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政治过渡仍需扩大人们参与政治和改善政府的机会。在这些地区，因引入代议制民主步伐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产生的挫败感，很可能促使外国人提出以一代全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区别对待的策略。
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下台以及对其支持者的暴力镇压突出说明了，代议制在面对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冲突时是那么脆弱。突尼斯已经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弊端。虽然其过渡过程是迄今为止所有国家中最成功的，然而它即将面临的批准宪法和举行选举的任务极为艰巨。利比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付武装民兵，建立强大且合法化的国家机构。这些关注国内斗争的头条新闻背后，隐藏着政治过渡过程中获权群体和受冷落群体的差异。在这些国家中，旨在加强民主政治的国际行动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能性并不一致。
《过渡时期的政治方案》是我们分别于2012年秋对突尼斯1和埃及2以及于2013年春对利比亚3进行的一系列选举后调查。调查结果揭示了三个教训：
l需要把重点从妇女和青年扩大到尚未获得权利的农村地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
l在收冷落群体中，某些人对关键问题的倾向与参与程度更高的群体的观点一致，而另一些人的观点则没有获得充分代表，对此我们需要区分二者的差别。
l需要了解过渡过程中的获权群体和受冷落群体在各个国家中存在的显著差异。对政治过 渡，特别是在促进民主化的目标下对发展援助采取以一代全的方法，很难产生效果。
目前的政治方案极为重视妇女和青年群体。这主要是基于三点依据：一、青年群体代表不足，可能受到鼓动，破坏现有的稳定局面；二、妇女是受排挤的对象，在公共领域未获充分代表；三、除此之外妇女和青年群体的需要与倾向无法得到满足。
但是这些假设并不完全真实。在选举时动员了许多年轻人，但一些中年和老年人也参与其中。在埃及和突尼斯，年轻人对政党的参与度相同，但对选举的参与度却不同。在利比亚，更多的年轻人会参与选举；76%的年轻人会投票，而30岁以上者投票者比例仅为67%。
通常来说，妇女在政治过渡前后都被排除在外。在埃及和突尼斯，参与政党的妇女相对较少，她们对选举的参与度也较低。在埃及，随着革命的发生，男女在选举权上的差距已经减小。但是在突尼斯，事实却相反。在过渡前，男女的投票人数相近。但过渡后，在2011年10月的选举上女性的人数远远落后于男性。在这三个国家中，利比亚在选举上的性别差距最大。
然而，其它的社会阶层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农村居民就未能在过渡过程中获得权利。在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前，农村人口的参与度大于城市人口。在埃及，41%的农村居民参与了选举，相对而言，城市人口的投票只有29%。在突尼斯，40%的农村居民参与了选举，而城市人口的投票只有36%。随着革命的发生，更多的城镇人口被调动起来，对选举的参与度也更高了（见图1）。
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被剥夺权利最严重者绝大多数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群体。民意测试显示，这些人在革命前和革命发生时很少参加抗议，也不加入政党。因此，事实上在改革后，这些人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小。
不仅要关注这些群体是否脱离了政治进程，还要关注他们对政策的倾向性是否也脱离了政治进程。政治倾向上的差距会加剧参与度的不平等。调查结果显示，倾向性的最大差距并不存在于男人与女人、年轻人与老年人这类得到关注的群体之间，而是体现在农村与城镇居民，以及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群体之间。
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一些公共政策问题上意见会有不同，但在不同的国家中或针对不同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不会大相径庭也不会完全一致。例如，虽然他们在是否应支持伊斯兰主义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宗教领袖是否应该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一问题上，年轻人和老年人持有相似的观点；在埃及，中年选举人会稍稍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而在突尼斯和利比亚，年轻人这么做的可能性更大。在对待经济问题上，埃及人和突尼斯人大多支持国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利比亚人则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体制。不过总的来说，年轻人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性别问题上，青年和老年埃及人对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持有相似态度，而在突尼斯和利比亚，与年长群体相比，年轻人更支持增加女性政治代表的措施。
男性和女性的倾向也并不明显。在突尼斯，男性和女性为伊斯兰政党投票的可能性相同；在埃及，女性更可能这么做；而在利比亚，男女间没有差别。对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男性和女性也持有相似的态度。最后，关于性别问题，埃及和突尼斯的女性比男性更加开放一点，而在利比亚，情况则相反。
相比之下，农村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则持有对比鲜明的价值观念。他们与受过教育的城市人群相比，更可能会将经济作为重点，并将民主化与经济福利和经济平等等同视之。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支持伊斯兰政党，并寻求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强大作用。至于性别问题，他们通常对妇女参政持保守观念。
综合而言，所有的这些迹象需引起我们对政府援助进行反思。
l将重点从妇女和青年人的身上扩大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和农村阶层；
l区分倾向差距和参与差距。扩大政治参与的包容性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只有当倾向差距和参与差距相匹配时，新的声音才能有助于促进政策结果。
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具体每一个过渡型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才能确立恰当的政策，并有效地利用发展援助。另外同样适用的一点是要理解社会过渡时期的形势，比如我们应该研究埃及的发展条件，因为在这个国家，下台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间的宗教取向差异，也掩盖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的差异。
注：
（1）突尼斯大选后调查（TPES），由本斯特德（Benstead）、卢斯特（Lust）及马卢车（Malouche）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波特兰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支持下进行。
（2）埃及大选后调查（EPES），由政治策略研究Al Ahram中心（ACPSS）与卢斯特（Lust）、索尔坦（Soltan）及JMW咨询公司（JMW Consulting）合作，并在丹麦埃及对话研究所的支持下进行。
（3）利比亚大选后调查（LPES），由国家民主学会、JMW咨询公司（JMW Consulting）、本斯特德（Benstead）、卢斯特（Lust）和迪万（Diwan）市场调查联合进行。
作者介绍：
林赛·本斯特德（Lindsay J. Benstead）为波特兰州立大学马克哈特斐（Mark O. Hatfield）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埃伦•卢斯特（Ellen M. Lust）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扎法尔·马卢车（Dhafer Malouche）为法国统计数据和信息分析高等学院副教授。
贾迈勒·索尔坦（Gamal Soltan）为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实践副教授。
雅各布•维希曼（Jakob Wichmann）为JMW咨询公司（JMW Consulting）的创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