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借助的是两种合法性框架，一种是价值的合法性，另一种是社会的合法性。价值的合法性，乃是一套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普遍的宏大叙事；社会的合法性，则是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涉及到现代社会知识/真理的生产与传播，而在大学与传媒的知识分子，正是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掌门人。
现代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络媒体三大阶段。古腾堡的现代印刷术，使得现代的报纸、杂志和流通的书籍，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因而也造就了17世纪的新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正是印刷革命的产物。到了20世纪，随着广播与电视的出现，知识分子不仅以间接的文字，而且以直接的视听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拥有了更直观的感觉冲击力。而到了20世纪末，网络媒体的横空出世，既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提供了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新空间。
新的网络技术的涌现，让新媒体每隔3~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这20年的媒体变化，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二百年。那么，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对以媒体为自身合法性生存基础的知识分子而言，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以启蒙为己职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与时代和解，重新获得自己的位置？
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BBS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短视频时代。这四个时代，既相互迭代，又彼此交叉。知识分子在这四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地说，呈现出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下降路线。
今日新媒体的主流，既不是微博，也非文字自媒体，而是以抖音、微信视频号为代表的短视频。短视频的出现，迎合了当今年轻一代的阅读心理。他们不再习惯于抽象文字的阅读、思考和表达，更愿意读图、看视频。过去是有图有真相，现在是有视频才有真相。过去受众在乎的是内容本身，如今更在意的是谁在说，如何说，而这个“说”的主体，是需要视觉化和既视感的。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后真相时代，一般受众无法凭自己的理性，判断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何为真假，只能将大脑的思考关闭，将自己托付给自己信赖的对象，即某个具体的媒体偶像。而这个偶像，一定要有可见的真身，所谓的视觉形象，颜值即正义，偶像即真理，是许多受众信奉的法则。
短视频与微博一样，不需要说理，只要说得出彩、说得刺激，即有所谓的“金句”，就能获得流量和影响。金句都是以碎片化方式存在的，不在于是否符合大脑的理性逻辑，只要与受众的心灵同频即可。短视频的特点是搁置理性，直击心灵，只须情感被打动、情绪被激发，便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在短视频时代，连网络意见领袖也靠边站了，而变之为网红的天下。各类网红，遵循的是与自媒体作者同样的逻辑：流量至上，娱乐至死。只是自带流量的网红背后都有经纪公司操盘，更擅长以商业化的方式将流量及时地转化为现金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网红们不得不更加屈从于网络市场的流量逻辑，屈从于签约公司的资本利益。而以理性思考为本位的公众知识分子，在短视频时代，被第三度边缘化，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众。
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以担任启蒙为己责，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其中，公开和理性是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的“公开”与“理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共领域的第一原则，乃是其公开性。然而，当BBS衰落以后，公共讨论和公共交往便失去了其必要的技术结构。微博虽然是公开的，却是不平等的，微博犹如一个以博主为核心的半公开的土围子，有自己的帮主，有一帮护卫博主的铁粉，一旦出现不同的意见，立即被围攻或排斥，或者被拉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微博群，基本是一个同质的立场共同体。倒过来的情形也经常发生，某个博主的意见被一帮外来的水军围攻谩骂，发生攻擂与守擂的激烈交战场面。以尊严和脸面自重的知识分子博主，往往因为无法忍受各种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最后关闭微博，退出无聊的场域。
到了社交新媒体的微信时代，每一个朋友圈和微信群，都是一个内循环、半封闭的社交小圈子，距离公共空间的性质更加遥远。不少知识分子限于舆论的环境，退出公共空间，转而在群聊中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与志同道合的群友交换资讯和见解。然而，每一个群聊圈，都是一个“信息茧房”，参与者只愿意接收和理解自己所愿意见到的资讯，而排斥自己不愿看到的相反信息。久而久之，各个群以及参与者日趋同质化和内闭化，以为在群里看到的资讯就是唯一的真相，而本群所代表的，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流意见。
没有多元，便没有反思，更无真相。封闭性的“信息茧房”，同质群的同步震荡，造就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单向性”，蜕变为缺乏反思能力的“单面人”：在群内同仇敌忾，到群外容纳不了不同的声音。新媒体的公共性消解，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封建化，割据在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土围子中，失去了BBS时代那种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真诚对话。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的舆论环境变化，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中间那张桌子，在新媒体技术形态中的消失也是重要因素。当一张可以让不同的人围坐在一起的桌子不复存在，那么就失去了平等的、有距离的对话空间，只剩下无距离的肉搏，或者隔山打牛式的争吵。
除了公开性之外，理性是知识分子启蒙的第二精神标志。理性精神的陨落，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微博是第一步，说理求证让位于简单粗暴的立场宣示；自媒体是第二步，各种标题党和内容的哗众取宠，为了博取流量，启蒙理性蜕变为计算理性；短视频是第三步，感官的直接冲击代替了大脑的理性思考，抽象的文字符号敌不过视觉形象的即时感受。一个去理性化的感官时代重新降临。人类脱胎于动物，又超越动物的标志，除了制造工具之外，便是拥有抽象的文字符号能力。然而，短视频塑造了新一代的感觉动物，从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动物的既视感。面对感觉动物的年轻一代，诉诸于理性的传统知识分子变得不合时宜，他们既缺乏明星那样的颜值，又没有网红口吐金句的能力，因而成为被年轻一代唾弃的过时人物。
于是，问题来了：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知识分子究竟是坚守本位、抵抗世俗，还是与新潮流和解，重新寻找与定位自己新的位置？
传统的启蒙者通常都是居高临下的，认为自己代表着黑暗中的一束光，是燃灯者，而被启蒙者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幻象，“唯有我掌握了真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今天的启蒙知识分子首先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假如不了解自己的启蒙对象，即使讲得满头大汗，甚至得意洋洋，实际效果却是鸡同鸭讲，一切都很虚妄。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舞台的主角，但今天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创造了网络民主社会，但网络民主反过来消解了其话语权。知识分子的存在，取决于知识是被垄断的稀缺品。知识分子曾经垄断话语权，报纸、杂志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而网络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只要说得足够巧妙出彩，就能有流量。当然，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要影响当下，而是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一些更长期性的工作，但就影响力而言，那最灿烂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有些知识分子还沉浸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幻觉里，他们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需要一场新启蒙，这应该是和整个时代错位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重新出现一个启蒙时代的春天，那个启蒙也不会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启蒙，首先得会玩网络，得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否则根本没法和他们进行起码的对话。
20多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曾经豪情万丈地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因为依然有愚昧。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虽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桌子”式的那张公共平台，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渗透进强有力的商业逻辑。但能不能借助新的技术平台进行启蒙？罗翔在新媒体的成功，意味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完全缺乏空间。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很大的，即使不想成为主流，在边缘的位置，依然也有它的市场，拥有不小的“分众”。分众时代早就出现了，中国14亿人中任何一个“小众”，一旦通过网络将这种共同体联系起来，也会形成一个惊人的规模。
但是，当面对年轻一代说话的时候，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认为他们是你的启蒙对象。老的一代总是幻想外部环境改变以后，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兴”会重新再现，这基本上是一种幻觉。技术条件改变了，即使各种外部环境改变了,年轻人依然不会跟着你跑。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反思，不要以为自己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尼布尔说过，人性当中的骄傲有四种形式，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有知识骄傲和道德骄傲，这两种骄傲假如不反思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和今天的年轻一代交流对话，更不要说启蒙。
在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降维启蒙”。所谓“降维”，指的是姿态的放低，不再是高高在上，俯瞰众生，而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大众进行对话交流。
“降维”是一个姿态，这个维度未必是下降的维度，也可能是二次元世界甚至是代表未来的维度。即使知识分子的声音在网络时代并不那么合乎时宜，但其提供的就是一种“对冲”的声音。只要不为流量追求流量，这种“对冲”的声音就是有市场的。即使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只要知识分子守住自己，依然可以在自我和流量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
2023年是ChatGPT的元年。一个比网络时代更新奇的时代降临了。面对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用人工智能，还需要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有待知识分子作出新的回应、新的探索。
固守传统，必是死亡。与时俱进，便是新生。
延伸阅读：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声音“每况愈下”
本文原载《齐鲁晚报》2018年8月19日
▍公共领域成功有它强大的商业逻辑
问：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过一批文化评论类的文章，反响很好。后来有意识地减少这类文章的撰写，更专注于学术研究。现在您又主动运用微博、微信发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知识分子和近现代史，同时又有点想法。我是绍兴人，从小是读鲁迅先生的书长大的，所以很喜欢鲁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实上，我“出道”的时候发表文章并不是在专业刊物上，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读书》杂志上。所以，我的起点就是公共，这可能和别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两栖”的，既在大学里面，同时又面向公众。而且我始终保持这种两栖性。
问：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这种特质让您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变化？
许纪霖：这和我对时代的大问题比较敏感有关系。首先是兴趣，我一直重复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学问，而是由问题引导的学问。但是这个问题由我来回应的时候，我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讲，好的东西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于有学术的思想。
问：面向公众发文章会很快得到回应，但也很容易把一个人掏空。
许纪霖：公共领域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诱惑。虽然你不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业逻辑来支配。你发出了声音，写了很多东西，希望即刻得到鲜花和掌声，媒体就有这种诱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化批评很热，我的兴趣也很广泛，一度报纸、杂志约稿很多。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诱惑。面对这种诱惑，我当时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写那些东西。
王元化先生毕竟是大学者，他就“警告”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做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写一些他眼中的“报屁股文章”。后来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就慢慢减少，至少是克制的，有节制的，然后回到我的专业领域做知识分子研究、思想研究。
问：作为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发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许纪霖：我对互联网不算陌生，我永远是一个对时尚的东西比较敏感的人，也愿意有参与感。所以，最早互联网从BBS开始，我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我有微博账号，也有微信公众号。这三个阶段，可谓“每况愈下”。
问：为什么说是每况愈下？
许纪霖：影响力每况愈下，是因为BBS时代大家还是可以讨论问题，彼此可以说理。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说理，缺点是只会说理。微博时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时代。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还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意见领袖不一定有知识，他要有意见，有倾向性的看法。有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个字说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响力，让很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网红的时代。网红追求什么？流量。
所以，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让人更自由，好像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越来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越来越不自由。你说话的方式，是被更强的商业逻辑所支配。
问：您觉得这个现象是让您无奈，还是需要作为现实去接受？
许纪霖：这种商业逻辑内在于互联网之中，却和知识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期待知识分子有多大影响，这都是老观念。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已经身处边缘。
问：这种商业逻辑是您在接触新媒体平台之后所有的体验，那您是会坚持说理的方式，还是会做一些贴近读者的改变？
许纪霖：我会和时代妥协。我会研究它的特点，在表达上向它靠拢。但是有些底线我是不会破的，比如我不会把流量作为第一目标。我以我的知识和良知说话，不是以流量为优先，这个底线破了，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那就是网红或者想做网红的人。再怎么标题党，也不能违背原意或者核心思想。
同时，你如果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必须去了解公众，必须有一种和公众和解的姿态，而不是对抗。当然，任何和解与对抗都是有底线的。失去了这个底线，你一定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或者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网络时代已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
问：现在您觉得启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启蒙的境遇如何？
许纪霖：我现在越来越不太愿意用启蒙这个词了。因为，启蒙预设了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人，而今天是一个互动和分享的时代，是通过公共讨论来澄清问题。启蒙是一个印刷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已经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了。如果一定要说启蒙的话，它一定是双向的，并不存在一个等级结构。所以，我觉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启蒙的位置上。现在，年轻的一代，不愿意老一代以启蒙的姿态说你应该如何、应该怎样，他们非常反感，即使你说得对。所以，我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态放低一点，更多地和愿意倾听你声音的人进行双向讨论。
问：大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标准，大家老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做点什么。
许纪霖：对知识分子提出比自己更高要求的人，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现在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有责任。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比其他人担当更多的公民责任。
知识分子的唯一别人不具有的责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专业领域。比如说，三峡工程到底怎么样，这是大家搞不清楚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该出来说话的，他不是要表态，而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告诉公众事实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问：那么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后会怎样？
许纪霖：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么就是“知道分子”。我在2002年写文章的时候，已经预见到这两拨人的分化，现在的分化越来越明确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研究，他不想也不愿意思考公共的问题。然后，在传媒就有一批专业的传媒人员、撰稿人，他们负责发表意见，他们的知识博杂也很敏感，但很难说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在知识性和公共性上能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人越来越少，也没有人愿意做。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实体。具有某种批判精神、超越意识，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在今天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了。所以说，每一个人，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有知识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你具有知识分子这种身份，就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说如果你从事知识分子职业而不具备知识分子精神，依然不是知识分子。倒过来，你不是知识分子职业，但是你具有这种精神品质，也可以说你是知识分子。
▍年轻人越来越致力于制定小目标
问：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来，您比较迷恋民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同时，您不太喜欢过于关注现在的事情。
许纪霖：当下要关注，也要有距离感。与现实贴得太近，只会停留在现实表层。现在社会太浮躁，缺乏节制感。我们的大众文化表达都是很嚣张的，各种表现都加码。我毕竟是在历史系，所以更喜欢看和我们有些距离的知识分子。太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离了才看得清楚。有距离的历史看清楚了，对现实反而了解更透彻。很多人缺乏现实的深度，是因为他们缺乏历史感。所以我更愿意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看今天的一切。因为，今天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问：可能有一些年轻学子会困惑，说了解以前的知识分子，跟当下有什么样的关系？
许纪霖：这是一个阅历的体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验。同样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我现在给大学生讲的效果，远比不上给社会人士讲的效果。因为这和知性没关系，后者他们已经有人生经历了。现在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纯知识，它背后不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识。所以他无法了解知识背后的内涵和意义，而是去抠那些很细的知识点。但知识分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识去体会的，而是靠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
看书、吸收知识需要对话。但资讯不会和你对话。而且，知识是系统的，资讯是破碎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以了解资讯的方式去读书，他获得的是支离破碎的资讯，而不是具有某种价值观、世界观和整体感的知识。知识和资讯的差别就在这里。资讯不能提供世界观，不能构成三观。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资讯，却没有自己的三观。这样的人格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问：您以前提到过知识分子的三种关怀，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与知识层面。
许纪霖：今天就是知识关怀。我的学生里面，大部分是以知识关怀为主调。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大趋势，你不可能改变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话来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至少我有这个同感，你不能期望年轻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问：会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吗？
许纪霖：有可能。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未来，年轻人会越来越致力于小目标。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目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整体性的东西，年轻人那里不会再有。年轻人都会设定一定的小目标，而且这些小目标有时候还会互相冲突。
问：所以现在是一个小时代？
许纪霖：大时代、小时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大时代一定有一个整体的、共鸣的、乌托邦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大时代不可能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目标、小的乌托邦，这个一定会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整个世界属于大转折的时代，以后变化可能会更快。技术的创新太厉害了，任何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文化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化的变革之中。从印刷媒体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还在不断产生新变化。我们难以想象，至少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是，我愿意去理解。知识分子实际上未必能够改变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为世界提供一种解释。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变化的世界是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样貌。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整体的、清晰的解释。世界在变动，我也在理解。我现在的理解还不是整体性的，只是抓住了一些现象性的东西，试图深入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