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古代称晋国，来到山西，我就不断地耳濡目染到这“晋”字。整个山西分为晋北、晋中、晋南；山西现在打造的旅游品牌是“晋善晋美”；山西人把经商的人称为“晋商”；我们参观的山西古代民宅大院美其名叫“晋商文化之旅”。
印象中的山西很穷，这种感觉直到我踏上山西这片土地之初还没有改变。汽车一路行驶，到了山西境内，眼前是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大山，空气里弥漫着风沙和尘土，生存条件竟是如此恶劣，难怪古来会有一代代的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但是，我的这种习惯思维马上被接下来几天所见所闻打破。那天，当我来到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看着外观威严高大，内视富丽堂皇的晋商宅院，我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想法产生怀疑。身处江南的我，走过的富人豪宅不算少了，可我还从来未见到过如此大的豪宅，一个乔家，就有六大院，十九小院。旁边导游还在介绍：这不是山西唯一的最大最好的民居，另外还有王家大院、渠家大院、申家大院……
二
把晋商大院变成了文化，这是山西人的高明之举。因为山西人隆重推出乔家大院，所以我们做客乔家。
乔家大院的闻名遐迩得感谢张艺谋导演。当年，他借乔家的场境拍摄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乔家大院一炮走红。而现在是反过来，一部反映晋商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因片名为《乔家大院》而吸引观众。
乔家大院，是一座集中体现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独特风格的宅院。它外观威严高大，宛若城堡；内视富丽堂皇，形若故宫。走进乔家大院，一条笔直的甬道把六幢大院分隔成两旁，六个大院又分成十九个小院。我在想，当年张艺谋影片中那句经典台词“几院点灯”，也许是受乔家那六大院十九小院的启发而得来的吧！
整个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将欢悦祥和融尽其中。乔家的发起，得从乔家创业的始祖乔贵发说起。乔贵发的父母是一对老实巴交的农家夫妇，在贵发幼年时便相继去世。贵发从小受到亲朋岐视，乡邻冷遇，稍长一点后，便孤身走西口，开始艰苦创业。他在包头苦干了30年，由小商贩起家，创设了广盛公字号，为乔氏家族的商业活动开创出一条黄金通道。乔贵发生有三个儿子——全德、全义、全美，三堂子弟均能秉承先祖遗志，在商业领域奋力拼博，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称雄商界200余年。乔家的孙子辈，在中堂的主人乔致庸，是乔氏家庭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青年时中秀才，后治商有道，使乔家称雄于包头，活跃于全国。乔家建起了在中堂，并不断修缮扩建。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大家族的富裕生活，在中堂合家60余人，因不堪日军的骚扰，纷纷离走避难，从此再没有回到乔家大院。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来到乔家大院，领略到了古代民宅建筑的细致、巧妙和精湛，感受了乔家的富丽堂皇。走过看过，带来的是深深的思索。我在思考，透过高高的围墙，深深的庭院，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什么？
从乔家大院，可以看到古代山西人的保守意识。山西晋商大院的特点：一是外墙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房屋的顶都是单坡顶，雨水都流在院子里，喻为“肥水不外流”的意思。乔家大院，反映了山西社会的传统观念，以及不受外界影响的传统习俗，体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地古朴闭塞的民风，也体现出近代山西人在一定程度上观念的陈旧性和保守性。
从乔家大院，可以看到了自古以来的敛财意识。山西晋商大院，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缩影，也反映出国人对待财富的两种心态，一是财不外露，一是张扬炫富。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其实折射出国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富裕了不是置地就是购房，总希望把更多的家产留给后人，把自己的名声流传于世。再看全国，不仅山西有乔家大院，全国各地都有“乔家大院”，扬州的何园、个园，江苏的周庄，南浔的小莲庄……从中也反映出国人的普遍心理：富人要豪宅，百姓要住房。国人都希望有稳定的住所，所以倾其所有，不断地扩建自己居住的范围，希望自己的家富丽堂皇。不仅古人如此，就是现代人也是如此，
从乔家大院，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购房置地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也是很强的农民意识。这些达官贵族尽管早已脱离了农民身份，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小农意识的根深蒂固，造就了国人浓厚的土地意识。尽管人们都知道地主无三代，豪宅易主多，可是人们一旦有了钱，还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建豪宅，盖大院，以至于很多豪宅今犹存，不见主人在。
如今，乔家大院成为了山西省祁县博物馆，一院为乔在中堂史料馆；二院为珍品馆；三院为经商习俗展；四院为花园；五院为人生礼仪展；六院为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农事习俗展。乔家大院，再一次告诉了人们，显赫之时，便是衰败之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兴衰史，都有自己发展的周期律。一个家族特别是那些名门望族也都有兴衰的周期律。各个家族无不反映出物极必反的铁的规律来。家盛必衰，物极必反，古今未来，没有人能打破。这是一个深刻而不容回避的问题。
三
如果说，在乔家大院，我仅仅感受到的是乔家人的富，那么，在平遥古城，那才是真正地感受到了山西晋商的富。
走进平遥古城，那高大的城门，古老的城墙，巍巍的城楼，独特的民居，沿街的店铺，看得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的思绪渐渐混乱起来，这是在哪里啊？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平遥古城，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它的城墙始建于明朝初年，后经多次补修和增设，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筑起了四面大城楼而成为现在如此壮观的城池。整个平遥古城的布局，完全按照中国汉民族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布局程式，总共设有以瓮城为结构的六道门，南门为首，北门为尾，东西两面双双相对四门为四足，宛如一只正向南爬行的灵龟。因为在古代，龟是美好与吉祥的象征。
平遥古城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古城西大街是当年晋商的生意场所，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这里，曾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把它称之为“是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金融发展史一个里程碑所在”。所以，在我看来，它相当于中国国内的第一家银行。
赫赫有名的日升昌，也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式的临街铺面房而已，除了进门口那个石头铸成的大元宝带给人一点财气的感觉外，也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当我从日升昌的西柜房走入地下金库，那堆积如山的白花花银元宝，那排列整齐的金灿灿金币，让我的心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这是真的吗？据说，这还只是存放日常流水所用的小金库，院内还有一个较大的金库沉埋在地下，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据记载，平遥城内出现过22家票号，而当时全国有票号51家。这些票号总号在平遥城内，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平遥在全国各商埠重镇设立分号有40余处，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平遥城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城。
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余秋雨在对山西晋商作了一番研究后，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仅从这票号的数据上来看，我已经不再怀疑山西人的富。但是，平遥仅仅是一个县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票号？我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值得欣慰的是，我在日升昌找到了答案。日升昌后院的过厅两侧有两间窑洞，分别是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岁羽）的办公用房。正是这两位中国票号界的顶尖高手携手创建了日升昌业绩，但是，后期他们之间发生了纠纷，导致二掌柜愤然出号。毛氏出号后，一下子办起了5个票号，俗称“蔚字五联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第一个财团，与“日升昌”抗衡，业绩蒸蒸日上。所以说，毛氏的另起炉灶，无意间推动了票号业务的迅速扩张，无疑也把平遥的票号发展推向了顶峰时期。
可悲的是，显赫一时的晋商最终还是被自身携带的忧患，以及外来强大势力的不断冲击彻底摧毁了，曾经占据全国最富地位的山西，已经成为了历史。显赫之时，便是衰败之日；家盛必衰，物极必反。平遥的发展历史还是离不开这个铁的规律。从乔家到古城，从一个豪门到一群晋商，我们看到他们的兴衰，揭示了一个规律——盛——衰——盛，这是万古不变的周期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没有逃过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周期律。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沉重而严肃的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道路坎坷，人们却不屈不饶。从晋商，徽商到粤商，再到苏商、浙商、港商等等，都在沿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路前行。商人们尽管跳不出周期律，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畏惧这个周期律，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是利益的驱使，还是社会责任，我想兼而有之吧。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今天我们无论来到乔家大院，还是走在平遥古城的日升昌，目睹的是昔日的繁华，心中却有沉重的思索。如同在欣赏风采依旧的老人，带着深深地敬意和淡淡的惋惜，我默默地与他告别，淡然地离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