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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中美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探讨,即,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即使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并非是双边的事情,这两国关系如何处理,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战争多于和平,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极其悲观。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很自然会演变成国际冲突。多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一些表象上看,这种担忧似乎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从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而这些国家的行为又导致中国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和其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也就是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那么也不致于导致两国的公开和正面的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政策目标变化及时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但现在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中国如何做?这里首先要对今天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作科学的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所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中国才可以决定自己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明了应当对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的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国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美国可以说起到了远较从前的帝国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外一个角落产生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例如朝鲜,今天不管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中国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

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问题:全球化如何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面临着怎样的困局?为什么这些问题美国及其盟友很难解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过程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远较一些中等国家的大。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其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金融资本驱动着全球化,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行为则是货币化。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全球化导致了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面临困局。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中产阶级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反而导致了西方各国内部政治主权的强化。西方所有大众民主国家,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不仅难以产生一个政府,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政策。这方面,欧洲最为典型,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但就是产生不了解决问题的主体,即有效政府。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今天美国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希望再工业化。这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复兴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相对孤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注重于其内部建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果相对孤立主义崛起,美国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都很难像从前那样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在欧洲方面,因为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那里的安全秩序没有出现明显的挑战者。在中东,美国所确立的秩序几乎已经解体,人们不知道一个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在亚洲,美国主要在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样,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作大量的投入。

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概括地说,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但同时,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方面,中国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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