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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日本年轻人不爱创业?

昨天晚上,我坐在大排档正在吞咽一个生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大部分内容都跟创业有关。想到此处,不禁悲从中来。

《麻辣日本史》讲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精英的创业史,他们把一个蕞尔小国雕刻成了亚洲第一;《日本商业四百年》更是赤裸裸的创业故事大合集。我像一个裁缝,东拼西凑、东找西寻,在我们这个无比喧嚣浮躁的时代,各国的创业故事都会被人们奉为圭臬。

写完了之后,才开始反过来检点一篇篇文字,看创业者有哪些共同之处。

比如住友财阀的创业者是一个和尚,作为一个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生子,可以清酒鱿鱼,可以富甲天下。他身量纤细,肉薄心窄,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打开财富的箱子,耐心检点,最后写就了住友家训,告诫后世继承者,人要忠信礼义,不求闻达,但得心安。

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

还有松下幸之助,年少困苦,七岁丧父,八岁丧母,九岁街坊邻居俱亡。少年时代开始创业,中年成为日本首富,在二战期间为军部提供过战略物资,险些成了战犯。年轻气盛之后,是老去弥香。老松下幸之助名满天下,常常一个人坐在暗黑的房间里思考人生。他试图构建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下雨打伞,产品成为雨伞一样的东西,那么就成功了。”他是一个世俗哲学家,传播跟鸡汤一样的产品学观念,但影响深远。

当日本商业的故事延伸到现今的时候,创业的味道变淡了。我对那些延续百年、千年的日本老店记忆历久弥新,但也深感随着随着社会越发成熟,经济更加稳定,日本创业的激情正在缓慢消退。二战之后,日本最具创业激情的时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的阶段。

当时,一个个创业偶像横空出世,盛田昭夫和索尼,稻盛和夫和京瓷,进入80年代之后,孙正义力图改变互联网行业的格局,而柳井正开始贩卖休闲服饰,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塑造了优衣库帝国。

从氛围来说,那时候的日本更像今天的中国;而今天的日本,在创业这个层面,则显得落寞而疏远。

卖菜的创业者

有一条新闻报道说,日本有三位大学毕业生,离开自己工作的大公司,奔赴农村种地,他们种草莓、菜瓜,然后把果实卖到城市。一位中国记者采访他们说,为什么不投身到互联网行业去创业,就像马云、雷军和李彦宏那样。

三位大学生各自阐述了他们的理由,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的确能看到日本年轻人不创业,或者不热衷于创业的确有着难以改变的理由。

比如,他们认为,日本的互联网经济已经非常健全了,对GDP的贡献超过3%,很难诞生新的机会。在搜索引擎领域,雅虎和Goolge瓜分了整个世界,多年前,强悍如百度也只能从日本战场铩羽而归。

中国最吸引投资人的创业行当,恐怕就是电子商务了。而在日本,电子商务有着不同的形态。比如,乐天市场自然是一家独大,但他们不靠价格战狙击传统零售业,他们把对用户体验的尊重发挥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来俘获消费者。加上,日本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非常微小,购物不便捷就不是消费者难以忍受的痛点。即使在乡下生活的日本人,他们也能在超市里买到各种商品,他们还把全家一起购物当做某种享受。而电子商务只是作为消费补充而存在。所以,在日本,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产品价格和超市里相差无几。

在国内喧嚣尘上的P2P领域,日本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已经跋涉了10多年,乐天市场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几乎涵盖了各个生活层面,哪还有新的缝隙?

大公司的窘境

在一个成熟的行业内,投资人则显得保守而孤立。在日本,投资人、基金和天使不会轻易解囊,他们更看重一家公司的信誉、创始人的资历,最后才是你的产品是否有趣,能否改变世界。这就让有心创业的人举步维艰。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因为从你跨入大公司门槛的那一天,生活无忧几乎就已经成为宿命。而不进入大公司,除了会受到父母的责难,你的助学贷款(大部分大学生都是靠贷款来完成学业)、旅游贷款、未来的结婚贷款、养娃贷款可能都会成为泡影。

从社会深层次的价值观来分析,日本人一直有着趋同的观念,集体主义被他们奉为圭臬,人们更愿意跟随着大部队行走在平台的大地上,而不愿离群形孤影单地飞向高空。

这种集体主义在上个世纪的确带领日本经济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漫长的失去二十年当中,也让日本逐步丧失创新的灵魂。

冒险者

但社会总和人生一样,复杂得难以阐明。日本社会并非一潭死水,没有微澜。特别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这二十年间,日本人也在不断剥离集体主义的思想束缚,寻找更加健全的自我价值。

当然这种心理变化并不是自发而成的,而是在泡沫经济崩溃,整个经济社会需要重构的过程中诞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大公司也并非永恒的保证,甚至在某些时候转身艰难。

我有一位朋友,在日本松下电器工作多年。他早在2007年就向领导建议,应该进入互联网电视领域,否则,传统电视必然遭到互联网行业的屠戮。但领导给的答复是,现在提这个为时过早。

这位朋友决心自己完成他该完成的使命。他成立了一家公司,率领十人团队开发出了诸如Live Shell这样的互联网设备。Live Shell使用户无需通过电脑便可利用手中的摄像机进行网络流媒体直播。这家公司获了两轮融资,风头日盛。

BSize公司创始人Yagi

另一位年轻创业者叫Keita Yagi,他在几年前离开富士胶片,在东京和富士山之间的小田原成立了BSize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有100多位员工,他们以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设计出精美绝伦的电子消费品。他们的客户包括三井住友银行、本田和雀巢,拥有的资本超过10亿日元,并已在台湾开设第一家海外办事处。但一直到现在,Yagi都从未接受任何投资人的钱,他说:“我希望制造出伟大的产品,造福社会,这和投资人的理念会产生矛盾。”

这句话听来空泛,但我宁愿相信他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日本,有钱人才去创业,那么,既然不缺钱,创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一个宏伟的理想了。

这大抵也是中日两国创业者的不同之处。德鲁克说,大公司常常是一个国家的信仰与承诺的体现。美国那些享誉世界的公司代表的是美国人对公平、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向往。“美国社会是最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从不把物质机构和物质利益视为终极目标,而只是把他们当做实现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

创业的不同路径当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展现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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