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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面子”》原文、注释和赏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 “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 “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 “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也说穿了 “今之君子” 的 “面子” 的秘密。

  十月四日。

  【析】 给不给 “面子”,或说某某人“面子”大,它已成相当多的中国人的口头禅了。所以鲁迅说:“‘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由于熟焉不察,人们也就认为它天经地义,不再去想它是否合理。但鲁迅却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其一,所谓上流人士,他们对“面子”看得很重,将它和自己身价联系起来。鲁迅说: “这 ‘脸’ 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 ‘丢脸’,便是 ‘不要脸’。”这种爱面子似乎出于自尊,却又决不是。譬如有些做官的,口头上一再说要廉洁奉公,却趁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按说这贪污行为该是很丢脸的事,是不要脸,可是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相反倒认为这是他们的本事大。至于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了就是失了面子的。可见这“面子”界线是包含着阶级内容的。

  其二,这“要面子”的陈旧观念也浸蚀到下层人民中间去了,并发展为可怕的变态心理。如本文中所举的“三喜子” 为他人送殡因争白衣不遂而大打出手的故事。鲁迅说: “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 而又 ‘不遂’,足见并非亲族,”既如此,为什么“三喜子”竟有失“面子”的愤慨呢?三喜子也说不清,为说不清的事而大动干戈,它实在是一种心理变态。令人担忧的,它竟成了消极的国民性弱点的一种表现了。如“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 ‘有面子’”。这种爱“面子”的心态,在中国自古有之,孟子在《离娄》中所说的“良人”在妻妾面前吹牛,说他在外面如何和那些富贵人家大吃大喝,而实际上是讨乞,便是一例;《裴子语林》中的石崇夸富又是一例;更典型的则是《红楼梦》中的贾府,从老祖母到贾政、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的言谈处事无不膺服“面子”第一。当这种爱“面子”观念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便是鲁迅所说的 “阿Q主义” 了。鲁迅举了两个生动事例,如其中一个:“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 ‘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 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这个小瘪三不是地道的阿Q似自轻自贱吗?有人说,这种爱“面子”是他制他律人格的表现,即他的价值取向完全取决于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看法如何,而不看它的是非曲折。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自己审视问题和保留看法的独立人格。为了保全“面子”,它必然出现在中国很发达的 “文饰”现象。所谓 “文饰”就是“用逻辑证明的方式(尽管错误)来为那些若不用某种方式解释就会引起不安的结果求理由。其类型有两种。(1)酸葡萄心理。即贬低个人渴望得到但又不能获得的东西。(2)甜柠檬心理。即有些本来无明显吸引力的东西,但在获得之后,又尽可能美化颂扬它”。①鲁迅在本文最后所说的“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它不就是一种典型的“文饰”吗!鲁迅深刻地指出,这就是“今之君子”要“面子”的秘密,这种为保全 “面子” 的文饰是可怕的腐蚀剂。

  本文是随笔形式,它以拉家常聊天的方式,因而可以海阔天空,纵意而谈,也因此,文中趣事、趣语所显示的幽默就颇能吸引读者。如在上海,有一些曾被外国人踢了几脚不以为丢“面子”,反倒认为有 “面子”的心理变态时说: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 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 ‘丢脸’ 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它笑中有刺,是地道的鲁迅式的幽默。

  字数:2945

  注释

  ①魏磊《中国人的人格》第174,17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作者:翟大炳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725-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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