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藏经洞——第17窟。当你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定会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0000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遗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由于何种原因存放的？何时将洞门封住，轻松地抹上泥皮，绘上了壁画？

介绍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王道士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发现

藏经洞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 敦煌莫高窟主持 王道士（王圆箓）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原因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4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2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盗窃

从此，列强国家的文化间谍打着探险考古的幌子，纷纷来到了敦煌盗窃历史文物。几年工夫，一批批价值连城、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以及各种文字的手写本，均流失到了海外。在我国有志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将剩余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为保管。列强国家的文化间谍见敦煌莫高窟能随意带走的文物没有了，便把目标转向了洞窟内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

华尔纳

但是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点也不心疼，是怀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纳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与情形上来讲是与其它各西方盗宝者有所区别。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的搬迁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咀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张大千

这里要提一下张大千，国外强盗掠夺以后的藏经洞，仍有大量壁画，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期间，私自剥落上层壁画以观察历史更久远被覆盖的壁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他本人临摹的作品，笔力萎靡，用色模糊，只是三流作品而已。张大千为满足一己的好奇心，损害文物，为后世唾弃。

形成主要

由于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这个谜便堪称千古之谜。 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

避难说

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这种说法最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

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过石室封闭，免受其害。

还有宋皇佑之后（1049年）说，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均为逃避战乱说。

废弃说

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逃避战乱的说法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珍藏于石室中。为什么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残经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为了避难，而是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书库改造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和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废弃说中。关于避难时为什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藏在石室中的说法显然不对。避难时往往是把所有能藏的东西都收起来，一是来不及收拾，其实，这些好东西可能存放的地方不一样，也可能当时被其他国家借去，也可能被搬运的人路上偷拿下，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残经破卷这个词也显然不对，因为在学术上，这个词是相对词，也就是说，他是相对某个人主观来说，不同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同版本，更何况是一个在敦煌这么复杂的地区。

藏经洞的各种线索及头绪随着时代及科学的发展有的一定的梳理和完善，对于藏经洞未解的秘密，需要按照一定的假设及推理线索进行，这样才极有可能让真相早日大白。

游玩项目

原为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辩的禅窟。洪辩圆寂之后，弟子将禅窟改为影堂 （纪念堂），同时在其中塑造了洪辩的真容像，绘制供养壁画，立《告身碑》 以作纪念。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此窟。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出土，刻本和佛教艺术品，始自东晋，终於宋初， 历时七个世纪。所使用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 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 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