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只活了四十四岁，但契诃夫用一杆鹅毛管笔写了那么多的剧本与小说。我百思不解：从前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已成材？他们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出头时，就已经在事业上登峰造极。徐志摩只活了三十五岁，但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事业，都已轰轰烈烈。而如今，船也快了，车也快了，通讯工具也发达了，连用钢笔写字都嫌慢而争先恐后地改用了电脑（配置正越来越高），但我们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出头时又做出了些什么？都行将就木了，也还是没有什么大名堂。人类仿佛越来越衰老、越钝化，生长得越来越迟缓了。
契诃夫虽然只活四十四岁，但他是戏剧大师，是小说大师。
我们来说他的小说——短篇小说。
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方面，我以为能与契诃夫叫板的小说家，几乎找不出一个。如果说博尔赫斯代表了现代形态的短篇小说的高峰，而契诃夫则代表了古典形态的短篇小说的高峰。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说，她愿意拿莫泊桑的全部的小说去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托尔斯泰老挑契诃夫的毛病，但他在内心深处十分钦佩这个年幼于他、擅长于写短篇小说的同胞：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无与伦比。
短篇小说不简单的是一个文学门类，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方式，一种另样的美学形态，一种特别的智慧。短篇与长篇的差异，绝不是一个篇幅长短上的差异。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观念，两种情趣，两种叙述。
短篇小说只写短篇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契诃夫最基本的认识。这一认识意味着他不能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巴尔扎克这样的擅长于鸿篇巨制、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小说家们那样去观察世界、发现世界。短篇小说家们的世界是特定的，并且肯定是在长篇小说家视野之外的。这些东西——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呈现出的状况而言——是一些看似琐碎而无用的东西。短篇小说家常从被长篇小说家忽略的事物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那些东西在被发现具有价值之前，谁也不能想到它们可以成为小说。托尔斯泰说，契诃夫这个人很怪，他将文字随便丢来丢去地就写成了一篇小说。“随便”，再加上“丢来丢去”，也许就是短篇小说的本质。这里，与其说是文字随便丢来丢去，倒不如理解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将我们平时随便丢来丢去的事物、事情当作了短篇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短篇小说的重量恰恰来自于无足轻重——这是契诃夫的一个独特发现。纳博科夫在高度赞赏了契诃夫的短篇《带叭儿狗的女人》之后说：“正是那意外的微小波折、轻巧精美的笔触使契诃夫能与果戈理和托尔斯泰肩并肩地在所有俄国小说家中占据最高的位置。”
契诃夫小说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明白了一点：世界上的一切，其意义的大小与事物的大小并无关系；一切默默无闻的细小事物，都一样蕴含着世间最伟大的道理。他在解放物象、使一切物象获得平等地位方面，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在如何处理短篇小说的材料方面，契诃夫将“简练”当作短篇小说的最高美学原则。他的本领在于“长事短叙”。他要练就的功夫是：那些形象“必须一下子，在一秒钟里，印进人的脑筋”。他对短篇小说的写作发表了许多看法，而这些看法基本上只围绕一个意思：简练是短篇小说的特性，简练才使短篇小说变得像短篇小说。他的写作，就是洗濯，使一切变得干净利落；他的写作就是雕刻，将一切多余的东西剔除掉。他潜心制作他的作品，使它们变成一个个构思巧妙的艺术品。
在中国当下的小说中，契诃夫式的短小精湛的短篇已几乎销声匿迹。四五千字的短篇则已成了凤毛麟角，而绝大部分短篇都在万字以上——即使如此篇幅，仍觉不够得劲，因此，中篇小说主打天下竟成了中国当下小说的一大风景——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篇王国。这难道是因为中国的小说家们思想庞大厚重、经验博大深厚而一发不可收、不得不如此跑马占地吗？我看不见得。恐怕是不知世界上还有“简练”二字的缘故吧？
简练，当是短篇的美德。
契诃夫写完了最后一部作品《樱桃园》。
樱桃园是一个象征。樱桃园具有诗意的美。但它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终将结束。即便是不被庸人毁坏，它自己也必将会凋零。这是最后的樱桃园。
契诃夫在四十四岁那年，看到了它的凋零——悲壮的、凄美的凋零。
他必须走了。
上帝似乎并没有将契诃夫的归去看成是多么重大的事情。那天，他听到了契诃夫跨过天堂之门的脚步声，问：“你来了？”
契诃夫说：“我来了。”
上帝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短篇小说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