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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有个河南庄

  早听说在乌鲁木齐西北郊有个河南庄,但一直没有去过,好在单位同事杨荣华有亲戚家住河南庄,我便有兴随他去过两次,对河南庄的两位老人苏永安(78)、聂凤亭(92岁)进行了采访,写就了本文。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武汉,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事实上,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日军一千多人,赢得三个月的抗战时间。但是使黄河改道七年,受灾人口一千万,死亡中国农民八十万。黄河大堤炸开以后,滔滔河水向东南倾泻,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开封、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至安徽阜阳,由正阳关入淮河;一股自中牟顺涡河过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州,由怀远入淮河。

  当时正是麦收季节,农民正在忙着收割小麦,突然而来的黄河大水,使麦收毁于一旦,有些地方如中牟、扶沟、夜间水到,猝不及防,房倒屋塌,人员大量死亡,有的全村灭绝。家乡突然变成了泽国,为了活命,惊魂未定的群众四处外逃。此时,家住河南省(当时为中原省)扶沟县吕潭镇,时年只有八岁的苏永安也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也加入了向西一路逃荒要饭的队伍。

  推车的,挑担子的,拖家带口的逃荒要饭人在路上随处可见。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苏永安才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一起来到了洛阳,他们晚上住在破窑洞里,白天就在洛阳城里,或到洛阳城外不远的村庄要饭。

  所要的饭说白了也就是些红薯,因为洛阳当时红薯多。运气好的话,苏永安和父母亲、姥姥、姐姐出去一天能要回来一篮子的红薯。到了晚上,一家人回到所住的破窑洞里,将要来的红薯煮着吃,维持生活。

  要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不来,没有吃的,饿死的人特别多。在洛阳城外的路两边,不少要饭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活活被饿死了。死人太多,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派人将路边的尸体抬上车,再统一拉出去进行掩埋。形势逼人,驻洛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设立了一个难民救济站,救济站将难民进行登记造册,登记每位难民是哪里人,一家几口人,给每个被登记造册的难民发一个难民证。

  救济站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铁锅熬小米稀饭,每天吃饭的时候,难民凭手拿的难民证到救济站打稀饭。结果没有几天,凭难民证来救济站吃饭的人太多,救济站都顾不过来了。

  一天,救济站对前来的难民进行宣布:谁愿意到新疆开荒种地过来报名,国家负责运送以及路途上的吃饭问题。

  当时,中原人对新疆并不了解,新疆在什么地方,有多远?具体方位都不清楚。难民们一听说国家管送,有饭吃,有地种,能活命,于是纷纷报了名。苏永安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一家五口人也报了名,并且各自领到了一张垦民证。

  运送难民的火车是货车,漏天车厢,当到新疆的难民凑够了一火车皮才发车。临上车前,每人都领上了几个大饼子,以备在车上食用。火车行进在崇山竣岭和茫茫的戈壁荒滩上,风特别大,站或坐在车厢里的难民就用随身携带的被子或单子顶在头顶,或遮掩脸面。

  当时的火车只通到甘肃兰州。难民们下车后,政府专门派人在此接应,再转坐前苏联制造的老羊毛汽车前往新疆。因为人太多,没有那么多的老羊毛汽车,等了几天以后,苏永安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一家五口人才又转坐上了老羊毛汽车。过去的路都是些戈壁路,土路,路矿差,老羊毛汽车走一路坏一路,动不动就抛锚,走上一天也不过几十公里。

  老羊毛汽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难民来到新疆的吐鲁番,就象到了驿站,不再前行。这里仍然有政府派专人在此接应,难民再这里接着要换乘的是木轱辘马车,一匹马拉一辆马车,负责驾辕的都是些维吾尔族人,可能是由于人手有限,一名维吾尔族人曾一次负责赶了六辆拉送难民的马车。难民有家人多的搭一辆马车,家人少的或几家人搭一辆马车。在这里,难民们第一次吃到了新疆的馕饼,见到了维吾尔族人,却听不懂一句维吾尔语。

  每到一处,都有一个接待站,晚上就在接待站的地上打地铺睡觉,天亮了继续前行。

  从洛阳到乌鲁木齐(过去叫迪化),历时一个月的时间。在洛阳起行时还是秋天,越向西行感觉天气越冷,到乌鲁木齐没有多长时间天就下雪了。

  来到乌鲁木齐后,难民们被集中在现在已是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的一个接待站里。这个接待站是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供难民居住的小平房。房子里面有床,有烧煤取暖的炉子。

  大概住了十多天后,难民们便被分配了。苏永安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一家五口人,被分到了小地窝堡大地主郑发元家里。在未来之前,据说当地政府将安排难民作为任务就已经下派好了,所以,郑发元早为他们一家准备好了吃的,住的,包括冬天取暖的炉子。这样,苏永安的父亲就开始给郑发元家里干活儿。后来,苏永安和父母亲、姥姥、姐姐一家五口人和不少难民来到了新疆省迪化县四区晋庸乡,因为这里河南人多,人们一直口头上称这里为河南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庄。

  当时的新疆省迪化县四区晋庸乡(现乌鲁木齐河南庄)下辖三个保,一个保有一百户人,一个保长负责管理三个甲长,一个甲长负责管理十户人。晋庸乡共有二万五千亩荒地。政府根据全乡三个保实际人口情况,将二万五千亩荒地划成三个区,三个区相当于现在的三个生产队。地区划好了,没有地方住,难民们就挖土地窝子,也就是说在地上挖个大土坑,上面蓬上树枝,芦苇或庄稼杆,头顶留个天窗,土坑的一端留个进出的梯型状出口。这地窝子是一家一个,可以说是有大有小。有地方住了,没有粮食吃,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送来面粉,食用油,甚至连火柴和点灯的油都供给。

  严寒的冬天过去,开春了,天气暖和了,乡长开始下令三个保的难民“打土块”,盖房子的盖房子,会木工活儿则被抽出来做门、窗、门框。三个保各自将任务分给下属的甲长,据说是每天都有任务,过来督促干活儿的乡长很厉害,手里提着鞭子,如果完不成任务,甲长就会挨乡长的鞭子抽。

  为了配合难民盖房子,政府用汽车送来木头、芦苇、檩子、椽子。房子盖好后,难民们便成为垦民了,该开荒种地打粮食了。于是,政府又派人送来农机具,洋犁子(前苏联制造的),另外还有马、牛、车和籽种。

  头两年,政府还管吃的,两年后就不管了。从中原来的农民开始并不会种新疆的大块儿地,播下种子后,不会浇水灌溉,也就是浇地老是掌握不了,所采用的浇水方法仍然是大水满灌,在田里拉了很多流水沟,大块地满灌时导致水都顺着沟流跑了,很多地方浇不上水,旱死的庄稼也不少,有时种上一季连下的种子都收不回来,结果还是粮食不够吃,有的难民对种地失去了信心,就跑到迪化城打工去了,也有极个别的难民听说老家的黄河水下去了,想尽一切办法回去了。对于没有钱的,这么远的路程呀!想回都回不去了,在路上回不去不是冻死,也会被饿死,不得不老老实实留下继续开荒种地。

  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了。一九五零年搞土地改革,划成份分田地。迪化县四区晋庸乡(现乌鲁木齐河南庄)更名为新疆乌鲁木齐县四区三十五户乡,下辖五个村,三个保改为一、二、三村,三十户成为四村,王家沟成为五村。时间不长,三十五户乡又更名为高级社,河南庄的名字叫冲锋农业合作社,第二大队下辖一、二、三个生产队。再往后,高级社取销了,又变成了人民公社,河南庄的名字被更名为金星人民公社,下辖一、二、三个生产队。一九六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金星人民公社又变为东方红人民公社。

  据聂凤亭老人介绍,河南庄从一九四三年建庄到一九六零年间,全庄一共才有二十多户人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河南庄的村民吃大锅饭,靠劳动挣工分,所打的粮食一直不够吃,因为是大集体,村民的思想没有动力,也不好好干,全庄一年的收入不到十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庄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开始将种植韭菜作为主业,每户人家的一年收入都能超过过去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

  在历史上,为适应生存环境的需要,河南庄曾经进行过一次整体搬迁。现在人们看到的河南庄实际上是新庄子,原河南庄老庄子地处乌昌公路的西侧。一九九七年,因乌鲁木齐小地窝堡国际机场飞机的起降,巨大的噪音对河南庄的村民影响很大,尤其对未成年的孩子身体发育非常不利。为此,经河南庄村委会同小地窝堡乡政府协调,河南庄老庄子向南整体迁移两公里。整体搬迁到新址后,河南庄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家家户户由过去的土木结构小平房建为砖混结构的小平房,且均为独门独院,过去的土坯房子从此再也看不到了。

  河南庄一开始全庄就一个队,因为人多了,逐渐演变为五个生产队。现在,河南庄的全名为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河南庄村民委员会。截止二零一四年,全村共有常住人口九百八十六户、三千二百余人。今天,河南庄的村民日子好了,到河南庄落户的人也多了,而且也不仅限于河南籍的了,但是,所居住的河南籍的村民仍然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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