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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权力自我繁殖,机构焉能不臃肿

  

  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湖南溆浦县环保局被曝严重超编,引起舆论声讨,该局局长向长进赶紧向媒体鸣冤:与林业局、国土局相比,环保局的人是相当少啦……

  向局长的喊冤相当于将一个脓包的口子撕得更大,让人更触目惊心,展示地方治理混乱到了何等地步。然而这也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数字景观,倘若深入探究数据是如何膨胀起来的,超编入场的都是些什么人,那就如同将整个冰山露在世人之前,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很显然,行政机关的高保障、高福利,以及高稳定性,是吸引人们进入行政机关的重要原因,但是最终形成机构臃肿,则是缺乏制约的权力自我繁殖的结果,只不过,县、乡级政府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在授权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下,县、乡级政府十分特殊,来自上级的约束鞭长莫及,来自同级的人大、司法监督及表不及里,来自舆论、民间的声音十分微弱。如此,权力的运作极容易失控,致使某些官员进行“权力圈地运动”,把自己管辖的范围当成自己的私产,有意无意地扩大“领地”,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权力繁殖

  这个追求的过程同时有着成本、风险的考虑,为将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自我繁殖往往变成近亲繁殖。就是说,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通过“破费”进入行政机构的,要是交一两万元就可以,很多人都拿得出这个钱,只有关系、人情才是硬通货。机构臃肿的过程,一定是与权力关系最亲近的攀附得最紧。

  就如同生物的繁殖一样,繁殖得越多,就需要越多的食物来养活,养活不了,就繁殖不成。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本就窘困,为什么一些行政机构养得起那么多人?其实报道已经给出了答案:经费出现严重缺口时,就出现了越权违规搞钱、超标收费,为其繁殖群体谋利益,也促成繁殖群体越来越庞大。

  如此,作为公器的公权力已异化,丧失其公共性,其维护公正的能力显然值得怀疑。恰恰在县政这一级,制约和消除权力自我繁殖的力量更为薄弱,县、乡民间社会是真正的底层社会,绝少非政府组织,无力跟行政机构谈判,权力繁殖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让“消肿”变得更为紧迫而困难。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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