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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要大师,不要大巫师

  

  如果缺少跟大世界的交流,民族潜意识里反科学的玩艺,保不定沉渣泛起

  “十月革命”中赤卫队员向之冲锋的彼得堡冬宫对面,隔着一条涅瓦河,就是彼得大帝建立的俄国第一座博物馆,里面放着大帝当年的珍藏。大帝在荷兰的造船厂学手艺期间,经常去听一位叫作弗雷德里克·鲁谢的教授讲课。鲁谢发明了在液体中长期保存人体器官的方法。大帝回国后下令各地,如有人或动物生下畸形胚胎,立即递送京城,让人用鲁谢教授的方法保存起来。

  看着这些人牛狗马的怪胎,不由心生感慨:彼得大帝可算俄罗斯当时最开明的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兴致?这些资源难道没有更好的用途,比如,研究研究每年夺去很多俄罗斯人生命的感冒?当时俄罗斯人相信,怪胎是邪魔附体。或许,大帝因此觉得,管住这些怪胎更为重要?

  彼得大帝几乎是只手将俄罗斯从中世纪拖入科学时代。为了向西方(俄罗斯之西)学习,他不顾旧贵族的反对,将国都从莫斯科迁到靠海的彼得堡——“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我们打开它便通向欧洲”(普希金《青铜骑士》)。即便是如此雄杰之士,堪称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俄罗斯人,当大帝按着习惯在清晨上朝之前,徘徊流览他的珍藏时,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神神道道的玩艺,或许仍然会时不时地掠过心头。

  若干年前,杨振宁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论坛”上,作过一个尖锐批评《易经》的报告,人民网曾全文登载。杨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先生指出,《易经》这样的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几何证明是推演法的绝佳例子),从而难以推导出高度抽象的现代科学规律。

  不过,据黄克孙先生在他翻译的英文《易经》中讲,杨先生听到实验证明了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兴奋地对黄说:让我们问问《易经》(关于物理学的发展)。黄占到“渐”卦,卦辞曰“女归吉,利贞”。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卦,杨见了有点失望。虽说大概是玩玩的,却也表明,至少在杨先生获得诺贝尔奖前后,他对《易经》并不反感。按杨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退休后,对文化问题产生了兴趣,才对《易经》有了看法。

  即便是杨振宁先生这样的才智之士,走在科学研究的前沿,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占卜算卦的玩艺,仍然会对他们有过或仍有些许影响。

  笔者曾经说过,“大师来自大世界”(参见 《南方周末》8月19日“自由谈”)。我们需要和国外的大世界多交流,以保持眼光的国际性和高标准。哪怕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如果缺少跟大世界在语言和思想上的持续校对,本民族潜意识里那些反科学的玩艺,也保不定沉渣泛起。那位临终遗憾“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大科学家也是留学生,在“文革”的封闭环境内待久了,之后又急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不是曾经大力鼓吹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吗?

  与大世界交流,也是防范政治干扰的有效措施。这方面俄国也有前车。斯大林当上苏联领导人,推出了一位出身贫苦,符合革命需要的“赤脚科学家”李森科。那是苏联的“亩产万斤粮”,不过李森科牛皮略小,只是向斯大林保证将小麦产量提高五到十倍。他否认基因的存在,给西方遗传研究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这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耽搁了俄国遗传学研究一代人。

  《南方周末》4月29日有篇报道,《司长同学们,上课了》。中央让各部委司局官员去大学选课进修。官员们什么课程选得最多?——北大开出的“周易智慧”。如果当古文学学也罢了,但授课者说:“《周易》最早就是做占卜用的,只不过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报道里,一位官员学生说:“厅局级官员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都觉得没希望,这个国家怎么办?”如果不注意与大世界的交流,还真要担心这些“中坚力量”学了没有推演法的“周易智慧”,为了制造更多的“希望”大师,把经费都拨给打着“自主创新”、“发扬民族文化”旗号的“李森科”或李一道长这类大巫师。

  

  (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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