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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如何评价萧让?萧让是个怎样的文人?

《水浒传》中,萧让号称地文星圣手书生,这头衔听上去就知道不简单。当时吴用评价萧让,称他会天下盛行的四家字体,其书法造诣相当的高。那在宋江眼里,萧让又是个怎样的文人呢?其实《水浒传》里的文人也都不尽相同,萧让算是比较理想化的那一类,所以宋江觉得他太天真。但萧让有着自知之明,让他最后还能在蔡太师府中找到一份差事,得以善终,已经算非常不易了。

萧让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曰:假。

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引用一种言论说:“《水浒传》中对萧让的两次特写,都不免于假,救宋江是伪造假书信,赚李应是冒充假知府,都是打出读书人的假幌子的。”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对的。

萧让这个人是吴用的旧相识,但他并非是江湖上的人物,只是吴用要仿制蔡京的书信所以才骗取萧让和金大坚上山。以当时的势头,伪造书信的事情是一定会事发的,萧让和金大坚会受到连累,如果去救他们,成本未免太高,如果不救他们显得梁山没有情义可言。

更何况,一旦事发,萧让、金大坚和戴宗很有可能并案处理,那时候作为受难者的萧让、金大坚和戴宗走到一气,这就会让吴用借用此案加深宋江和戴宗关系的目的落空——横生枝节,反而不美。

萧让在梁山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两件,平时的工作是用不到他的。宋江为他安排的工作是“行文走檄,调兵遣将”,“行文走檄”固然是他的权力,“调兵遣将”不过是上传下达而已,当是梁山的笔杆子。但梁山攻打周边所写的那些公文,实际上也未必会借重萧让的文笔。

而在后来的衍生文学里,萧让的作为也多围绕着一个“假”或者“骗”字,例如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征讨王庆的部分,写萧让有一出“空城计”:

当时,王庆兵围宛州。林冲、花荣已率两万兵马出城迎敌,吕方、郭盛又拨出两万出北门迎敌,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留守,军力只有一万,有一半还是老弱病残。王庆三万大军兵临城下,宛州孤城危在旦夕。

萧让当即决定摆空城计,和三个官员正在城上吃酒为乐。王庆军队犹疑之际,突听得一阵炮响,宛州城楼上旌旗摇曳,敌军大骇,宣赞、郝思文从斜策杀出来,“斩首万余”。陈瓘、侯蒙、罗戬三人“诸各大喜,称赞萧让之妙策,众将之英雄。”

没想到宋江回师后,听河北降将马灵说及此事,宋江惊道:“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所谓“秀才见识”,说到底是文人的见识。按一般粗暴的见解,古代划分成文官和武将,现代的学科划分成文科和理科。古代凡是动笔的都是“文人”,今天只要不做自然实验的都是“文科”。

但这显然是将文人和人文都简化了,实际上,古代所说的“文人”至少包括三种人:书生、学者和政治家。学者一般有底线,讲赤诚,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的;书生大概有些气节和风度,假如这也养不成,那就只有“骗”。

至于在做人、做事的方式上,只有文人的性情和灵活却缺乏政治家的才干、果决和魄力,由着自己的性情乃至情绪行事;政治家的初出,则纯以欺诈为主,当然不只是弄权术,而且需要翻云覆雨的本事,也懂得潜龙勿用,是真正能做大事的。

宋江批评萧让“终是秀才见识”,正是说他理想化、性情化,将胜利寄托在侥幸上,全然没有防范的后果,这种见识当然为政治家所不取。

事实上,正因如此,政治家一向是看不起文人的。北宋固然重文轻武,但重的一向是政治家,而不是书生和诗人。

所以柳永在《鹤冲天》里写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见到柳永参加科考,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只能去“奉旨填词”。

司马光也是看不起文人的,一部《资治通鉴》没有李白,顾炎武评论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至于有宋一朝的学者,像张栻一样得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较少,那些享有大名的如二程、王安石和朱熹在当时都是被人丑化的。

当时的政治家虽然也重文,但重的是文人的书卷气,既不是书生气也不是学者的书呆气。到了《水浒传》作者的年代,文人在尚武的元朝并不得到重视,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激愤之言。明代则有了“文人无行”的说法,文人无用似乎成了定论。

但每一个完善的政权之中,文人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汉武帝豢养东方朔,唐玄宗优养李白,乾隆帝对纪晓岚也是“倡优蓄之”。

唯独宋朝的政治家中精于文学的太多,当时被称作“宰相之才”的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位列后来的“唐宋八大家”,身居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级别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都是文章高手,所以宋仁宗完全不需要优礼柳永等人。

自然的,古代帝王优礼文人不只是粉饰太平的需要,文人的功用至少有以下三个:

第一,文人具有宣传意义。袁绍与曹操相争,将主簿陈琳带在军中,让他写反对曹操的檄文。武则天看见骆宾王所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感叹道:“此人没有得到任用,是宰相的失职。”都是看重文人的宣传功能。

因为政治从来不只是打天下,还有坐江山,也就是争民意、夺民心。在民心之中,知识分子之心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中可能会藏有未来治理天下的人才,必要的宣传是获取这些人加入新政权的关键。另一方面,士为四民之首。自古皇权不下县,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就是传统所谓的乡绅,在基层具有领导作用,吸引了这些人的支持就等于吸引了细民。

第二,文人可以神化统治者。李卓吾认为梁山泊的石碣是吴用授意萧让和金大坚刻出的,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几乎将这件事坐实了。

在《荡寇志》里,萧让和金大坚被捉后供称:“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

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

这其实也是衍生文学强加给萧让的一“骗”,只不过《水浒传》百回本里的萧让只希望骗一两个人,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里萧让只希望骗一个军队,而《荡寇志》里的萧让希望骗到的是梁山泊全伙。如果得了江山,那就要骗天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写本朝史书时都要写自己出生时有“神龙入怀”、附近有“火光冲天”之类,一般愚民有信他的,那就加重了他的天命和权威。那些明知是假的人也绝不敢反驳,并非他们笃信这一种鬼话,而是笃信说鬼话的人手中的权力。

所以愚民的迷信和清醒人的奴化其实是一件事,只是一个崇拜于神,一个崇拜于人;崇拜于神的觉得一切都不可解释,崇拜于人的对一切都不敢解释。

所以统治者之爱文人是爱顺从自己的一张嘴。有了这张嘴,社会的问题就可以被随意曲解。如果曲解不成,就可以利用文人转移视线。视线转移不成,那就出现暴力,那就出现对立,要么政权被推翻,要么反抗者去死。因此看出之前文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这个缓冲的方式就是制造舆论。

文人的伎俩大约便是如此了,虽然于政权统治有大益,但在暴力面前便不值一文。萧让之于梁山,正是文人之于暴力,自然格格不入;萧让之于宋江、吴用,正是文人之于权力,当然只是“秀才见识”。

所以真正有识力的秀才要会估量自己的能力,适当参与到政治中,否则自以为高明,敢与最高统治者叫板,至少在政治生命上,一定是死路一条。

萧让离开梁山,来到蔡京门下只当了一个门馆先生,因为大宋王朝已经迷信权力特甚,且舆论的掌控都在当朝宰相、太师们的手里,萧让的才华当然“无所用文”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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