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终刊于1988年7月1日。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31年总计31.239页。
创刊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
《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红旗》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停刊
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
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红旗情结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 “武”李达重名。 “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
1958年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 《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 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 “三面红旗”
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 “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19期 《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
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
2018年7月4日，习近平致信祝贺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创刊60周年，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祝贺，提出殷切希望。
重要文章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篇文章开始透露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精神。
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文革时期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心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希奇地保持缄默。沉默，被谭震林打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红旗》杂志奉行不卷入原则，对稿件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只得告知中心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果断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实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实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他只得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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