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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公示是大势所趋

  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党的“十八大”之后,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政府机构改革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改革的切入点。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认为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非常迫切,不能一拖再拖。

  对于大部制改革王长江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对现有权力的重新组合调整,后续还需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梳理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权力边界,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权威。

  他还建议,应该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直接为中央服务,提出未来的改革方向,真的做到顶层设计。

  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拖

  记者:以往中央曾有很多文件约束干部子女腐败等,为什么难以遏制腐败严重的趋势?

  王长江:党组织内部用自己的规范控制腐败,可以治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长远看还是要靠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觉得这表达了一种很好的理念。

  我认为,这个理念有两点值得推广。首先是所有事情从管住权力入手,而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和道德说教。

  第二是真正把权力管住,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的笼子。以往没有制度,从领导干部作风、个人表现角度去要求,腐败就不断反复,难以有效遏制。

  记者:新一届高层到位后,你觉得会大范围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吗?怎么推?

  王长江:官员财产公示是大势所趋,早已是西方国家的既成事实,要当官就必须公示。我们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政府的权力也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用权也必须受到老百姓的约束。

  记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会不会越拖越不利于改革

  王长江:肯定不能拖。财产公示推行有难度,但是一定要推进。目前腐败现象已经被老百姓痛恨到很深的程度,执政党应该当机立断,敢于做出选择,不能受制于瓶瓶罐罐和个人得失,坚决反腐败,得到的将是执政党权威的重新建立。

  要找到一个对执政党整体风险最小的方式。但我不赞成对腐败实行大赦,大赦等于将腐败所得合法化,造成新的不平衡。

  我比较认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你想在政治方面继续有进步,那好,你首先把财产公示出来。你要是有顾虑,你可以不公布,但你也须安于你的职务。又想升官,又想不受约束的时代应该让它一去不复返。

  我认为新领导会逐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推进的速度不好猜测,还要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

  确定政府、社会、市场各自边界

  记者: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你怎么评价大部制改革

  王长江:我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必要的,但仅是改革中的一步。首先,大部制改革可以提高政府效率,目前部门林立、职责交叉、无人负责、推诿扯皮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地步,使政府和党的信任度降低,非改不可。

  但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第三步是政治体制改革,对包括政府、执政党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整个系统进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低效和权威来源问题。老百姓需要渠道去表达,并对权力形成实质性制约。

  记者:大部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次,你认为如何能防止大部制改革后的反复?

  王长江:大部制改革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必须沿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来梳理。比如说大部制改完了之后,就要开始思考转变功能的问题,对政府和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这些问题不理清,对市场和社会还是包办的,那就很可能现在改了,将来某一天又改回去了。

  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

  记者:你对改革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王长江:我们现在改革思路有问题,存在误区。我们把改革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工作,但改革不是常规工作,改革恰恰是要改变常规,因为它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

  改变既有权力配置才叫改革,因为它不合理才要改革。但现实是,我们往往一说改革,就让下面各部门去落实,提出改革方案。事实上,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在改革中削弱自己的权力,而只会把心思放在扩张自己的权力上。在这里我不是说部门有多坏,没有这个价值判断。部门就是部门,他们就是要完成自己职责内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改革也像日常工作一样由部门来主导、落实,改革就必然出现变形。这就是改革思路出了问题。当前特别需要有一个更加超脱部门之上的、统筹改革思路的机构。

  记者:对于这个机构或组织,你有什么建议?会不会走上体改委、发改委的老路?

  王长江:我希望中央能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来统筹改革。要规范这个委员会的职能:第一,它不是体改委,体改委一开始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后来才把政治体制改革也纳入其中一并考虑。第二,它不是发改委,政治体制改革要统筹的对象是包括政府、执政党在内的整个系统,而发改委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我设想改革委员会由执政党来牵头,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学者,超脱于具体权力和利益之外,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思考问题。第二部分是主持过全面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有实践经验,能比较系统地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防止委员会成为各个政府部门代表的大拼盘,成为部门利益交易的场地。第三部分是党外人士,不是现行权力的掌握者,更加超脱。

  这个委员会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负责提出多套方案,供最高层领导选择。决策权在最高领导层。多套方案的模式,可以有效杜绝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往委员会“塞私货”的可能。

  这个委员会也不是要设计一个详尽的、对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适用的方案,而是明确目标,确定原则,划定边界,为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探索提供平台,降低他们的改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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