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一部重要的私家藏书目录。是陈振孙在江西、福建、浙江做官时搜购、抄录的藏书编成。据记载,在此书编成后的宋代末年曾有传本,但迄今已不可得见;元代有无刻本不见记载,惟抄本残卷流传于世,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明代刻本见于著录的有万历年间武林陈氏刊本,但未见传本;在清代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该书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一本,用木活字汇印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下简称《馆本》)此本一出,福建、苏州、杭州相继刊刻。后来,商务印书馆又先后在《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书中收入了此书。在馆本印行后,卢文绍曾因其有漏误之处起而订正,其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但亦成为残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小蛮、顾美华二人的点校本。该本以馆本为底本,以元抄本,卢校本为主要校本,以《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各史艺文志为参校本,并加以新式标点而成,书后附有有关《直斋书录解题》的提要题识,关于陈振孙的生平与著述和陈振孙本人所撰序跋,并编有书名和著者两种索引,此本可谓自《解题》问世以来最好的本子。
陈振孙(生卒年不详)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出生在孝宗淳熙末年,曾任江西南城县令,福建兴化军通判,端平中任浙西提举,历官至宝章阁待制。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广泛搜集书籍。在兴化军通判任内,曾传抄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和吴氏的藏书。他几乎用了毕生精力从事图书的搜集与《直斋书录解题》的编撰工作。
该书原本56卷,已佚。现通行的本子为22卷的馆阁本,约30万字,共著录图书51180卷。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称经录、史录、子录、集录。四录之下又分53个小类。经录下设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语孟、谶纬、经解、小学10类;史录下设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16类;子录下设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神仙、释氏、兵书、历家、阴阳家、卜筮、形法、医书、音乐、杂艺、类书20类;集录下设楚辞、总集、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文史7类。从类目上看,陈振孙对于史籍和诸子百家的著述比较重视。在类目的设计上,他参考了当时的官修目录和私家藏书目录。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和自己的认识对类目进行增设和调整,例如,他为符合宋代重视孔孟之学的实际情况,设立了语孟类,将《论语》和《孟子》合置其中;为了使类目更合理、每类之书多寡均匀,而设立了起居注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新设或新改的类目,他均写有小序,现在保存下来的小序有语孟类、起居注类、小学类、农家类、阴阳家类、时令类、音乐类、诗集类、章奏类等9篇。在著录内容上也不仅限于记载书名,而是对一书的卷帙多少,撰著人的官职名氏,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都有所论述。如在卷2经录· 书类《石林书传》条下就载有“十卷。尚书左丞吴郡叶梦得少蕴撰,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详。”又如卷1经录。易类《周易口义》一书下记“十三卷。直讲海陵胡瑗翼之撰。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云尔,然杂物撰德,具于中爻、互体未可废也。’南轩之学虽如此,要之,程氏专治文义,不论象数,三家者,文义皆坦明,象数殆于扫除略尽,非特互体也。”此外,陈氏还把传统的目录学和新兴的版本学结合起来,融会到解题中,或记清古书款式和版刻,或说明所得善本书的经过,既记印本,也记抄本、拓本,如卷8史录·杂史类《晋阳事迹杂记》条下云:十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纂,序言四十卷,《唐志》也同。今删为十卷,盖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从莆田李氏借录。……”虽寥寥数语,却使学者受益非浅。
陈氏此书,可说是促进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1,在分类体系上,改进与发展了传统的四部分类的方法,如将《孟子》一书列于经录,和《论语》一起合称“语孟类”;将子录农家类的时令书提出置于史录之中;在子录中恢复阴阳类,从经录中把乐类提出置于子录中,称音乐类等等,而且都写有小序,详细说明改动的原因和目的。
第2,陈氏将目录学与版本学相结合,一改过去那种评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评内容得失的固有传统,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推动了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称“解题叙述诸书源流,册分部居,议论明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绳。”
第3,著录图书宏富,反映了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在收书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解题》收书51180卷,而《馆阁目》仅44486卷),《四库全书总目》在提到本书的参考价值时说:“古书已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
《直斋书录解题》自问世以来,一直受人重视,马端临在编撰《文献通考·经籍考》时,曾以此书为蓝本,由此可见,它的影响是较大的。直至今日,该书仍是我们研究目录学以及研究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