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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主要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从黄土高原发轫,黄土、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在哺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先天的烙印,就是农业社会和大一统的政府架构,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系。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威胁也成为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一种印记,这些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呈现出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风貌。城邦制的结构随着西周灭亡从中国历史中彻底退潮,而中央集权体系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正式确立,之后一直贯穿了整个华夏历史。此后无论历经多少战乱,主旋律从未变过。

  显然,中国大一统社会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这种自然界的强大威力,不要说个人在其面前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古希腊这样高度文明的文化也是无法抗拒的。然后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中央政府能有效地对全国的财政、民政、行政和军事进行有效管理,必然要求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统一调配。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研究才能有效实施,遑论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便采取了直接建立在自耕农基础上的集权模式。这种模式以简单、均等为主,具体农户的贫富差别等并不被关心,忽略技术细节,以人为的划分架构起表面上的平等。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粗糙,但是却非常实用,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石。

  这一结构从BC395年鲁国的初税亩开始,秦朝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想到,正是这种粗糙的结构,使得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低层次盘旋,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秦朝的完善主要建立在税收制度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的赋税、兵役和徭役,都分摊到每个农户头上,为此必须将农民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以免迁徙等原因增加管理难度,这样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同时开始发端。商业由于带来人口频繁之流动,所以为历朝统治者所不喜。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种“不喜”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它触犯了帝国的基石。正是这样,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进入现代民法最精髓的地方。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制度无疑有着巨大的合理性。汉朝将这个制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准,西汉早期的三个皇帝,都切实关注农民的利益,并且起用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才。通过公元前154年的内战,帝国又解除了中间管理层不听指挥的问题,消除社会发展的隐患。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随着思想观念的统一和道德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建立,整个社会开始体现出强大的合力。王朝之强盛只需要军事行动的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这一大好局面在维持了一百多年后,开始出现后来被视为“怪圈”的周期律。由于官僚制度的僵化和皇室成员素质的降低,导致权力不再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核心,而来自中央的指令也无法被大小官僚们正确落实——何况指令本身也不见得正确,下层的实际情况与宫殿之中的设想完全脱节,国家的管理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系统,这时候,危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王莽的改革虽然提出了很多大胆得令现代人拍案惊奇的举措,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局限和军事战争的失败,使得这一变革草草收场。之后的东汉也只是延续了西汉的故事,并没有制度上的创新之举。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全国各地都陷入战乱,中央军无法保障人民利益,各地的豪强大族就纷纷结社自保,形成实际控制地方的独立政权。这一局面实际导致了中央集权的无效,而修复这一濒临破碎的结构,无论是司马氏家族的精明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都无济于事,只能依靠历史自身的动力来缓慢推动。推动的时间,足足耗费了三百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谓“失落的三个世纪”。

  在这三百年的时间里,历史在西方庄园制度和中国的传统体制之间徘徊。但客观的力量依然是不可抗拒的,一到北魏,中层的贵族力量终于被长期的战争清洗干净,中央政府开始有可能直接管理广大的自耕农,隋朝的建立又使管理组织的结构与下层均等的情况相吻合,这时唐朝便把握了历史中千年不遇的机会,成为亘古未有之大帝国。

  汉唐的兴盛,足以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虽然唐朝依然未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但这一制度至此已经完全确立了成功的地位。这一成功之巨大,即使是五代十国的动乱,也不过延误了54年。宋朝重新以一个兴盛帝国的姿态出现,中国历史开始从辉煌走向辉煌,但其实这时候制度的活力已经消耗殆尽,再也不能推动这个社会一丝一毫的前进。

  王安石变法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次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图以现代金融管制体系为原有的制度补充营养。他虽然没有建立中央银行,但以政府借贷为核心,所起的作用可以类比为发行国债。同时在皇帝的支持下,在大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库房,作为全国战略物资的统配中心,以宏观调控的方法加快商品的流动率,促进经济拉动效应,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

  今天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借贷方法刺激经济,必须要求中央有充足的保证金,需要从上到下的信用体系,需要合理的会计记账方法(中国从未产生过复式记账法),需要有商业法律来保障社会各个阶层的商业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当日的帝国所不具备,虽然作为局部地区的试点可能获得效果,但作为全国范围的推广,其失败是必然的。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可能有如此清楚的判断,所以虽然新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他们也不敢直接决定其不可为。这样一来,变法的历程经过反反复复,前后数十年,废止后又起用,起用后又废止,直到王安石本人去世后20多年,又再一次地被提出,并且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最终落幕,其中之艰难曲折,为世界历史中罕见之景象。变法的反复也导致全国财政的混乱,反映在军事上就是不断的挫折和败退,因此也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懦弱王朝的样本。这一懦弱的性格,无论是寇准的励精图治,还是杨门女将的悲剧性奋斗,或是岳家军的骁勇善战,都无法改变的。

  总而言之,宋朝的改革作为一次社会制度的整体变更,无疑是以失败而收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变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探索历史道路的试验和奋斗。而北宋一百年的变法,虽然从王朝本身的角度看是不成功的,但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试验和奋斗。

  这次变法的失败,导致明清帝国大幅度的退缩。元朝的统治由于民族矛盾而迅速崩溃,但明朝借鉴了宋朝的教训,所有的措施都向内收缩。从朱元璋开始,一切的政令都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技术的革新,而是以维护帝国的平衡为目标,这是世界历史中少有的。而平衡的取得是凭借行政力量对先进地区和先进部门的强制压迫,并非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调节,所以明朝的保守也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奇观。绵延一千多年的帝王封建制度,到了这时,应该已经走到尽头,但这时却出现一个黑色幽默似的情况:没有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它。这样,原有的一切就得到保留,朱元璋作为体制设计者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样一个毫无建树的帝国,其存在的时间,比唐朝还长。

  没落的制度,腐朽的官僚,僵化的管理,混乱的内政。这个王朝和它的制度再也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理由了,但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满清入主中原,竟然给这个制度带来一段回光返照的辉煌。清初的康乾盛世,为众多史学家们所赞叹,甚至通过现代传媒使平民百姓也耳熟能详。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制度衰亡之本质。和其他朝代一样,清朝通过席卷全国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对基层进行管理。随着全国范围内组织结构的重新规划,土地和人口的数据也能够被重新统计,以使其和实际情况相符。凡此种种,都构成了王朝兴盛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繁荣昌盛并不具备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清初的繁荣是由于各种有利条件汇聚而成,显然这些条件是不可重复利用的,当黄金时期过去,历史就开始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王朝既然无法可持续发展,制度的衰亡在经过回光返照的最后辉煌后,也必然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从184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变法的力量来自外部,传统的势力虽然竭力抵抗,却无法抵挡车轮的运转。工业文明强加于中华帝国的痛苦和屈辱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形态终于开始有了多元化的发展。众多的小自耕农成为产业工人,租界也带来了真正的商业规则和法律体系。可以想象,从大一统的制度到多元化的社会,这中间的过程必然充满着无数的辛酸、痛苦、挣扎和血汗,但是没有人可以逃避和退缩。历史的惯性使得传统制度又得以延续三百年,现在,是到了彻底结束它的时候了。

  最后,我们将全文的中心思想做以下的简单归纳,以便于理解:

  一、中国的客观环境要求采取大一统的制度。

  二、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大一统的制度,所以中国采取了一种早熟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直接建立在对广大自耕农的统治上。

  三、为了便于对自耕农实行严格的管理,控制人口的流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制度,并且抑制商业的发展。

  四、缺乏商业化的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平等法权,也无法利用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落后。法制建设的落后,使得民权思想无法得到启蒙和发展,也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无法如同西方社会那般进入民主流程。

  五、缺乏商业的后果,同时还导致商品交换的停滞,使以民用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和运输成为不可能。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落后。

  六、除非将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基础彻底打破,否则中国的状况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但这一过程经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是今天的城市化运动也无法一帆风顺地进行。同时,由于官僚体制的固有弊病,这一变革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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