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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岁老红军回忆保卫遵义会议时睡觉都不脱军装

15岁参军 在打仗中不断成长

“我15岁参加红军,老家在江西兴国县……”王道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小鬼”。

王老回忆,第一次“放枪”打敌人,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

“见到敌人就开枪,打没打到敌人都说不清楚。”说起自己的战斗经历,老人似乎又回到了战火硝烟的年代。仅在五次反围剿中,王道金身经20余场战斗,两负枪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向西转移,开始长征。”此时,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一名侦察排长。身为湘江战役先头部队的一员,提起当时的激烈战斗,王老的记忆清晰无比。“湘江战役时,因为侦察不太精确,加上湘江水急浪大,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空中还有飞机轰炸,战斗相当惨烈。”

“当时是寒冬腊月,红军指战员们大多只穿着两件单衣,衣服湿了,冰冷刺骨……”王老语气有些激动,突然间开始猛烈咳嗽起来。喝了几口水又休息了一会后,王老才继续他的讲述。

在湘江的5天5夜激战中,红军8万多人打得只剩下3万,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军覆没,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王道金所在连队的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王道金所带领的侦察排只剩下几个人……

我们负责保卫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到达遵义。对于王道金来说,遵义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时,20岁的王道金成长为红三军团11团的警卫连长,主要负责遵义会议的站岗放哨、保护中央首长们的安全。“1月的遵义天寒地冻,我们的战士就在各个村庄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秆一铺,就地睡了。会议召开几天里,我们负责保卫的人员无法休息,战士们从不脱衣服睡觉,一有情况立即拿起枪出发。”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这些党史上已经讲得很多。他说:“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就像原来的样子,坚持错误路线被动挨打,一次一次地犯错,一次一次地被敌人吃掉,又会多牺牲多少战友?革命还能取得成功吗?”

在长征中,王道金跟随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他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末转业时,他选择来到贵州,从此扎根遵义。

当记者告别时,老人高兴地向记者敬了个军礼。他希望武汉晚报多宣传长征精神,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把红军传统和长征精神传递下去,希望更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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