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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仁者寿

  

  学府的生活,在我心目中,是有圣意的,因此为自己没有进入过它而感到遗憾。岁月流逝,要补上这一门大约不再可能,我只能从书本上去认识。汪曾祺老所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小说与散文,将流亡中的问学生涯,透出一股奇情浪漫,读书人与荒蛮地都是天真的,各有自己一派风流,也可算是风云际会。比如《跑警报》一篇,那时那地,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将值钱的家财随身携带,一旦警报拉起,就人在物也在。联大师生身无长物,大都是带书本和论文草稿,有一位印度学教授,则是提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箱子里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有人看过其中一两封,评价为:“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读许多书,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沈先生的藏书:“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他读这么些书,上课却从不掉书袋,他只说自己的话,而且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汪老说:“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可是,众所周知,汪老受沈先生影响是很深的。大约这就是学府的方式,从中学习的,不是知识,那种告诉你,你就知道,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的,现成的概念。而是正好反过来,告诉你的,你未必就知道,不言声的,或许你却心知肚明。文章中,写到沈先生谈天,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我羡慕的不止是学问的本身,还是学问中人所过的这一种文雅、精致的生活。宗璞先生的,流亡大学题材的小说《东藏记》里面,对国难中的读书人,用了四个字形容:弦歌不辍,呈出这雅致里的坚韧。这样的生活是由学问积养而成,倘能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与经验的量,都将增加扩充,使我们加倍享受生命。

  

  有一位本行自然科学的散文家陈之藩教授,曾作一篇演讲稿,题目为《谈风格》,其中一节,谈到剑桥北边的一条小河,水清可鉴人,照出岸上的小紫花,朋友问他作何想时,他答道:“我哪里会想什么?我即使想得出来,也说不出来,我现在想的是袁枚的诗:临水种花知有意,一花化作两枝看!”读书人眼里的世界,就可娟丽至此。和陈先生夫妇一同喝茶,谈到读书,我抱怨英文原版难读,看不下去,陈先生却痛心疾首道:有什么书会是看不下去的啊!听了又感动又惭愧,知道他不是励志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生活,这生活是绝不可能不好的。但到底不是人人可享用的了,要看福份的厚薄。宗璞先生做了眼科手术,视力略有进步,写信报喜,方才有一只喜鹊从窗前过去,看见了尾巴长长的影。且是淡水墨的写意画。在他们是随意淡然地看,一般人却是看不见的,就好比是仙俗之隔,旁人哪里知得道其中的快乐。多年前,看电视节目,访问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记者看他老人家生活清苦简单,终年埋头故纸堆,怜惜地说道:看您老如此生活,我们挺心疼的。季羡林老立即回答:不心疼,不心疼!婉拒了同情。如季羡林先生们的乐趣,倘若没有几十年的学业修炼,是很难从中分一瓢饮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杂志,“启思教学通讯”上,有专访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教授的记录,其间谈到幼年时,家中长辈要他们背诵诗文,必平仄发音都精准,终成吟唱,熟透之后,自然而然就也会写诗。这里讲的是童子功,经过刻苦抑或单调的磨练,抵达优美的境界,用今天人的话说,也就是异度空间。我想象,学府大约还是这样的,学问的习艺所。

  

  然而,切莫因是俗常之外的学问世界,就以为同现实社会隔绝,不相与往来,否则,如何解释研究诗经、楚辞、周易、庄子、唐诗的闻一多,亦会写出“有两个字不能说,说出口就是祸,那就是,中国”这样激烈的战士式诗句?他一边在课堂上讲“宫体诗的自赎”,一边公开集会号召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最后死于暗杀。再又如何解释,写下《荷塘月色》,以清丽绵长著称的朱自清,会因拒绝接受美国面粉,贫病逝世!中国的,生于十九与二十世纪首尾,政体、文化、思想、情感,都处在遗产交割与创新时节的学人们,象牙塔不再是护身塔,同时,象牙塔内的养精蓄锐,更使他们具有明鉴的目光,而能择善,循光明行走。他们看上去是在故纸堆里,其实,哪一个不在蹈出新路?读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实是遗憾自己不能坐进闻先生的课堂,亲耳聆听。我无缘与他们见面,大约,我最与接近的一位,便是徐中玉先生了。

  

  因徐中玉先生曾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这一节,我才与先生能够较为贴近地接触。我无幸做徐先生的学生,徐先生的学校于我亦是神圣的,有几回,在校园里走过,湖面上吹来风,携了柳丝,有金属的嚓音,就像塔角上的风铃。我也不大敢与徐先生多话,话什么呢?徐先生一定会嫌我浅显无趣。先生的阅历,学衔,成就,我虽然了解,但也都是从文字上看来。我与徐先生的接触,又大多是在会议和宾宴上,听到的且是一些客套的寒暄,而我的印象是,徐先生其实并不擅长作这类辞令。记得那是徐先生刚上任作协主席不久,作协招待外宾晚宴,徐先生自然是主人,自然要说一篇欢迎辞,具体说的什么一点不记得了,记得的是,徐先生说得无限的长,长得举杯的手都酸了,耳朵也疲乏了。徐先生大约是想把所有的,他以为热情有礼的话都说出来,就带了几桌宾客,立在那里,一径往下说。终于说完了,他侧过头,对边上的徐俊西老师征询道:这样行吗?这一刻,徐先生显得特别天真,特别像一个谦虚用功的小学生,在向老师交作业。对他的职务,徐先生是认真负责的,但这并不妨碍在先生的内里,保持着自由的性情。有一回,我与徐先生一同去法国驻沪领事馆,参加法国国庆日的酒会。法国国庆日正在盛夏,领事馆地方不大,虽然开足了冷气,可架不住人多,通向花园的落地窗又敞开着,餐台上锅开鼎沸,大家为礼貌起见,都穿了正装,热得可以。忍不住地,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乱奔一气。陡进屋内觉着一凉,转眼间又气闷起来,就往外投去。外面虽然有风,可却溽热,还有蚊子,于是,再投进室内。这样的酒会,其实是虚应差事,人是多,却是泛泛之交,话也多,亦多是虚浮的话。只等人家的国歌奏完,我们这方贺辞道毕,然后吃些东西,磨蹭掉些时间,就可陆续走人。我因怕与徐先生走失,到时候搭不上车回家,所以一路紧跟,跟到花园的一角,忽见徐先生从腰后拔出一柄折扇,“哗”一声打开,顿时,清风袭来。满庭满宇的红男绿女中间,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侠,乘神雕而降。

  

  徐先生从作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去之后,并不觉着他远了,而是越来越近。每回作协活动,无论大小轻重,凡请到他,他必到,同行的还有钱谷融先生。有了这两位的到场,活动的气氛自会变得有足轻重。他们总是不多言,又总是必发言,不是敷衍,而是认真作了准备,甚有几次,还写成书面。徐先生思想敏锐,观点鲜明,保持着对现实的批评精神,毫没有因自身遭际的负气,是出于对世事的热心肠。我们私下里说,有了他们真是好,作家协会就好像有了父亲。他们提拔着我们这些根基浅薄的后辈,接上传统的断茬,使我们不致遇风便折。两位先生都显得后生,钱先生是鹤发童颜的一种,徐先生则是硬朗挺拔。他本是瘦面长身,壮年时应有玉树临风之姿,如今这棵树是苍劲之势。他们的健康与长寿,是出自于清明的心地,澄澈安宁,波澜不惊,从多变的时日里走出,抵达恒常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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