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剧场》是一本由[荷] 伊恩·布鲁玛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残酷剧场》读后感(一)：校对错误？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应该是“那个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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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剧场》读后感(二)：残酷剧场
伊恩·布鲁玛的《残酷剧场：艺术、电影、战争阴影》，理想国此前已出过几本伊恩·布鲁玛的作品，此书是布鲁玛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的结集，像极了许知远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国纪事”。
残酷剧场，按照文章编排，始于德国，终于日本。艺术、电影评论似乎是有特定时空背景的，电影上映、艺术展出前后为人们津津乐道，文章争鸣也喷涌而出，然后迅速让位于下一波。对于习惯重读、重看的人而言，有些困境不是普遍的。过时的碰撞有时候是重读、再看的导火索，毕竟，是书籍引发书籍。
书中提及最多的人物是《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作者德布林，此书已经加入待读书单。布鲁玛提到了很多“试金石”一样的争议人物，比如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在纳粹时期的作品当然是大毒草，但是其晚年的电影、摄影作品就毫无价值了吗？再如沃纳·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纪录片的标准到底何在？
村上隆抨击美国对日本的戕害：“我们的社会和层级架构被瓦解了，他们（美国）强迫我们接受一个不会产生“成年人”的制度。”如果说美国把日本作为资本主义的试验场是戕害，那么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不会产生成年人”的实测属于什么性质呢，批量制造巨婴的后果是什么？
“日本五六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和当今中国艺术很像，经常聚焦在人体上，有时甚至非常极端。”本来就已经是捡人家玩剩下的，强调内循环艺术又将往何处去。？
“日本有所谓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国内主要大报的专门记者可以得到特定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单位的独家新闻，双方共同的默契是绝对不会有揭发丑闻、未经授权的报道等有损这些有力消息来源的事情。”这种媒体统一口径的现象，在当下的美国已很明显，秉持政治立场让许多享誉盛名的媒体违背基本新闻道德，布鲁玛供稿的《纽约时报》最近就颇为奇怪。
《残酷剧场》读后感(三)：读《残酷剧场》
伊恩•布鲁玛的书评、影评及随笔。
战争让人类付出无数惨痛代价，战争狂人的号令往往让他的臣民既成为施暴者又成为受害者。
德国日本发动了战争，但后来德国诸多城市被联军空袭夷为平地、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迄今为止还留着伤痕；日本神风特工队、德国学生志愿兵怀揣纯洁理想纷纷前赴后继，同时国内无数平民死于饥饿和轰炸……
书中写道：“我们很难对敌方士兵产生同情，特别是操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外国士兵，更是难以同理。我们对发生在长崎和广岛日本大屠杀感到震惊，也对因洪水死去的孟加拉人和在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中死去的村民觉得惋惜。但只要我们不认识他们的面容，他们所受的苦难对我们来说仍是抽象的，只能用数字来理解。制作一部关于陌生文化的电影时，要让人信服并非易事。”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纳粹把人用火枪烧死在墙上的情节，从此纳粹作为恶魔第一次在幼小心灵上留下极度恐怖印象。后来反映二战的优秀电影比比皆是：莎拉的钥匙、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美丽人生、辛德勒名单、乔乔的异想世界……哪一部片子不让我们悲伤不已？
虽然我是艺术小白，书里很多艺术家头回听说，但是用艺术为灾难疗伤，重建被摧毁的信仰也是伊恩•布鲁玛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吧？人类史为什么也即战争史？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能听到从叙利亚的废墟上飘来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何为残酷？是对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宮殿、巴洛克的城墙成为废墟、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藏书被焚毀感到悲伤，还是在为在历次战争中无名无姓失去生命的普通人流下眼泪？我们对待历史时的道德观站哪里？每一个问题都要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
艺术家该以何种姿态创作用艺术之力挽救伤痕累累的灵魂？被后人敬仰还是诟病，他（她）的政治倾向很重要。
历史是客观的，艺术家若为名、利、甚至自己的意识形态、不理智不清醒强加主观认识就令人不齿了；为了认同感而肆意改编或者故意过度解读历史而忽视作为人的尊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书里分析日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既自卑又自恋的心理，对珍珠港事变的狂热追捧，被美军占领后的极度羞愤，以至于少数人后来的激进民粹意识而走上狂热宗教崇拜都不难理解了。
“目睹了硫磺岛上的恐怖和回国后庆祝活动的喧腾，两者反差极大，对出身印第安皮马族的海斯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这位在贫困印第安保留区长大的孩子开始酗酒，最后死于亚利桑那州一条冰封的沟渠中。鲍勃・迪伦谱了一首民谣，惋惜海斯戏剧化的一生。”这就是残酷现实与文化宣传的天壤之别。作为艺术家，手持历史双刃剑，不摇摆不逃避，正确面对时刻警醒才是正确姿势吧。
特洛伊国王布莱姆的女儿，神殿女祭司卡珊德拉永远不会忘记特洛伊城：“趁还有机会，我要在心里重建这个地方，记得每一块石头摆放的位置，每道光影闪烁的样子。就算时日不多，也要牢记我心。我终于学会看着它不光彩的一面，这还真是一项困难的功课。”
ps：不知道是不是删节和发表时间零散的原因，本书略显得单薄。艺术家受军国主义的影响以及战后如何重建艺术之根基都有些散乱。
《残酷剧场》读后感(四)：28. AsiaWorld 亚洲主题乐园 自译
大陆版第28篇被删，遂决定翻译。原文见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3/06/12/asiaworld/。
1.
站在东亚大都市的中心某处，比如说首尔或广州，就会面临一个奇怪的文化难题。除了广告牌上的文字，你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描述为传统的亚洲风格。在那些提供本地美食的餐馆里，有一些人工的仿传统外墙--日本的竹屏风、中国的金龙、韩国的农家墙，但你在伦敦或纽约市也能看到这些。建筑风格多为后现代或晚期现代主义风格，幕墙玻璃的高层建筑、混凝土办公大楼、购物中心、花岗岩或大理石的酒店。你可能是在辛辛那提，然而你并不是。在这些城市景观中，有一些非西方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明显的东亚的东西，但却很难切实感受。
也许它们是宣传的广告，喧嚣的娱乐区，抑或是无数的小商店—它们像大树上生长的的菌类一样簇拥着高楼大厦。在东京，古老的街道规划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了下来，这让这座城市有了一种幽灵般的历史感。但在北京和武汉情况却不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可见历史的缺席，城市才显得与众不同。美国的许多城市可能也是如此，但不知为何，釜山、名古屋和重庆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要比它们同克利夫兰或纽约更多。它们是在不断涌动的现代亚洲生活中的丰碑。但是，是什么让当代亚洲风格与众不同？深圳，二十年前只是一个介于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村落，而现在则是一个拥有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它揭示出后毛主义中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想，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主题公园在东亚地区非同寻常的增生繁殖。它们之于东亚资本主义，就像民族舞蹈节之于龚铲主义一样。
日本和中国现在是主题公园的主要发源地，比美国更甚。新的主题公园层出不穷，有时甚至在建成之前就被迅速废弃：在北京到长城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半成品的主题公园，它看起来像一个巴比伦废墟，钱还没来得及建成就用完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开车经过它时，想起了平壤那座打算成为亚洲最高建筑的巨大摩天大楼--金日成主义的巴比伦塔，它至今仍矗立在那里—没有完工，就是一个空壳，可能永远是一个早产的的废墟。不仅建筑的钱用完了，而且这栋楼建造得如此粗粗糙迅速，使用的材料如此劣质，安全无望。
总之，它们就在那里，长崎附近沿海的荷兰小城，北海道的奥地利村庄，日本北部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译注：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西南地区，莎士比亚的故乡）的仿制品，北京中间的亚洲著名寺庙模型，广州附近小镇的白宫仿制品，西藏的寺院，意大利的宫殿，埃及的金字塔和法国的城堡，东京附近的迪斯尼乐园，计划中的香港迪斯尼乐园等等。令人好奇的不仅仅是对这些乐园难以满足的贪恋，而是这些地方往往与“真实”的城市景观几乎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在深圳，一座崭新的“欧洲城”住宅与一座名为“世界之窗”的主题公园遥遥相望，一起的还有园区里的埃菲尔铁塔、斗兽场和布达拉宫。
主题公园的一个变种是高尔夫球场，一个同样受控的人工景观。在东亚，高尔夫球场几乎和主题公园一样泛滥。在澳门对面的珠海市，一整座城市被设计成了高尔夫住宅区。作为一座休闲城市，它与香港和深圳紧张匆忙的工作环境相辅相成，是一种纯粹为旅游而生的城市文化。在东亚，高尔夫球场是给所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干得风生水起的人的极乐世界。
如果说芝加哥和纽约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典范，那么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城市则与洛杉矶的赞美之处更为相似。在这些城市所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其他地方的复制品：法国城堡形状的酒店、混凝土塔楼15层上的精致中国茶馆、地铁站里的咖啡馆，这些都是为了模仿德国酒馆或凡尔赛宫的豪华房间。许多亚洲城市，尤其是东京，看起来就像巨大的舞台布景，四处都呈现了关于历史、异国他乡或未来幻想的想法。所有的大城市都生活在幻境和梦想中，很少在别的地方像东亚这样有着如此普遍和深奥微妙的虚拟现实。
中国的城市仍有一些古建筑，但其中许多是用现代材料重建的。还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而是以其他寺庙或许多寺庙的不同构件为蓝本，重新组合而成，就像经过艺术化重塑的古董。东京，乃至几乎所有日本不同大小城市，都是欧洲、日本、中国和美国风格的综合体。正如日本评论家和日本问题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所言：“既然东京自身已经很像迪斯尼乐园，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
即使是现代建筑，尤其是中国的建筑，也往往来自其他地方。在中国大陆，建筑师的标准程序是给客户看样书，上面有美国、香港、日本或新加坡的建筑图片，然后由客户进行挑选。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写道："我们可以说，亚洲正在消失，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主题公园。亚洲人自己成了在亚洲的游客。”
对于这种现象，可能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美学中有解释。十八世纪的中国园林，和其精致而艺术的微缩景观，往往暗指真实或想象中的著名景点，是同样奇妙的英国园林公园的模范。它们充斥着假的哥特式和古典风格的废墟，以及中国式的桥梁和宝塔。清朝皇帝实际上在北京附近建造了一种主题公园—圆明园，里面有中国风格的乐园以及欧洲的花园和房屋，其中一些是由意大利耶稣会士朱塞佩·卡斯蒂利亚内（Giuseppe Castiglione）设计的。1860年，在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率领下，英国军队严重破坏这个非同寻常的园林宫殿建筑群。而它的遗迹，也在之后遭到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抢劫和进一步破坏。而现在有重建圆明园的传言：一个主题公园的复制品。
正如我所说，洛杉矶可以作为一切这种现代城市风格的典范，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有区别的。在美国，虚拟历史的世界得以创造是因为其城市文化的历史很短。更早之前的本土美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本身就变成了旅游景点。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地区都浸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么，为什么中国官员准备，甚至急于撕毁真实过去的实物证据，并用复制品取而代之？为什么他们似乎更乐于接受虚构的历史？而在普遍的对于西方主题公园的口味偏爱，不惜在国内打造一个仿制版的国外，其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美国人建主题公园是为了弥补历史的缺失，那么中国人建主题公园则是为了弥补对历史的故意破坏。
同样，传统或许可以作为部分解释。中国人一直在重建和重构旧的地标建筑。所谓“旧”，与其说是建筑本身，不如说是它的遗址。因此，一个中国导游会指着一座去年建成的混凝土彩绘宝塔，赞叹它的古老渊源。但我认为，这不仅仅关涉对主题公园的品味，还有郑智性的目的牵涉其中。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东亚的现代化是一个远比欧洲更具破坏性的过程。由于现代化被等同于西化，中国或日本的现代化努力往往意味着对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全盘否定。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毁中世纪的城堡和佛教寺庙。这种做法很快就被制止了，但用西方的传统取代日本的传统，无论是在服饰、艺术表达还是公共建筑上，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当然，总有一些反作用力，使得不少日本古典文化保留了下来，虽然是以某种化石的形式。尽管如此，一个现代的日本人，如果被时光机传送回到一百年前，几乎对自己的家乡一无所知，甚至连看报纸都会有困难。一个现代都市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加严重。而尽管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种种摧残，但两个国家对可见历史的破坏，主要是自己造成的。
2.
在中国，就像在日本一样，知识分子经常在保守的本土主义和全盘西化之间摇摆不定。1919年五四运动的思想包含了很多东西，从革命的社会主义到美国的实用主义，但共同点是知识分子试图将中国从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儒家的传统，被认为是一种僵化的历史遗迹，阻碍着中国的进步，阻碍着中国人的思想。前进的道路被认为是擦掉这些丑陋的蜘蛛网，吸收约翰·杜威或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一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如此的热情砍掉自己文化的根基。在中国传统的废墟上生长出许多畸形的东西。
MZD把文化偶像崇拜推向了新的极端。他发动了目标是摧毁一切旧事物的运动：旧庙宇、旧艺术、旧书籍、旧语言、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拥有一个明朝的花瓶就足以被打成恶臭的反动分子，并被打成死刑。MZD虽然痴迷于历史，但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擦净的白板（tabula rasa），这样他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常常是受苏联启发的想法来改造中国。他的英雄是秦始皇，一个公元前三世纪的砖痣君主，因开始修建长城和摧毁儒家经典而被人们记住。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大焚书者。
MZD希望完全控制他的人民。这意味着控制环境、城市和农村，以及人们的思想。所有的中国人都被迫认同MZD的乌托邦愿景，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MZD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怪诞的主题公园，在那里，所有看到的、说到的、听到的都必须符合他的幻想指令。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牵强的、甚至是怪异的比较。主题公园毕竟是一种无害的娱乐活动，通常不会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但我确实相信，主题公园，尤其是创造主题公园的人，有一些砖痣色彩烙印于其内在本质。每一个主题公园都是一个被控制的乌托邦，一个微缩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可以变得完美。在长崎附近建造吱吱喳喳的荷兰小镇的日本商人不是一时兴起才这么做的，因为他不赞成日本城市生活中的凌乱、肮脏、混乱和绝对的人类不可预测性。他在自己的冒牌小镇上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建造了一台能把污水变成饮用水的机器。主题公园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是留给偶然和运气。
已故的中国领导人DXP为龚铲主义中国注入了一剂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药方，用自己的范式取代了毛的极端范式。他的口号是“致富光荣”。他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渍铀思想和真正的资本主义态度冷漠的中国龚铲党人。但他意识到，他需要由龚铲党严格控制的私营企业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恢复国家昔日的富强。广告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他执政的上世纪80年代，这是另一种乌托邦式愿景的表现：一个由巨大城市组成的中国，其上高楼大厦林立，宽阔的林荫道纵横交错，点缀着大广场和设计严谨的公园。这种愿景仍有很多来自苏联的梦想，但也有更多来自于亚洲模范的影响，如香港和影响尤其大的新加坡。DXP决定要做的是在沿海地区建立在政府指令领导下的模范资本主义城市，并尽可能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绝，因为那里的人们很有可能轻易被有限但不可避免的西方方式所污染。在大陆边缘如飞地一般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被建成资本主义主题公园，其建筑和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只追随经济和社会的需要。首先，这些“飞地”必须被打造成一个伟大的、富裕的、商业化的城市，即使一半的摩天大楼不得不保持空无一人的状态，而超级高速公路上汽车相对也较少。
那些大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它们是本地人和外国人交汇的地方，是各种信仰和种族的人进行商品和信息交易的地方。有人曾说过，一个伟大的国际大都市的标志就是有唐人街，这是文化多样性和移民的标志。香港自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唐人街，一个中国移民的城市。无论如何，在伟大的港口城市中，不断涌入的外在影响是很难控制的，甚至是不可能控制的。一旦成功控制住，它们就会死亡。
20世纪中国的大城市大多在南方沿海—广东（广州）、香港，再往北一点是上海。这些就是外国知识进入中国的地方，中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那里建立声誉，外国人在那里进行贸易。也正是从南方的城市开始，散居国外的中国人向东南亚、欧洲和美国扩散。与外国思想的接触为中国提供了郑智和哲学上有别于传统的替代方案。革命活动在广州和上海的街头蓬勃发展。中国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就来自广东地区。清廷的中国官吏之所以抵制南方的英国鸦片商人，原因之一是夺回对中国的商人和中介的控制 权，因为他们可能获得过多的权力而变得不服从。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对sky朝帝国的巨大羞辱，但其后果并非完全违背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条约中包含的港口成了半殖民地的飞地，与外界的联系可以得到控制。尤其是上海，成为了日本和西方的窗口，成为了现代化生活的舞台，一个没有重大历史区分度的地方，几乎成为了一种试验田，任何新事物都可以在新生环境中尝试和抛弃。这里和其他沿海城市一样，是中国现代化的平台，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化。著名的外滩现在看起来还有点像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风格主题公园：新古典主义、新洛可可、新文艺复兴以及任何只要是新的东西。
西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许是傲慢的、剥削的，但由于中国这些城市飞地的居民受到外国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比中国其他地方更渍铀地呼吸和思考。恰恰是这种新鲜的精神和思想空气，以及卖淫等原始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表现，激怒了MZD革命的清教徒圆头党。他们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试图消解乡村和城市的区别。于是大革命后，上海不得不被扼杀。资源被重新转移到农村腹地，没有新的基础设施被建设，城市被刻意地切断了与外部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而外部世界一直是它存在的理由。结果，上海开始越来越像一个破旧的博物馆城市，被时间冻结，物理层面上是一个大都市，但没有大都市的生活。
DXP在80年代提出的国家控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复兴上海，而且是在中国南部沿海再造城市飞地，以再生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今天的深圳扮演的角色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只不过这次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在掌管。然而，与战前的上海不同，在那里，市场提供了一切，包括思想。而新的城市飞地的渍铀则受到更多限制。可以肯定的是，旧香港和上海远不是皿煮制，但它们确实提供了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是公民渍铀重要基础的思想和言论渍铀，。
这并不是DXP对现代社会愿景的一部分。他在南方的新城市仍以每年7.4平方英里的惊人速度增长，允许商业渍铀，更多地由党的官员及其朋友的腐败网络统治而不是法律，不允许知识或艺术渍铀。而世界的窗口并不是由大量的外国人组成，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国际都市文化，而是由主题公园组成。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在主题公园内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著名景点。深圳，甚至上海和广州，都是提供一切美好生活的物质产品的城市—来自东京和纽约的最新时装、世界上所有的美食、豪华公寓、高级酒店和华美的迪斯科舞厅，但没有任何东西与密尔的思想市场概念相类似。
新加坡是这种砖痣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典范。一个鲜为人知的模式可能是满洲国，这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日本在满洲的一个超现代化（ultramodern）的傀儡国家。这个国家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一个皇帝—无能且没有真正统治权的溥仪；一个没有主权的政府；一个实际既不宽容也不平等的文化多元、种族多元模式；一个只存在于日本理想主义者头脑中的新亚洲身份的蓝图。满洲国是一个砖痣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主题公园的殖民地。它在物质层面上无疑是现代化的：拥有比日本更时尚、跑得更快的火车，更高的楼房和更好的公园布局，更精美的现代化酒店，设备更好的电影和广播公司和比亚洲任何地方都要好的行政管理。然而在那里，缺少的也是一种你无法伪造的东西：人的思想渍铀。
新加坡在物质上也是现代化的，它按照前总理李光耀制定的极端理性主义路线进行统治。李曾称新加坡公民为“数字”（digit），仿佛郑智是一道数学题。他的目标一直是完全控制“数字”：控制他们的经济活动、郑智选择和私人生活。曾被比喻为有死刑的迪斯尼乐园的新加坡，是一个真正的事事都被“安排”好的地方。人们在家里说的语言，受过教育的华裔女性的理想结婚对象，在公共场所的饮食习惯，都有精心设计的准则，或多或少地被强行规定。
某种程度上，新加坡是一幅讽刺画，是中国郑智的缩影。李嘉诚的官僚们确保所有新加坡人都遵守儒家伦理的砖痣版本，这些伦理曾经被广泛吹捧为亚洲价值观：节俭、勤奋、服从权威、牺牲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以及除了对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的 "建设性 "想法外，不得批评政府的政策。它们不得不被称为亚洲价值观，因为李领导下的政府官方反对中国的沙文主义。李嘉诚自己是作为英国殖民者接受教育的，他必须发明一种亚洲传统来迎合他的郑智理念，并给新加坡一个共同的“身份”。像毛主席一样，尽管不那么凶残，李嘉诚试图控制外国的影响和过去的思想。与中国相同，除了某些为游客修整过、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街道，大部分新加坡历史上的实物已经被拆毁。其中有一个地方，过去是一条充满异装癖的烟街柳巷，在被摧毁后重建了一个净化版的合格街道。它就像一个主题公园，向游客宣传为东方夜生活的片区。
新加坡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典范，是东南亚的一块富饶的城市飞地。它的商场和百货公司囊括了西方和东方的所有名牌，拥有豪华的高尔夫球场、平坦的高速公路、超一流的餐厅和体验完美的休闲度假村。在这里，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古老的异国风俗可以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得到完全展现。在这个严加管控的物质天堂里，资本主义企业和独裁郑智得到完美的结合。如果所有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新加坡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都能接近这种极乐的状态—那异见或者个人的怪癖还有存在的需要吗？你一定是疯了才会反抗，而这正是那些坚持反抗的少数勇敢或莽撞的男人和女人得到的待遇。为了所有“数字”的舒适和安全，应该把他们关起来。
这就是DXP清理MZD主义废墟时的想法。如果说后MZD时代的中国有什么蓝图的话，那应该是新加坡的样子。这种新的亚洲模式，在某些方面归功于当时仍由军事政权管理的南朝鲜以及皮诺切特的智利，是对那些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渍铀皿煮的人的挑战，换句话说，是对那些认为商品的渍铀市场会自动导致思想的渍铀市场的人的挑战。在智利、南韩和台湾的案例中，事实证明那些人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什么必然或自动发生的事情。当中产阶级反叛，或至少停止支持他们时，军事政权就会崩溃。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类似的皿煮转型会很快发生在中国或新加坡。
事实上，MZD之后的中国的砖痣资本主义政权在拉拢中产阶级以达到其郑智目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然，这也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台湾和香港已经表明，并没有内在的文化原因使得华人喜欢砖痣政府而不是皿煮政府。韩国人也是来自同样的儒家传统，并且是来自一个尤其砖痣的版本，他们也曾成功地争取过一个更渍铀的郑智制度。
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因为它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一部分，它的郑智也曾经有很多主题公园的元素。当蒋介石以及他的儿子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台湾时，作为反对龚铲主义的最后堡垒，它仍然假装统治整个中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各省解放前的议会代表还会进入国民大会，坐在轮椅上打盹。而像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机构，存放着许多清朝的御用藏品，就是为了显示国民党代表着中华文明。然而，当地台湾人领导的台湾皿煮运动，对统治中国没有兴趣，甚至连一个微型的中国都没有。台湾的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只是想在台湾建立皿煮。一旦他们成功了，对统治大陆的矫饰和虚假的象征（感谢上帝没有包括超级棒的故宫博物院）很快就消失了。
3.
日本的郑智也许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皿煮，但日本比其他东亚国家拥有相对渍铀的制度。尽管如此，战后皿煮的日本也发展出了事实上的一党制，虽然不像新加坡那样具有压迫性，但也和中产阶级达成了类似的约定。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本人就被承诺一生安稳就业，每年收入翻倍。作为回报，他们要求默许郑智现状。并非每个人都在同样的程度上受益，但有足够多的人确实得到了好处，这使得这一制度正常运作。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政府职员、或多或少腐败的自民党政客和大企业的代表治理下，日本成为一个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儒家传统的家长制国家：以服从换取秩序、安全和一碗饱饭。
知识分子，作为通常情况下郑智异议的来源，在儒家社会中历来享有统治者忠实顾问的地位。理论上，如果统治者偏离了正确的道路，有学问的人就有责任指出他们的错误。实际上，你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才能这样做。有些人确实是那么勇敢，但往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渍铀思想者的传统，在东亚是刚起步的，在中国尤为如此。这使得DXP和他的继任者比较容易驾驭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使他们从事经济改革事业。就像30年代日本政府把日本知识分子带到满洲国从事社会经济工作一样，据说日本政府宣称的目标是把亚洲人从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中解放出来。中国政府还相当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批判这个制度就是不爱国，尤其是当这个制度为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提供了如此多的社会和物质利益的时候。
许多年轻的、有企业家精神的中国人，也许是一时冲动，甚至相信资本主义可以代替文化和思想渍铀。北京的一位地产商曾经向我解释说，“商业化”是建立一个渍铀的现代社会的最佳途径。她是后毛派雅皮士的完美典范：在英国接受过部分教育，有在华尔街的工作经验，穿着欧洲最新的时装，受野心和民族主义自豪感的驱使。她喜欢引用安迪-沃霍尔关于商业和艺术之间边界消融的观点。她最新的项目是在长城上建造一个建筑主题公园，委托11位炙手可热的亚洲建筑师建造现代主义风格的别墅，并打算以巨额的价格租给有钱的个人或公司，比如普拉达或路易威登—他们会在那里举行 "活动 "来推广自己的产品。
事实证明，地位、稳定、爱国主义和财富，足以成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接受家长式、砖痣式的资本主义而不加反抗的理由。事实上在中国，郑智服从的另一个理由是：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抗议都会立即导致重罚。中国的大城市确实是这种现代社会的典范—专家治理、物质富裕，但在郑智上以及思想上都是贫瘠的。显而易见的是，外国商人对这种状况很满意。与腐败的官员打交道可能令人厌烦，但这可以留给中介人去做。而幸运的是，没有令人厌恶的工会、反对党、郑智异议以及其他皿煮社会的混乱状况。
新加坡的制度会在中国持续下去吗？还是会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内部矛盾而崩溃？198酒年反对官员腐败、争取更多公民渍铀的大范围示威游行，是一个警告：稳定永远不能轻率对待。但砖痣资本主义主义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而且其终结并不会马上到来。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反抗，很难看到它如何发生。不过，也有理由说明，这个制度可能比看上去脆弱得多。新加坡很小，不足以打造一个密闭的中产阶级城邦。在中国，城市精英仍然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不太繁荣的腹地。农民和工人经常从破产的国企中大量下岗，他们并不是东亚技术主义的受益者。他们的女儿涌入南方城市，在中国或外国的工厂里做实际上的奴隶工作，或者在蓬勃发展的性产业中做妓女。他们的儿子作为流动的建筑工人在全国各地游荡，没有得到权利和保护。由于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他们零星的爆发可以被控制为地方性的骚乱。
但是，技术总是会受到经济命运的挟制。在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几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零星的暴动可能导致全国性的起义。不满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加入进来，尽管对暴民统治的恐惧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城市精英可能会领导一场有组织的反叛，反对腐败的一党制。或者，也许更接近于1930年代日本的情况，特别是如果受惊的统治者试图将国内的动荡转移到针对台湾或西方的侵略性沙文主义（aggressive chauvinism）上。法西斯主义的变种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
不排除在龚铲党最终失去权力后建立渍铀皿煮制度的可能性。但更暴力、更不渍铀的解决方案仍然更有可能。没有一个方案会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所有的都会是危险的。不过，事情也可能只是保持不变，而中国，就像一个大陆大小的新加坡，将成为砖痣资本主义的光辉典范，受到所有过着被阉割的、幼稚的美好生活的非渍铀主义政权、企业高管和其他公关人员的礼赞致敬：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不断的乐趣和游戏将使思想渍铀变得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