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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原道》原文翻译及赏析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本篇主要论述刘勰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文原于道。“原”是本,“道”是“自然之道”;“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所谓“自然之道”,刘勰是用以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他认为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从物到人,都是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则有其自然形成之美。这种自然美,刘勰叫做“道之文”。从这种观点出发,刘勰主张文学作品应有动人的文采,强调艺术技巧;但又反对当时过分雕琢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因为这样的作品违反了“自然之道”。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的主要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原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文心雕龙原道翻译

  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和天地一起产生,怎么诠释它更为合适呢?从宇宙混沌到天地分判,出现了两块圆玉似的日月,显示出天上光辉灿烂的景象;山河壮阔,来展示大地的相貌。这也许就是大自然所作的文章了吧。抬头就可以看到星光璀璨,低头就可以看到山河逶迤。上下的位置确定后,天地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人与二者互相匹配,成就了天下万物生灵,这就是道家所称的“三才”。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的本心。人都具有思想感情,从而产生出语言来;语言产生之后,就会有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间的规律。

  将文章的理念推广到世间万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有文章可循。龙和凤以美丽的鳞羽,表现出吉祥的征兆;虎和豹以身上的花纹,来呈现英姿。云霞的彩色,比画师的点染还美妙;草木的花朵,也并不依靠匠人来加工点缀。这些都不是外加的装饰,都是自然的文章罢了。还有林木的孔窍因风而发出声响,好像琴瑟和鸣一般;泉流石上激起的音韵,又好像磬钟齐奏一般。所以,形体确立之后自然的文章也就完成了,声音就是文章的词句。就连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那么富有智慧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出现呢?

  人类最早的文章,应当是始于天地分开前的那一团气。深刻地阐明这个微妙的道理的,应该是《易经》中的卦象。伏羲以八卦开头,而孔子以辅助性的《十翼》结尾。而对《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进行解释。可见语言需要文字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如果说伏羲的八卦是因为黄河里的龙马献上了图,大禹制定九畴是因为神龟送来书,那么玉板金字和绿竹赤文又是谁做的呢?也许只有神才会给出这样的启示吧。

  自从古人从鸟爪感悟出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后,文章的作用就开始显露了。炎帝和太皞遗留的事迹,被记载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从追寻。唐虞时代的文章,其文采开始丰富。天子开始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怀和志向;伯益和后稷进谏的意见,也展示了进言的风尚。夏朝兴盛了起来,其业绩非常宏大,各个领域都井井有条,称赞夏朝的功勋和功德。到了商周时期,文采要比之前的质朴风格更加精彩,《雅》和《颂》的出现,使得文章更加文采斐然且日新月异。周文王受难时所作的卦辞和爻辞,其内涵丰富且文采俱佳,意义精深且内涵坚毅。更有周公才华横溢,振兴文王的事业,作诗作颂引导大众的言论和辞藻。直到孔子继承了先圣的遗志,超过了前人的光辉,编定六经,成为先贤文采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潜心陶冶情操,组织修辞,使他的教令就像铃声一样能够收到千里之外民众的响应,他的思想就像是珍珠一样流传千古,发扬了天地的光辉,同时也开启了万世子民的智慧。

  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加以发挥,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他们效法河图和洛书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制定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展各种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边,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没有阻碍,天天可以运用而不觉得贫乏。《周易·系辞》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因为它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原故。

  总结:

  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是精妙的,应根据这种精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古代圣人使这些道理发出光芒,也使伦理道德获得了宣扬。

  这是由于最早有了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洛水里的龟献出了书。因此,在观察天文的同时,也该学习人文来完成教育。

  文心雕龙原道赏析

  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原道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文心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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