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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一行当要警惕

  

  石扉客先生转茉莉女士:

  

  谢谢你对拙文提出商榷意见。这是一篇因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编辑约,几天内赶出的急就章,能得到读者注意,并且提出商榷,首先应该致谢。

  

  你提出的意见,当时慎公两次问我,确实没有这样想过。我写回忆时,只能尊重历史原貌,不敢随自己后来的认识随意增添。这一问题也一直折磨着我,时逾四年,现在考虑这一问题基本观点未变,只是增加了一些视角,更为复杂一些了。我目前的看法,体制是弹性、刚性、塑性,概念上并不重要,关键是事在人为,或许能争取一个和平渐进、逐渐演进的前景,并越过不可逆之端点?但是旧式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甚至越演越烈。是以改革走过这一险区,还是听任旧式革命从后面追上并扑倒改革,到今天还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更要命的是,主动权还是不在我们手里。

  

  至于你所提出的第三种前途,海外心情与国内感受差别很大,在今天大陆境内,如果呼唤革命,最终出现的很可能并不是具有新意义的革命,而是旧式反市场经济革命,义和团加土改运动,将刚刚开始的一点转折毁于一旦。到那时玉石俱焚,历史将又一次走进始料不及的另一个房间,不是革命,而是复辟,如霍梅尼革命代替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这一点,和80年代的东欧大不一样。我这样说,决不意味认同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我也热爱哈维尔,并厌恶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我曾试图写文章,揭示国内知识界的“昆德拉热”和犬儒化之间的联系。但在热爱哈维尔的同时,注意我们现在所处的景况与他所处的捷克80年代形势有大不同,至少他没有遭遇前面是拒绝改革后面是旧式革命的夹击,以东欧历史套裁中国当下,已经捉襟见肘。我们现在逐渐变得与伊朗似,不与东欧同,指出这一点,也许不是多余?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走错房间的历史。我们看看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大部分人在鲁迅和胡适之间做出的革命选择,以及这一选择的历史后果,或许能明白慎公晚年的沉痛。不幸的是,这一历史现在又在国内知识界逐渐重演。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高尚意图”所迷惑,不以这一意图进入历史过程的责任后果为念。在这一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灾变,知识分子的“革命”冲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而这样的冲动,已经融化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中,故而我才再三提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而狼奶的一部分不是别的,还正是一些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并能产生道德自恋的高尚意图。不以百姓苍生的具体生活代价为念,只图满足自己的心理高尚,这几乎是知识分子这一行当的左撇子天性,中国传统文人如此,西方现代教授亦然。这就是时常发生中外左翼文人廉价合唱的道理。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全世界高尚知识界集体向左转,到现在后现代语境,一个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联名上书,就把中国文人唬得一惊一咋,老问题不断回来,新包装则一换再换。我在拙文中再三强调责任论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也不过是这一意思。一方面要有勇气拒绝“昆德拉热”,拒绝那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廉价呻吟,另一方面则还要时时警惕并坚持反刍自己早年的狼奶,一口一口地吐出来,不为自己的高尚理想所诱惑,警惕自己幼时所感染的职业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种正义形式冒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更不是那种用滥了的两分法。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我们是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启蒙,但在做着知识分子的同时,对这一行当有足够的警惕,甚至厌恶,在启蒙的同时培养后一种意识,对知识分子及其观念追求进入历史究竟会发生什么责任后果,能保持一份自戒自惧,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其实是有可能“唤不回”的。慎公已去,他最后十年的心血全在这里。剩下我们能说什么做什么,也还是在这一层面上苦争、苦唤,究竟前景如何,我并不乐观。

  

  再次感谢你的坦率意见.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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