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学者们从成因、影响、诊治等方面研究过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把统计失真归类为“技术性失真”和“非技术性失真”。然而，“非技术性失真”这一概括模糊了若干种统计失真类型的不同特征，掩盖其内在病理。笔者查阅分析了1950年代以来统计部门的工作指导型刊物，研究了统计失真的历史演变，将统计失真划分为技术性失真、利益型失真和政治型失真三种不同类型，并剖析其不同的成因，以期为诊疗统计失真提供新的视角，减少那种“加强统计人员思想教育，提高责任心”之类隔靴搔痒式的处方。
一、技术性失真及其“非技术性原因”
以往的研究谈到统计的技术性失真时，有的称其为“不存在任何利益驱动条件下由某些客观原因所引起的统计数据失真现象”[1]，有的将其界定为“由于统计理论的不完善，统计人员素质不高及统计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等等统计自身缺陷所造成的数字失真”[2]。有的学者专门分析了“主观上无故意过错，非人为故意制造”[3]等原因造成的“非人为水分”。技术性统计失真通常指由于统计人员专业技能差、统计指标设计不合理等纯技术原因导致的统计失真，而非主观上的弄虚作假、有意造假。
在统计工作起步时期出现技术性失真是寻常之事。1950年代，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统计制度还未被完全消化，许多统计工作者不熟悉统计业务，甚至尚不具备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一时期，许多进入统计部门的人坦承自己文化水平低，担心自己无法胜任统计工作。有人初做统计工作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能作统计工作？看见统计工作就头疼。还是考虑别人吧！”[4] 农村的状况就更加糟糕，“有的村文书不会写阿拉伯字码，小数点乱点一气”[5]。在最早开展统计工作的东北地区，东北统计局为了帮助统计人员“扫除心理障碍”，通过机关杂志发表文章鼓气道：“有献身于新民主主义统计工作热忱的同志们，决不要在缺乏数学知识的自卑心理下却步！”[6]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统计的技术性失真是不足为奇的。例如，1957年负责经济管理的国家计委就因为对统计指标理解上的缺陷而算错了工农业的比重这个重大比例数字。[7]
按照常理，统计工作步入正轨后，随着统计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统计人员业务水平的逐步提高，技术性失真应呈下降趋势。然而，事实上技术性失真在当代中国始终存在，而且成了顽症。人们往往将长期存在的技术性失真归因于统计人员缺乏责任心和基层统计队伍不稳定。为什么统计部门缺乏凝聚力呢？为何50年代中期有的统计工作人员“再三要求调动工作，最后甚至坚决表示，如果领导不允许，他就脱离组织，自谋‘前程’。还有个别同志表示，宁愿坐监狱去，也不愿再作统计工作。”[8]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对统计人员个人情绪的剖析，去深入挖掘技术性失真的“非技术性原因”。
笔者认为，技术性失真的“非技术性原因”至少包含以下一些因素。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精确的概念。虽然封建王朝因征兵派役而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但中国是个缺少统计传统的国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都说中国不善于利用数字管理国家。民间对统计的认知也比较落后。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不太注重准确数字的文化仍然非常活跃；“统计统计、三份统计、七分估计”的说法甚为流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建立统计制度理解为“扩大统计的领域来代替过去‘估计’担当的任务”[9]，“有些领导干部还习惯于过去以估计情况来布置工作的方法”[10]。直到现在，农村的“许多统计数字往往是靠村干部拍脑袋、乡镇领导用估计的办法搞出来的[11]”，以致于有人这样评价统计数字，“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
其次，统计部门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它名义上是搜集统计信息的专业部门，但执政党却只把政府统计看作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12]。“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要搞统计，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能靠报表，也不能完全依靠逐级上报，而是要亲自调查研究。”[13] 这种态度说明，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调查研究”意味着实事求是，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正面典型；而统计工作却被视为依靠全面报表来搜集信息，似乎带有“官僚主义”之嫌。于是，一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避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往往就伴随着删减统计报表；而一提倡实是求是，就首先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似乎正规的统计工作所获得的信息还不如随便选几处走访来得可靠。因此，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序列里，统计部门的地位不高，各级统计部门长期由同级计委代管。与此同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经常通过非正规渠道收集信息，例如，保持与地方领导人和亲朋故交的通信，甚至在警卫员回乡时安排他们搜集家乡的相关信息。直至今天，各级统计局仍然是政府序列里的二级局，处于纵向上对下监管无力、横向上协调乏力的地位。由于统计部门的地位低，基层配备统计人员时比较流行的模式是会计兼统计，或者是“配备‘老弱病残’去做统计”[14]，甚至“经常找一些文化水平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干”[15]。而一些统计工作者以“一把算盘一支笔，算来算去没出息”[16]自嘲，则反映了行政机关内对统计地位低的真切感受。
再次，统计部门培养职业精神面临种种约束。“职业精神”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职业、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的精神。职业精神的生成是部门正规化、制度化的体现，是认真执行技术准则的结果。但是，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的政府统计被打上了“政治挂帅”的烙印，“阶级性”和“党性”的要求成为优先于技术标准的统计准则，统计部门里长期排斥数理统计和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此外，统计数字经常被中央的需要和地方利益所左右，时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口号下强调为国家服务，时而在“反对脱离实际”的口号下重视地方需要。虽然正式的制度安排要求统计工作者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但坚持原则的统计工作者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遭受各种打击报复，以致有人用“子规啼血”来描述统计工作者坚持原则的遭遇[17]。结果基层统计工作者往往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工作准则：“我们的饭碗是领导给的，我们的工作就要为领导做；领导要做什么，我们就统计什么；领导想要贴什么‘金’，我们就要塑什么‘数’。”[18] 于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潜规则代替了统计制度的正当要求，政治和利益至上的原则压倒了统计的技术准则。
二、政治性失真
政治性失真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动员和合法性论证等目的，从内容、制度和方法等方面对统计工作的策略性控制，从而制度化地使统计数字偏离客观事实的一种统计失真。简言之，政治性失真就是政治利用统计的结果，统计从“信息技术”被改造成“权力技术”，统计规则被意识形态所取代，统计数字的客观真实性被政治正确性所取代。从统计数据质量的角度衡量，政治型失真与其他类型的失真没有本质的差别，同样表现为偏离真实。这一类型的统计失真以“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为典型。
本来，政府统计工作的基本角色是“信息”的采集提供者，是一个技术型部门，其基本运行规则是“用数字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应该保持“理性─技术至上”的原则。不幸的是，统计工作还被赋予合法性建构和政治动员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有时作为“潜规则”影响着统计的整体功能和运行机制，有时则表现为毫不讳言的“显功能”。毛泽东说过：“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9] 若套用马列主义辩证法的话语，统计工作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武器，更是改造世界的武器；而且，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按照这一理解，统计工作不能满足于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还要能动地反映客观规律：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只是完成任务的开始，如果“脱离政治”而坚持“技术标准”，那就是单纯的“为统计而统计”，“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没有阶级观点、没有党性”；统计产品的质量如何，不能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衡量，而必须坚持“政治挂帅”，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发挥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作用，因此要宣传成绩，要动员人民，更要反映客观发展规律。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1958年10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上对统计工作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如何体现客观规律有一段精彩的讲话：“譬如有十个炉子炼铁，其中一个成功，九个失败了，从我们统计角度出发，就认为是失败了，这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东西，是形式逻辑的看法。辩证法的看法则是：一个炉子成功，就说明成功是可能的，只要推广成功的经验，就可能使大家成功。所以一个炉子成功，也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已找到了成功的道路。”[20]
在政治与技术的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如何在掌握运用统计工作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呢？首先是对统计工作实行宏观控制，即政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标对统计工作进行整体设计。从政府统计诞生之日起，官方对统计的定位就为政治的胜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苏联引进统计这一现代管理工具的同时，统计思想也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学习马列主义的统计学，批判“英美资产阶级”的统计学。[21] 以后的统计实践更是始终伴随着政治对技术的规训。执政党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倾”和“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断清算数理统计的“遗毒”；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计工作”，在统计工作中“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促使统计工作者“红透专深”，完成了对统计的“改造”，成功地将统计部门从信息部门格式化为权力的“驯服工具”。用统计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使统计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党运用起来不感到别扭和麻烦，而觉得顺手、有力。”[22]
其次是对统计具体业务的直接控制。统计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不对统计的具体业务实行直接控制，“政治领导”就很容易落空。因此，从50年代开始，无论是统计内容的确定还是统计指标的设计，从统计制度的构建到统计方法的选择，都必须接受政治的直接领导。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考虑，制度也好，方法也好，都不是统计工作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需要。[23]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常常以开展中心工作为由，打破常规统计，要求统计工作亦步亦趋地跟着它的兴奋点转，要求“中心工作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发动“深翻土地”的运动，就要进行深翻土地的进度统计；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要布置人民公社建立情况调查表；“全民大炼钢铁”，就必须建立钢铁进度十日报、周报甚至是日报。
经过多年反复的规训，统计部门被迫放弃了其“特殊论”、“专业论”的要求。国家统计局为了反对正规的统计报表和统计制度所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要有‘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针对统计工作中充斥着“装腔作势、用以吓人的行话”的“神秘主义”现象，又提出“要有党的语言、群众的语言”的“通俗化”要求。[24] 为了证明政治正确性，统计的方法也变得非常灵活。中央提出农田耕作的“三三制”后，青海省统计局就“非常大胆”地利用“抽样”调查方法来论证高寒地区也完全能够实行这一耕作制度，而这一调查所选取的样本竟然仅仅是湟源县大华人民公社的曙光、星火、超英三个生产大队总计39.1亩的土地。[25]
三、利益性失真
“统计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西方许多国家有关统计的立法上就有这样的规定：‘统计数字不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统计数据只用来作宏观的观察分析，摆脱与统计对象任何权利义务和物质利害关系(政绩、升迁、纳税、奖惩等)，认为只有这样的统计活动，才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活动。”[26] 只要与利益挂钩，统计就不能保持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数字也难以保持客观性。统计数据的利益性失真来源于种种将政治利益与统计结果挂钩的制度安排。
统计的“本真状态”是客观地反映真实，但中国的政府统计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国家履行着监督地方、管理社会的功能。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计被赋予“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功能，代表国家监督各地区、各部门执行国家计划的情况。
市场经济形势下，上级对下级普遍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统计数字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于是统计数据与官员的升迁去留息息相关，真可谓是“荣辱升迁系于一数”。
从建国初年到现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不难发现利益性失真的影子。从国家对物资无偿调拨时的物资库存数，到近年来的GDP数字，不管是工农业总产值、犯罪统计，还是金融统计、人口统计，无论哪行哪业，只要统计结果与政绩和利益挂钩，其数据就难逃被干预的局面。为了GDP最大化，许多地方政府在肉、蛋、水产品等不被人注意的统计数字里注入了大量水分[27]。由于统计不能保持独立性和超脱性，原本应该只反映真实状况的统计数字被异化了，从反映现实变成了反映“掌权者的愿望”、 “粉饰现实的‘数据化广告 ’”[28]和“地方干部的‘政绩单’”[29]。
之所以体制会造成利益性失真，是因为在集权体制里，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始终存在着利益博弈，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都借助于统计数字这个手段。于是，当中央或上级试图通过统计数字控制评估地方或下级的行动时，地方或下级也利用对统计数字的操纵来影响中央或上级的判断。其实，数字失实只是“表”，利益冲突才是“里”。以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建设控制方面的博弈为例，国家从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考量出发要“真实”的基建数字，各地从突破国家控制的立场出发就想“少报瞒报”。“有的把基本建设转为更新改造措施，有的以翻建名义安排新建，有的以城市维护、公路养护以及‘非固定资产投资’等名义安排基本建设，有的把一个项目化整为零、化大为小，或者擅自将某些项目不纳入基建规划、不以基建名义统计，等等。”[30]
在地方或下级官员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统计数字的利益性失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一些发达地区的问题是虚报，有些贫困地区主要问题是瞒报”；同样是弄虚作假，有时是“上偏误差”，有时则是“下偏误差”。“为了争荣誉、得奖金、升官晋级而虚报；为了少交税、少交费、少承担义务而瞒报；为了骗取国家补贴而虚报等等。”[31] “凡是考核政绩的硬指标，涉及地方利益、局部和个人利益的有关指标，如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国内生产总值等数字，多是虚报浮夸，‘水分’较多，而人口出生数、人口自然增长率、耕地面积等数字，往往是瞒报少报，‘截留’较多。”[32] “在上报统计数字弄虚作假这个问题上，表现形式虽各不相同，但目的却是一个，就是有利于‘我’，即有利于我这个单位，我这个地区，甚至我个人。”[33] 于是在现行体制下形成了“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数字”[34]、“哪个指标领导最关心，哪个指标就不准”[35]的现象。
官方话语将统计造假定性为“不顾大局，为个人谋私利、捞取荣誉的人”“在统计资料中钻空子、作文章，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手法，弄虚作假”[36]，认为是“统计法制观念淡薄，利用职权‘以权谋利’，为了‘位子、面子、票子’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37] 这些分析指出了这种统计失真的“利益性”，并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批评“牺牲国家利益的行为”。在官方话语中，地方和部门利益是不被认可的。正如西方学者所总结：“那些共产主义社会、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和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形式，它们很少或绝对不允许给地方政府以半自治权，各级政府权力的大小是自上而下地授予的，任何政府的下属部门试图与国家的统治权相竞争都是不允许的。”[38]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却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在集权体制下，由于国家和地方的地位不同，掌控的资源不同，而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博弈。其中，博弈的一方是处于管理链条中的下级，他们作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上级监管的对象，缺乏顺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另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上级，他们不仅是政策和规则的制定者，还是监督下级的裁判。处于弱势地位的下级除了通过“关系”争取上级的支持和同情外，还把统计数字变成了缓解上级压力的“减压阀”[39]。原国家统计局长张塞也一度认为，“造成领导干部干预统计数字的客观原因，是某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求成过急。一些计划指标或责任制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没有完成的可能，迫使下级欺骗上级”。[40] 按照这种逻辑，道义上受指责的“利益型失真”，有时是欺骗上级、谋取利益的工具，有时又成为下级抵制上级、保护自己的武器。
事实上，失真的统计数字正是为下级所用的“弱者的武器”。下级通过弄虚作假，不但巧妙地逃避了上级的监控，减缓了上级所施加的压力，还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了形象。按照吉登斯的解释，“各种形式的统治形式均留下一些‘机会’，使得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人能用以影响那些支配者的活动”。尽管上层权力希望他人主动依从，但无论上层的控制范围和强度有多大，上层所行使的任何控制策略都会引起下属的反控制，这就是“控制的辩证法”。[41] 在上下级之间的博弈中，上级需要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需要对下级进行监控，因而需要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而下级则需要统计数字缓解压力，争取自由活动空间，因而追求统计数字为我所用的“实用性”。于是，上级就不得不经常对统计数字实施质量检查，通过统计执法检查来“挤水分”；而下级则通过弄虚作假对统计数字“注水”，充分发挥其靠近数据源头的优势，对统计数字作“技术性”加工，反映成绩的数字一律高报，反映缺点的数字肯定低报。
除了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统计失真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也演绎着统计失真的图景。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现代工具，统计卓有成效地将社会纳入了国家的管理网络。然而，统计对象却对此充满疑虑和担心，在填报数字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来猜测和解读国家的政策，从而在填报统计报表时相机调整。1950年全国开展私营工业普查时私营工业主的复杂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时，除了少数人抱持漫不关心、怕麻烦的心理外，绝大部分私营工业主把普查看成是对自己切身利害至关重要的事，或者因为“顾虑加税、买公债和划成分（划分大、中、小）”，或者因为担心“‘没收’、‘社会化’”而利用逃避、隐瞒、欺骗等方法尽量“以多报少，或以有报无”；要么是怕数字小影响政府对他们的扶持力度，而“以少报多、或以无报有”[42]。农民怕多交粮而瞒产，工商业者怕多交税而隐瞒收入，都是统计对象从利益出发造成的统计失真。而政府对这种失真的态度也有可议之处。例如，在一位市委书记的眼里，个体经营者的产值数字竟“‘象橡皮泥’一样，需要时就加大，不需要时就减少。”[43]
本文大致根据时间的线索展示了统计失真的历时性特征：统计工作刚建立时，统计失真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性失真；“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统计失真更多的是政治性失真；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统计失真则较多地表现为利益性失真。当然，现实远比这些概括出来的历时性特征更复杂：不同类型的统计失真不但可能同时出现，呈现出较强的共时性特征，而且还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例如，“大跃进”期间基层政府的“浮夸风”既是政治性失真，又受基层政府保护自己利益的倾向支配。再如，一般而言，技术性失真是纯技术性原因所致，但事实上技术性失真的背后又存在非技术性原因。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的各个历史时期，技术性失真、利益型失真和政治型失真基本上是共存的，只是不同时期各种失真类型的程度强弱略有不同。即以当前而言，虽然利益性失真是统计失真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由于政治性失真的土壤仍然存在，只要意识形态这根弦一绷紧，政治性失真就开始显现，1998年“保八”之役中统计数字之“巧妙表现”即为一例。而且，在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下，统计指标的设计仍然是有利于“彰显成绩、掩盖缺点”，从失业统计指标的特殊界定和算术平均数的广为应用可见其妙。至于新近颇受学者诟病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更是典型地体现了统计指标服务于政治的习惯性模式。要破解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难题，应该从统计制度和统计职能等结构性问题入手，要避免从个人操守和数据源污染等角度作简单化思维。
【注释】
[1] 刘鲸，“非技术性统计失真原因及对策”，《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2] 王持位等，“统计失真的环境”，《中国统计》，1998年第11期。
[3] 王子于，“论统计数据中的非人为‘水分’”，《江苏统计》，1997第10期。
[4] 参见王敬昆，“我怎样在医疗统计工作岗位上战胜了困难？”，《统计工作通讯》，1955年第7期。
[5] “白城县大力布置农户台帐”，《统计工作》，第2卷第6期。
[6] “没有数学知识能否做统计工作”，《统计工作》，第一选辑，第25－26页。
[7] 据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回忆，“一五”末期，国家计委的一份“草案”显示，全部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的占百分之十几，来自工业和其它部门的占百分之八十几。毛泽东看后对此表示怀疑，问李富春这个帐是怎么算的？李富春就指定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几个人去研究这个问题。孙冶方根据苏联经验解释说：这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或不等价交换的问题。那个“百分之十几”，仅仅是公粮部分，其实农业所占的比重还应该包括转化为工业、轻工业利润的部分。后来通过国际市场上几种主要工业品、农产品的比价及抗战以前工农产品比价计算，农民的贡献至少占整个财政收入的30－40%。参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0页。
[8] “作统计工作有没有前途？”，《统计工作通讯》，1955年第7期。
[9] “为争取统计数字的正确性而斗争”，《统计工作》，第2卷第1期。
[10] “全面恢复和加强经济税源统计工作”，《统计工作》，1952年第8号。
[11] 杨美廉、张华，“乡镇统计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统计》，1986年第6期。
[12] 朱德在全国第三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在引用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关于社会调查的一段论述后接着说：“统计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系统的社会调查”，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在第三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的指示”，《统计工作重要文件汇编》，统计出版社，1955年，第74页。
[13] 张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大事记(1949-1991)》，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14] “贯彻《统计法》一年来上海统计工作的进展”，《统计》，1985年第6期。
[15] 吴家清，“统计工作在企业受到了重视”，《统计》，1984年第12期。
[16] 胡鉴民，“统计数字差错的表现及其原因”，《统计》，1986年第7期。
[17] 农牧渔业部河南扶沟科学仪器厂统计员郭国清坚持统计原则，拒绝厂领导弄虚作假，结果竟然遭受解除工作、停发工资等打击报复。从1982年至1987年，郭国清国十几次进京上访都未能解决问题。最后在国务院信访局、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经济日报》社和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多方调查以及电台等新闻单位的多方呼吁，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参见焦锦森：“子规啼血”，《中国统计》，1989年第4期。
[18] 郭逸新，“依法统计难点何在”，《中国统计》，2004年第2期。
[19]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20] “薛暮桥局长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上的报告纪要”，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133，长期卷187。
[21]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主任在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的指示”，《统计工作重要文件汇编》，统计出版社，1955年，第2页。
[22] 贾启允，“反右倾，鼓干劲，为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而努力!”，《计划与统计》，1959年第14期。
[23] 袁渤，“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统计工作》，1958年第10期。
[24] 贾启允，“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统计工作》，1958年第23期。
[25] 青海省统计局，“高寒地区也能实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计划与统计》，1959年第2期。
[26] 宋克锋、王玉仓，“统计数据质量纵横谈”，《中国统计》，2000年第9期。
[27] 卢锋，“我国若干农产品产销量数据不一致及产量统计失真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10期。另见卢锋的“我国肉、蛋、水产品产量统计约有四成水分”，《中国经贸导刊》，1998年第17期。
[28] “品评统计数字”，《中国统计》，2001年第7期。
[29] 贺铿，“统计法及其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21065）。
[30] “坚持实事求是，搞好统计数字质量检查”，《统计》，1984年第4期。
[31] “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落下帷幕”，《中国统计》，1989年第12期。
[32] 陈郁，“弄虚作假统计数字现象透视”，《中国统计》，2000年第2期。
[33] 言村，“怎样解决如实上报数字难的问题”，《统计》，1987年第4期。
[34] 孟雷，“当务之急是强化统计体制”，《统计》，1988年第10期。
[35] “国家统计局长张塞就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统计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等问题答本刊记者问”，《中国统计》，1989年第1期。
[36] “统计人员要为刹住新的不正之风而尽力”，《统计》，1985年第5期。
[37] “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落下帷幕”，《中国统计》，1989年第12期。
[38] R. J. 斯蒂尔曼著，李方、潘世强译，《公共行政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9页。
[39] 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108页。
[40] 出处同注
[37]。
[41] 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12页。
[42] “加强私营工业普查的宣传动员工作“，《统计工作》，第一选辑，第67页。
[43] 虞正逸等，“市委书记的统计恋”，《中国统计》，1992年第9期。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当代中国研究拥有本文版权。[2006年] [第4期(总第9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