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编年史为何起始于公元前841年?说道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将原因归结于历史资料的缺失。但是小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一种治理历史观念的确立。众所周知，有一种记录历史的文本被称之为编年史，也就是按照时间、年代的顺序将重大历史事件给系统化的记录下来，这当然很科学而明了的历史体例，也称之为纪年。
其中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记录而形成的编年史，就叫正史，或称信史。世界上最早采用这种体例是我们中国编年史，而且一直延续迄今记录了2853年。这件事是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头的。《史记》虽然是从黄帝写起的，但是直到共和元年的公元前841年才给予准确的纪年，此后的史家也依此延续，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也就是说，中国编年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国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为了编订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年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才将中国历史纪年推算到了公元前1300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司马迁坚守着编订纪年必须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原则，而他当时掌握的可靠纪年资料又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仅追溯到700余年前的具体年代，再往前，即夏商周的记载，仅有世系(各个王在位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具体年代。
本来，司马迁认为自黄帝时代以来应该就有历史纪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也是有纪年的;可是他在写《史记》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历史记录不全，说法也各不相同，模糊不清，真实的纪年没法确定;只有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纪年才是连贯一致的，可以确定的，于是他只能以此为开头编订纪年。
但是，为什么历史资料会刚巧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记载就模糊不清、说法不同，而偏偏在此后的记载就编年不辍，把每一位帝王的在位、驾崩时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明确记载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认为是战乱和其它各种历史原因将一些历史资料湮灭了的缘故，其实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历史资料的湮灭缺失不可能刚巧只发生在此年之前、而不发生在此年之后。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历史记录本身在此年前后发生了一种带根本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纪年之所以在公元前841年前后出现这样重大的转变，是跟一种记录历史的态度、或者说治史观的确立有很大关系。在此年之前，史官们对于应该怎样记录历史还没有能够确立一种必须坚守的准则，所以有的记录了，有的没有记录，有的这样记录，有的那样记录，因而才出现纪年不连贯和不一致的情况。
有在公元前841年之后，人们才公认史官必须按照年代顺序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儿八经的、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且不管发生了什么大事、不管是什么人干的，这样才得以保证以后的历史都有一致的文字记载，形成连贯可信的纪年和编年正史。
而且我认为这种治史观的得以确立，是跟这一年发生的周召共和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在位的周天子周厉王刚愎自用，行事暴虐。《国语·周语上》有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最终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出奔于彘”，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周召共和”。
在成王、康王统治的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周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采用十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的时候，制订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等.但是，刑罚再严，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反抗。
到了西周第十个王周厉王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了。周厉王宠信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专利”，他们霸占了一切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
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
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自有办法对付。”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
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那批人还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
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
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有一次，召公虎去见厉王，厉王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这回儿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
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
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他，召公虎只好退出。
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厉害，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音zhì,今山西霍县东北)地方才停下来。
国人打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厉王的太子靖逃到召公虎家躲了起来，又围住召公虎家，要召公虎交出太子。召公虎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太子保护了下来。
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怎么办呢。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这可是一件改变了西周一贯奉行的天子一人专政国体的前所未有的大事。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天子的暴虐无道能不能评说?这样的天子能不能赶走?国人能不能这样干?周召共和执政行不行?
这些重大问题不仅会在政治上要经过重大争论才能统一，也必然触动记录历史的史官。这年头发生了这样的事还能不能记录、要不要记录、应该怎么记录?也必然要经过重大争论而形成共识。事实上，当时的史官一定是形成了共识的，而曾经谏厉王弭谤、主张“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召公的态度，也一定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共识。于是大家就都把那年记住，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而且约定以后的纪年就应该这么不间断地写下去。
以后的史家虽然由于自己的风骨和境界不逮、特别是受统治者的钳制难于一以贯之，但毕竟因为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中国编年史得以保存许多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元前841年不仅是中国编年正史、信史的开端，也是一种崇高的治史态度和精神的发轫。中国不仅首创了编年史，也首创了一种普世的史学核心价值和历史精神。
正因此，历史才不容篡改，历史才成为春秋，历史才被人畏惧，我们也才敢奢望历史是人民写的。这种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真理为最高准则的精神，也不止于史家、史学，业已成为所有学人、学界及至所有知识分子、知识界共同尊奉的气节风骨和精神境界，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成为浩荡于神州大地万古不息的中华民族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