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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日本误判了中国人的忍耐限度

  

   蒋保信:我最近看了一个学者的文章,他说侵略中国是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日本为了不让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增强实力,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黄道炫: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虽然也关注,但不是我的研究重点,也许中日关系的研究者会谈得更加深入。对于抗日战争,我们的视角不宜仅仅停留在中日两个国家之间,如果这样,很多问题恐怕就会被放大。当时,中日国力不对等,中国人觉得日本很重要,但日本未必会觉得中国有那么重要。就像1930年代,共产党觉得蒋介石的国民党很重要,但蒋介石未必会觉得共产党有那么重要。考察中日关系时,我们通常会觉得日本也把中国看得很重要,否则它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实际上,日本未必真的把中国当做一个首要对手。从1880年代以来,俄国是他们的首要敌人,英国和美国也是日本很重要的假想敌,中国和印度只能排在第三层次,是日本所谓需要去改变的对象。这种地位的排序,直接就体现在日本的国策和国防计划里。

   1930年代中期尤其是西安事变后,随着中国政治统一的加强,以及蒋介石备战举措的展开,日本很可能会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走向统一、实力壮大的趋势保持警惕,但这种警惕会不会导致日本改变他们的战略计划,很难做明确的判断,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得不是很多。但就对相关研究的了解而言,我觉得在下这个判断时,还是要有所保留。日本确实是中日战争的挑起者,它想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利益和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的退让,日本的野心会膨胀得越来越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日本有没有一个计划,从"七七事变"开始,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就我看到的材料而言,还不一定能坐实这样的判断。

   蒋保信:在我们中学的历史书上,都是把"七七事变"当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

   黄道炫:这是中日两国互动的结果。为什么呢?日本误判了中国人的忍耐限度,以及蒋介石的抵抗情绪,它以为还能通过压迫的方式在中国获取利益。"西安事变"这一个突发性事件,造成了国共关系的解冻,在某种程度上给蒋介石施加了一种承诺上的压力。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在"七七事变"的时候,已经难以忍让了。其实,蒋介石当时仍然有想退的意思,但日本误判了局势,没给他退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跟日本开战。

   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双方不断磨合,有时甚至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战争因为是双盲的互动,尤其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中日战争应该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蒋保信:假如日本侵略的动作不那么大,再给蒋介石一些空间,他可能还是会继续打压共产党。

   黄道炫:他很可能还会退让。但退让后,采取什么手段对待共产党,倒很难说。从"九一八事件"以后,我对蒋介石的概括是,"一以贯之的抵抗和一以贯之的妥协的相反相成"。至于到底选择抵抗还是妥协,要看日本侵华的强度。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选择权不在蒋介石手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

   蒋保信:我们现在一提到抗战,就都认为它指的是1937-1945这8年,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但另一说,认为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黄道炫:我不太愿意去讨论这样的话题。因为分期的事很难说清,常常是自然形成的。在使用抗战这个名词时,我想95%的中国人所想到的开端,大概都是1937年。70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这样,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既然用战争去界定一个时期,那战争在这个时期当然应该是压倒性的主导事件。在1931-37年之间,主导性的事件是国共的内战,并非抗日战争,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界定为十年内战时期。当然,即使说十年内战也未必准确,但是起码比抗日战争准确。

   对于历史分期,我觉得还是应该由历史学科来界定,不应过于强调其他的考虑。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要求,就把历史的基本判断给抛弃掉,如果这样的话,要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干吗?

   蒋保信:抗战初期,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分别是怎样的?

   黄道炫: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我们都不如日本。就拿钢产量来说,日本有一百多万吨,而中国只有几万吨。在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词是船坚炮利,而造这些东西靠的是钢铁。钢产量是衡量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日的差距至少是十几倍的。其他方面的差距,也都一样。

   从社会层面来说,明治以后,日本的社会组织就比中国的社会组织要更加严密,一旦政治需要,它随时可以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松散的。从民国开始,虽然做了一些权力下探的工作,逐渐完善基层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架构,但很多构想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很难付诸实施。当时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确实跟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征兵都没办法征。国民政府想把募兵制变成义务兵制,准备了十年,从1928年提议要搞,1930年代开始做,但做到1937年以后,效果都很有限。户籍制度就没法建立起来,乡村的控制基本上要靠代理人,国家权力没能直接掌控。如果这个乡村代理人有道德感、为人也清正,这个乡村的秩序可能就比较好。如果那个乡村的代理人是一个贪婪的人,那个乡村可能就很糟糕。这对于建立一个应付现代战争的组织,会带来很大的难题。

   另外,从军人受的训练来说,中国也远远不如日本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对外战争,经过对俄战争、对清战争、武力征服台湾等战事的历练,战斗力非常高。在这方面,中国是没办法跟日本比拟的,国民政府也就通过黄埔军校几个月的训练,培养了一些将领。士兵很多是临时招募的,他们多是为军饷而来,年龄也不受限制,中国的军队里经常有一些三、四十岁的老兵。

   蒋保信: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的兵力是多少?

   黄道炫:常备兵是36万人。但日本有个强大的征召制度,有大批的后备役,这些后备役也分几等,第一等的后备役随时可以集合,变成常备兵。你可以看看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征兵的宣传画。它的兵都是以地域单位征召的,很快就可以集合,开赴前线。

   蒋保信: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兵力要比日本高很多。

   黄道炫:的确如此。但是,日本的那套体系非常有效率,这种效率不光来自于它的组织,也来自于日本人服从的国民性。换在中国,即使有这样的组织,也未必能像日本人做得那么好。在谈中日两国差距时,这话是很伤人的,但你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日本军人的服从精神和奋斗献身精神,在战场上确实能体现出来。

   蒋保信:假如抗战时期,中国有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的部队,战斗力应该也不差。

   黄道炫: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并不能说湘军有多厉害,它对抗太平军还可以,因为太平军是乌合之众。即便如此,其实湘军一开始是打不过太平军的,只是后来慢慢经过历练,实力才壮大起来。并且,太平军后来也未必完全是湘军击败的,而是它自己垮掉的。

   必须得承认,日本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到现在为止仍然如此。如果我们不看到这样的差距,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民族悲情或者民族自大上面,对我们国家不是好事。

   蒋保信:特别是中国现在国力看起来很强大了,表现得很自信了。

   黄道炫:但自信应该来自于对自身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自信。

  

   能跟日本打成持久战,是最好的结果

  

   蒋保信:抗战初期,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主力军,屡战屡败。国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黄道炫:其实整个战争也没有赢过。至于原因,我想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中日之间有全方位的差距。过去我们谈鸦片战争时,总是给中国找一些失败的理由,什么战术使用不当等等。后来茅海建那本《天朝的崩溃》出来,用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不管清朝怎么打,注定是要失败的。找那么多失败的理由,没有意义。中日战争也是这样的,中国面对日本在战场上注定很难取胜,怎么打都是败。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民党自身有问题,但这只是隔靴搔痒,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蒋保信:所以,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如果中国不能持久抵抗,那可能就是亡国了。

   黄道炫:中国跟日本打,能打成持久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们现在认为持久战这个战略很高明,各种各样的人还在争持久战的发明权。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能够想到持久战,一点都不稀奇,这是最乐观的想法,也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思维。所以,所谓持久战的发明权,并不是一个要害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打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方针,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由于中日实力悬殊,假如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介入抗日,中国很可能会被日本灭了。

   黄道炫:这个我倒还真不这么认为。必须得说,由于蒋介石坚韧而持久的抵抗,以及毛泽东敌后战场的开辟,确实给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得日本想要在中国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无法实现。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全力以赴地消灭中国,因为中国战场只是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向而已。假如没有太平洋战争,美国不会那么早地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怎么吊诡地延续下去,确实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最后的结果,肯定还会是日本战败。因为德国最后一定会完蛋,而德国完蛋以后,即使日本不去打美国,美国也会加入到对日战争中来。美国只要能在欧洲战场中腾出手来,它一定会对日本开战。20世纪太平洋的对峙中,日本是美国的一个持久的敌人。我曾经在一次讲演当中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真是疯了。但现在回头一想,日本不疯也没办法,他们大概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与其等着最后被打,不如破釜沉舟先发制人。当然,现在看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仍然是很愚蠢的,如果不这样,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但历史很难假设,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在历史长河中,国民党做了他们那一段可以做的事情

  

   蒋保信: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界讲中国抗战时,都有一种所谓的"史迪威悲情":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的帮助也付诸东流。您怎么评价这种"史迪威悲情"?

   黄道炫:我觉得美国政府很明智,它从来没奢望中国在战场上对日本上形成太大的威胁,这不现实。中国能够拖住日本,就已经是很不简单的贡献了。史迪威是个军人,他的判断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判断,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判断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观感。

史迪威的这个判断肯定是有问题的,尽管他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比如说腐败,比如说有些该做的事情没做到,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并不会优先考虑为国际战争做什么事情。如果把当时的国际战争比作一盘棋局,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枚棋子,中国做了它这枚棋子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就已经尽了它的职责和努力,不能给它太多的批评和苛责。史迪威的使命感很强,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足,

希望中国做得更好,我完全理解他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一点也不排斥甚至很同情他的想法。如果拿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比较,中国政府的表现确实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但这是我们的现实,没办法。我很赞成黄仁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做的一个评判,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只能做他们那一段可以做的事,无法对他们提过高的期望。

  

   国民党经不起抗日战争的消耗

  

   蒋保信:经过8年抗战,国民党似乎被拖垮了。我去年采访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同志,他们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他们的腐败作为完全不得人心。

   黄道炫:我们不是亲历者,确实没有像他们那么明显的感触。有时候,亲历者和非亲历者在面对一个历史事实时,会有不同感受。

   蒋保信:亲历者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做出带有偏颇的判断。

   黄道炫:我有一个感触,我现在快五十岁了,也是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你才二十多岁,你通过史料去解读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你和我的感受肯定不一样。但我很难说,到底你的感受对,还是我的感受对,很难判断。

   蒋保信: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黄道炫: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来说,到底是利还是不利,也很难说。但我们起码可以说,抗战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呈现上升态势,而这正是它从1930年代就一直追求的。

   蒋保信:就是说抗日战争帮助了国民政府实现中央集权。

   黄道炫:这是国民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也不认为这个目标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在此之前,从满清以后,地方势力坐大所带来的后果,到北伐战争胜利后都没有消除掉。地方割据对于国家的发展有阻碍,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在当时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率、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当时追求权威和效率,这是一个有担当的政府必须要做的。因为在当时,你很难想象面对财政、外交、经济独立的地方政府,中央能够放手做一些事情。

   抗战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如果之前的中国是一盘散沙,那抗战确实把中国各民族空前的凝聚起来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然后逐步扩散到民间。在之前,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很难渗入到民众中去,但抗战是一个催化剂,当然也不能过高估计它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它既表现了极权的一面,又表现了开放的一面,对其他政治力量,甚至异己的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建立了国民参政会。抗战使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权威都空前高涨,政令军令空前统一,民族空前凝聚,中国政治也空前开放,这对国民党来说是有利的一面。

   问题是,国民党本身经不起战争的消耗。在战争这种非常态状态下,权力缺乏制约,腐败很容易滋生。比如军队,最高长官说了算,你无法想象不会发生克扣军饷的情况,人性的复杂一定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看过一些材料,不仅仅中国军队有走私活动,日本军队也一样有走私,只是日本军队在走私的同时,一旦战争需要,他们可以马上就集合起来打仗,但中国军队走私就散掉了,这是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的腐化、军队的腐化,使人们看不到希望,民心逐渐衰退,这是执政党不得不承担的后果。

   蒋保信:但这也有可能是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即便没有抗战,它也可能会衰朽。

   黄道炫:但战争会加剧它自身的问题,使问题凸显。如果没有战争,它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控制。如果一些问题能得到控制,也许就会走上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英国在二战中通货膨胀不会比中国低,经济困难可能也不亚于中国,但是它的政治稳定,政治权威被民众接受的程度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当然,即便如此,战争一结束,丘吉尔也马上被赶下台。也许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马上下台就是最好的结果。当然,在中国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只有共产党才能打成持久战

  

   蒋保信:最近《人民日报》发文章说,共产党在抗战中是中流砥柱。那在您看来,共产党都有哪些贡献?

   黄道炫:现在很多人一谈共产党的抗战,就谈它打了什么仗,在战场上做了些什么事。其实,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承担的功能就不一样,敌后战场承担的是牵制、消耗日军的作用,正面战场承担的是正面抵抗日军的作用。既然分出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我们就要知道它们的性质是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谈。

   蒋保信: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歼敌多少,共产党只要完成了它该做的事情,就是对抗战最大的贡献?

   黄道炫:对,这其实是常识。但常识常常不被大家接受,常识常常不能成为常识。

   共产党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敌后战场,并使它长久地存在,坚持打击敌人。前面说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提出了持久战,而在于怎么去打持久战,这确确实实只有共产党这样一个政党才能做得到。有人说共产党在敌后其实就是混日子,如果是混日子,日本人就愿意让你在他的眼皮底下待着?什么都不干,就可以在日本人底下生存下去了吗?有那么容易吗?日本有这么脓包吗?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另一种"抗日神剧",事实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混日子"是怎样的状况呢?是在共产党展现出它的力量以后,日本受到了其他战场的牵制,在华北的力量越来越小,所以日本后来很忌惮共产党,它也知道没办法对付共产党,对共产党的策略是你不来惹我,我也未必非得去惹你。战争双方在这样的状态下,常常会有一种奇妙的对峙。毛泽东经常在报告里讲"有理有利有节",就是说要有节制,对日斗争也要有节制,这是一个战略。

  

   共产党打持久战的“三驾马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共产党打持久战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这三点是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持久抗战的要害,带有一点总体战的味道。其中,平原游击战这个节点非常关键。我大概考察了一下平原游击战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毛泽东知己知彼,他知道以中共的力量,正面对抗日本未必有利,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共的长处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发动群众。所以,一开始毛泽东就希望中共向这方面走,组织打游击战。他最早主张跟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当时的国民党在山西还有正规军,共产党在侧翼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后来太原失陷,毛就提出在山西进行山地游击战,坚持要留在山地,而且一定要给八路军留后路,万一山西被日军占领,八路军要能够回到陕甘宁。从1937年一直到1938年3月底,毛给彭德怀、朱德他们的电报中都在反复强调后路问题,要留住回老家的路,否则就被人家给包饺子包掉了。当然,毛很灵活,尽管坚持山地游击,却又试探性地向平原发展,既窥察形势,也给山地根据地建立前哨阵地。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试探性的出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冀南派了陈再道500人部队过去,几个月后,这五百个人就发展到了三四万人。在华北,1938年4月,彭德怀报告说已经有12万人了。这让毛泽东看到了希望,以前没想到会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才发现原来在敌后的平原地区,还有那么大的空间。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就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5月份开始拿出《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个文本,这两个文本基本上奠定了中共敌后游击战的思路。

   中共就是用游击战的方式,发动民众,发展正规军,打总体战。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总体战是个很现代的事物,其实不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在德国已经成型了。1930年代初,鲁登道夫写了《总体战》,1937年1月张君劢把它翻译成中文,12月份毛泽东就指示郭化若购买这本书。总体战在3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毛在中国比较早地利用了这样一个现代战争的战术,持久战、游击战就是总体战的样板。

  

   共产党有一批愿意为革命献身的“三八式”干部

  

   蒋保信: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是三万多人,到抗战结束之后有多少兵力?

   黄道炫:号称120万,实际上应该也差不多。

   蒋保信:怎么壮大的?

   黄道炫:1938年4月,已经有12万人了,到了1938年底,其实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再经过两年的继续发展,1940年,大概有四五十万人。后来有个回落时期,日军在1940-1942年间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扫荡,这是敌后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人员大幅度萎缩,根据地也大幅度萎缩。那时候真是苦熬。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准备发动"一号作战",大批兵源被抽调。稍晚一点,滇缅战场也开辟了,这对日本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影响。这两个变化使得日军在后方的兵源大幅度减少,几乎减少一半以上,所以这又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国军也有着同样的机会,但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就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兵力一直在萎缩。

   蒋保信: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抓住机会壮大自己?

   黄道炫:我想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高度有效率的组织,党政军民一体化。共产党有一个发展模式,它到任何一个地方,首先追求的是量的发展,先膨胀起来,先把区块做大,再做精简追求质。并且,共产党培养的中层干部,具有很高的忠诚度,我看中共文件的时候,对这点感受很深。在国民党,很难找到这样一批为了革命事业,真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但共产党却有一大批。一个强大的政党离不开这样的人,否则再好的主张也不会有人去贯彻和实施。所以,共产党的这批人太重要了,抗战时期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干部。他们大多是城市知识分子,是在抗战大潮里面投身到民族革命中来的。他们加入中共的体系里,是要为民族生存而献身的,毛把这批人培养成了民族革命干部。中共当时办了很多学校,抗大、延安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等,延安就办了十几个学校,各个根据地也都办有军政大学分校。光是1937-38年之间,军政大学就培养了一万多人。

   蒋保信:当时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吸收到这样优质的干部呢?

   黄道炫:两个条件让它容易吸收到。第一,共产党是在华北地区活动,而这些人很多都来自平津地区,离得很近。很多人刚开始是没有目标的,走到哪儿算哪儿,有些走到了西安,有些到了武汉。当时国共的统一战线也很重要,因为它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在西安和武汉招学生。当然,战前共产党在平津地区的活动也培养了一批支持者。第二,国民政府当时还是正规办学,上学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到开学季才能进学校。而共产党的学校,可以随时来随时进,这比国民党灵活得多。很多人在大后方没有学校上,而共产党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大批人就通过各种渠道涌到延安去了。一个小小的延安,办了十几个学校,吸纳了几万知识分子。这几万知识分子对于整个共产党素质的提高非常大,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初步熏陶,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基础,在共产党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很多人就在转化成了共产党的忠诚干部。而共产党是很强调献身的,很多人把对共产党事业的忠诚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工作动力比较强。当然,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考核、清洗、淘汰、改造措施,保证党的精神由外在强制内化为自觉接受。

"三八式"干部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干部里最具贯彻力和行动力的一批人。他们的作用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因为他们普遍出生在192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正好退休。1949年以后,中共很多中层干部都是这批人,有技术官僚的特征。

   蒋保信:毛泽东在1944年时写的文章中说"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其实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毛泽东一直特别注意壮大自身的实力。

   黄道炫:非常注意,包括对这些干部的培训,他很强调政治优先的。因为对于毛泽东这些人来说,首先是共产党自身的生存,这很重要;其次他们也对自己很自信,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救国。自信和自利是结合在一起的。

   蒋保信:您刚才说到的这些"三八式"干部这么厉害,我们现在的党建能从中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吗?

   黄道炫:时移世易,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不光中国如此,全球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大家都有信仰,信仰才能发挥作用。但在六七十年代之后,全球都经历了一个信仰崩解的过程,中国后来也一样。

   蒋保信:现在可能只有少数人会受到信仰感召而去做些事情,多数人都是世俗的和功利的。

   黄道炫:很多事情一旦消解掉,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也是人类思想流变的过程,起码,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局已定

  

   蒋保信:抗日战争虽然是一场对日本的战争,但它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的走向,应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黄道炫:我认为是。抗战前夕,共产党一度奄奄一息,但国民党未必就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到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经有了那么军队和地盘,还有那么多装备,我们这时可以明确地判断,国民党已经无法消灭共产党了。在抗战初期,我们说国民党未必能消灭共产党,那是从共产党的生命力角度去说,那时国民党实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已经不具备绝对优势了,想消灭共产党基本上是痴人说梦。

   其实,蒋介石对这种局势也不是完全没有了解,但人是很复杂的动物,尽管感觉到了危机,未必就能做出正确的举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股市涨到5100多点,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危机,但同时又想着后面也许还有机会。即使感觉到危机,但不知道危机会是什么样子,更不会料到它会是一个崩溃性的结果。我记得蒋在1945年底的日记里曾经说,以这样奄奄一息的经济状况,要承担战争,怎么可能?他在日记里,大概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国民党的虚弱,但他完全想象不到这种虚弱,最后会给国民党带来那样的崩溃式的失败。

   另一方面,毛泽东可能也不知道共产党最后的胜利会那么顺利,来得那么快。但是我觉得毛对自己的力量是相当有把握的,他对最后的结果肯定有一个期许。

  

   长征给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革命成功的可能性

  

   蒋保信:如果概括一下的话,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抗日战争为什么会让共产党实力上升如此之快?

   黄道炫:我想还是共产党自身努力的结果。首先是1938年初,在华北抓住了机会。

   蒋保信:抗战给共产党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黄道炫:长征使得共产党从东南地区走到西北地区,意外地使中共在抗战初期处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如果没有长征,共产党一直待在华南地区,它想到敌后去很困难,会受到很多限制。因为长征,共产党到了华北,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控制不了的地区。

   蒋保信:华北可以说是国民党和日军留下的真空地带。

   黄道炫:对。山西战场就有三支力量,中央军、共军、晋绥军。山东和河北,中央军力量更微弱。所以,共产党长征进入西北,再面向华北的时候,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对共产党挑战和机会并存的局面。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长征虽然使得中共必须直接面对日本,但是这种面对,既是挑战,又是机会,总的来说是机会大于挑战。黄河是日苏势力的分界线,而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黄河以西,这又是一个意外。历史有时候是很奇特的。共产党用游击战的方式挺进华北,然后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它抓住了机会,把山地游击战转变为平原游击战,然后在华北迅速地壮大,建设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发展了几十万的军队。这使得共产党跟日本人有了对峙的基础。造就了这样的事实,然后再来跟日本人对抗,底气就不一样了。有件事情很有意思,1938年底,1939年初,周恩来跟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的时候,周恩来就说得很明确,他说河北是我们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拿过来的,你现在想我们手中拿回去,不可能了,底气十足。当然,中共在华北坚持,是艰苦奋斗的结果。聂荣臻谈到敌后游击战时,曾坦率指出:“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聂荣臻此语,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键,游击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松,需要中共一整套政治、军事和社会运作机制支撑。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是否可以假设,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即便不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也不对日作战,但日本到最后也还是会被中国人打败的?

   黄道炫:打败倒也未必。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时候,共产党会遭遇日军更猛烈的蚕食,坚持也是比较难的。当然,就像我不认为国民党能够消灭掉共产党,我也不认为日本人真的能够把共产党消灭掉。但是共产党要想把日本人赶走,这个希望实现起来也太困难了。所以,还会是更加长久的持久战。

  

   中国对二战的贡献,是消耗了日本的实力

  

   蒋保信:从国际上来说,日本侵华战争和法西斯战争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都把抗日战争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后来构建的,还是本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黄道炫:日本和德意的关系,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国与国之间,合纵连横,世界上真正持续的盟友,大概只有英美。两百多年来,英美是持续的盟友,没有互相背叛过。其他国家,像德国、法国、俄国等,阵营不断变化。二战之前,英日曾经是长期的盟友,后来主要因为日美矛盾不断加深,英日才慢慢脱钩。但是英日之间还是有一个亲缘关系,在中国政策上,可以明显看到英国和美国是有区别的,这跟英日之间长期同盟是有关系的。俄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复杂,德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很复杂,日、德、俄曾经有过三国同盟的动议。所以,你很难说,在抗日战争刚爆发时,就存在明确对抗的两大阵营。那是后来随着苏德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美国被迫卷入和德国、日本的战争,所谓的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才真正成型。

   蒋保信:很多日本人都不承认说日本是被中国打败的,只承认是被美国打败的。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黄道炫:这是一场国际战争,参战的每一方都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努力和牺牲,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只不过由于参战者的能力不同,各自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我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是拖住日本日本人本来是要在中国获取战略资源,但最后反而被消耗了很大的实力,这就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对二战的意义是,美国可以腾出手来消灭德国,然后再回过头来打日本。在抗战中,中国确实没有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不是当年的中国所能做到的,我想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自我吹嘘。

   蒋保信:对中国的抗战而言,哪一场战争比较重要、比较关键?

   黄道炫:我觉得哪场战争都不关键。就像我们讲共产党对抗战的作用时,不能只说共产党打死多少日军,我们在讲中国的抗战时,同样也不宜以某一场战争的胜负来谈它的贡献,而应谈从其对整个战场的贡献看,从战略上谈。

  

   中日和解,解铃仍需系铃人

  

   蒋保信: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要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日本那边安倍也还会发表一个讲话。作为一名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您觉得我们中国人该怎样面对抗战这段历史?日本方面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反省?

   黄道炫:解铃仍须系铃人,日本的反省应该是最重要的。日本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上做出的事情,不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能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不反省自己,这个人肯定不会有进步。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做出深切反省,也很难相信这个民族真的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许现在可以很乐观地估计日本难以出现军国主义的复辟,但因为这个民族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必要的反省,我对它还是保持一种静观的态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应有宽大的胸怀。1980年代,日本社会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全民族反省的舆论态势,但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提醒他们要反省,结果反而是颠倒过来了,现在真正反省的人反而少了,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蒋保信:安倍内阁今年想通过一个新安保法案,前段时间有一个民意调查,安倍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十几,安倍就急了,赶紧上电视解释说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从这民调结果来看,还是主张和平的人多,日本是个民主国家,民意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黄道炫:但他们内心的潜台词,还是支持安倍的。人们内心暗藏的东西,在民意调查里可能是看不到的,但在选举出来的结果却能看得到。从理性角度,他们可能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从感性角度,他们的行动未必遵从理性的判断。所以,做调查的时候会这样划圈,选举的时候又那样投票,这中间的变化很有意思。

   我们还是需要思考,中日之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当然,无论如何,日本要负决定性的责任。

   蒋保信:我们督促日本反省、道歉,可能加剧人家的自尊感,加剧中日民族的对立情绪。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个压力也不给他们,他们可能更加不会反省了。

   黄道炫:对,所以一切都很复杂。

   蒋保信: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看到日本承认侵略,日本国家领导人最好能像德国总理一样,下跪道歉。如果他们能这么做,我会对他们有一种敬意。

   黄道炫:如果能够这样,中日之间的坚冰大概就化解了。可惜,事情往往难遂人愿。

   (注:本文删节版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15年第9期,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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