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2日,武汉市某经济适用房小区公开摇号,结果摇中6个连号。经查,6人申请材料系造假,“六连号”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为此,包括市国土局副局长朱志强在内的五名公务员因渎职、失职受到处理。武汉市长阮成发前日论及此事和出租车套牌事件,坦言“这就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他承诺借助反省的时机改革体制,简政放权,打造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
武汉市长的表态证明了两点:一是政府绝非完美的行政体,它也会犯错,从应有的行政道德感来评判,不需要讳言政府的丑闻;二是政府丑闻的背后深藏着权力的阴谋,也就是丑闻产生的机理相当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市长的许诺引人遐想,既然权力寻租的冲动始终存在,建设法治政府既是钳制它的手段,更是杜绝它的终极目标。只是,理想的政府形态如何才能变为现实?
经济适用房就像许多其他的政府行为,政策的出发点莫不是以民生为重,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走上歧路,为公权和金钱供应旺盛的交易机会。正因为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呼吁取消经适房政策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不管是经适房还是别的决策,政府部门对于修正公共政策的热情并不高,更不要说终止它。如此,武汉“六连号”事件更像是偶然暴露的,它的源头未被真正重视过。
权力寻租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公众根据自身的经验就能轻易体会到。只要有攫取利益的空间,就有一系列权钱的操控。权力的阴谋或阳谋逐利而行,人们对此习焉不察,既痛恨又无奈。关键是,大众被隔离在权力监督之外,坐视权力舞弊营私,不能呵斥更无法制止。很难说仅仅是个别部门的个别人在滥权,那些政府丑闻可以变换时间、地点和样式,不放过任何滋长的土壤。
武汉市长用“政府丑闻”来形容“六连号”事件,即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让人觉得大众很容易满足,将仅仅属于措辞上的变化也当作收获。市长也说到体制改革、整肃官员作风等等,这非常符合人们对消除丑闻的心理期待,不过,公众更期待有相关的可执行路线图及时间表。知易行难,在权力现实与理想境界之间,有着需要填充的漫长空白。
权力制衡的方式方法已被反复论述,在已有的权力结构下,比如杜绝类似“六连号”丑闻,可以想到的不过是或内或外的监督,再想深入一步,那就是权力遮蔽了太多本应独立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人大监督有待迈出实质步伐,社会监督需要成长,权利希望法治伸张为其护卫。
在每一次公众关注的涉及公权力腐败事件曝光之后,彻底清理权力腐败就要仔细厘清和切割权力的构成,剥离阴暗面,切断权力供血的畸形脐带。这是一项全面的事业,权力的自觉反思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比例寄望于公民不畏惧和社会不溃败。只有这样,权力才会被限定在有限领域内,它的丑闻才是可防可控,总之是可被回击的。
因此,说到武汉这一丑闻,更推及其他种类的权力腐败,根子在权力内部,重点在权力之外的公民社会建设。无论是法治政府还是阳光政府,政府都是处于主导地位,引领改革进程。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实现全盘净化,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不讳言政府丑闻,只是迈出很小的一步,要重新获得公众信任,必须面对真正的公众问责。是时候改变了,这是权力自我修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