂陵秋风客,劝尔麾一杯;帝乡不可期,楚些招归来”句,《安期生》诗“茂陵秋风客,望祀犹蚁蠭;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句,也是同样的例证。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一“飞廉馆瓦”条说到元人王恽就一用汉飞廉馆瓦当制作的砚台写诗,也称汉武帝为“秋风客”:“元王文定恽《秋涧集》有《飞廉馆瓦砚歌》,略云‘刘郎杳杳秋风客,神鸟冥飞忆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门风冽冽’云云。”

  元代学者刘詵《桂隐文集》卷二《夏道存诗序》写道:“诗之为体”,从《诗经》之后,自李陵、苏武《送别河梁》至无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代韦庄和柳宗元为一家,称为“古体”。自汉《柏梁》、《秋风词》逐渐演进到唐代李白和杜甫为一家,称为“歌行”。又说,“古体非笔力遒劲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荡雄杰不能。”这种说法,肯定了汉武帝诗之“才情浩荡雄杰”,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作为“歌行”一体之起源的地位。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记载,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有方士以方术招其神魂,汉武帝只能遥望,更加相思悲感,于是吟叹著名的诗句:“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经有所评价:“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宋代学者叶适《习学记言》卷二三《前汉书列传》则批评这一“汉武伤李夫人诗词”和李延年《佳人》歌以及司马相如词赋等都是一路货,并且以“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相指责。此中所见对待真实情感的不同态度,其实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强烈反差。至于被收入《全汉赋》的唯一一篇汉武帝名下的真正的赋作《李夫人赋》,其中“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等句,以及篇末“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乎哀哉,想魂灵兮”的感叹,感情的真切和文辞的质朴,都值得赞赏。

  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告诉我们,汉武帝可以说是一位历史上少见的富有“文采”的帝王。班固“卓然”“焕焉”云云,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毛泽东词作中所说汉武“略输文采”,则是和“今朝”的“风流人物”相比照,视角有所不同,评价之新异,也是因为站在新时代的文化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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