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文化特征鲜明，许多学者研究了拉美文化对其现代化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仅影响国内政策也影响国际政策。但很少有人研究过拉美政治文化与其国际政策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学界一般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属于主观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
另一位政治文化研究的先驱悉尼·维尔巴（SidneyVerba）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体系是由经验主义的信仰、表达性的符号和价值观构成，它们界定了政治行动产生的情形，它们提供了政治的主观取向。”
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政治行为也纳入政治文化概念中。罗伯特·图尔克（RobertC.Tucker）认为，将行为包括在政治文化中，增加了将信仰与行动加以比照的价值，因而也就区分了“理想的文化类型”与“实际的文化类型”。
之所以将行为纳入政治文化含义，是因为态度、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含糊不清和相互纠结的，例如，大多数拉美国家政治所具有的考迪罗主义特征既可以是一种心态也可以是实际的行为。美国杜伦大学教授罗兰·H.艾贝尔（RolandH.Ebel）和雷蒙德·塔拉斯（RaymondTaras）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即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式。政治价值观是关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应该如何建立和运作的理想化准则。政治态度是人民基于现实的对政治进程的取向，这常常被称作政治文化“模式”。政治行为方式是个体和集团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态度运用到具体的政治情境中。
关于拉美国家具有共性的政治文化，国内外学者有过大量历史性研究，他们总结出拉美的政治文化特点包括：等级制（hierarchy）、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精英主义（elitism）、职团主义（corporatism）、庇护主义（clientalism）、考迪罗主义（caudilismo）等。
研究者都是从西班牙对美洲的占领和殖民历史的特点为起点对上述文化因素在拉美形成的历史逻辑层层展开。多数学者认为，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统治方式由于多种因素作用既是高度集权的，又是分散灵活的。占领时期西班牙采取了二种自相矛盾的政治组织方式：一是在国王牢牢控制的地区实行集中化和单一制的政策，二是在新拓展地区采用当地自我管理和分散化的军事组织形式。于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特性同时出现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一种是被称作政治一元主义（monism）的集权化和专制主义文化，一种是对权威的抵抗和反叛文化。第一种是马德里政治文化，第二种是边疆政治文化。马德里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至少从理论上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的政治哲学。
它对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日后延伸到拉美。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好的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制社会，它由政府许可的社会成分构成，在一个社会有机体中每一成分发挥适当的功能。这套制度强调自上而下的精英统治、秩序、有机体论、以及承袭主义。这些思想也构成了拉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另一面，即还存在一个反叛的、地方主义的、无秩序无法律的一面。以研究拉美政治文化著称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莫尔斯（RichardMorse）将其称为托马斯主义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那一面。
西班牙统治者无法做到在距离欧洲遥远且广袤、情况十分复杂的殖民地始终实行有效的统治，对权威的地方反抗甚至反叛成为殖民地大部分地方的政治生活方式。因此，殖民地从形式上看是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高度分权和管理松散的。托马斯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在拉美独立后200多年的不同时期具有不
同形式和内容。从保守派考迪罗到自由派考迪罗，从民众主义精英再到官僚威权主义领袖，他们往往从反叛和暴动开始其政治生涯，而在掌权后又将专制的、具有等级结构的一元主义体系强加于他们的社会。
由于政治一元主义体系拒绝政治竞争和改变而导致的脆弱性，在拉美又出现了一些独具特点的政治亚文化传统。所谓政治亚文化，阿尔蒙德认为是指一国内部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阶级各自特有的政治倾向或取向，也就是利益集团的亚文化；或者是指政治系统内不同的角色、结构和次系统本身带有的特殊态度和传统。
艾贝尔和塔拉斯认为，拉美的政治亚文化传统首先是暴力传统。暴力常被作为在选举不奏效的地方打破政治垄断的唯一方法和途径。然而通过暴力掌权的集团在上台后又开始了另一个政治威权主义阶段，拉美政治生活于是倾向于在有序与无序中持续震荡，如理查德·莫尔斯指出的在托马斯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震荡摇摆。
第二种政治亚文化传统，即制度改革和创新。第三种是使用“间歇式民主”来解决政治困境。多元民主常被作为缓解独裁与暴力混乱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虽然在拉美不尽如人意，但常被看成是减轻暴力，获得外援，或摆脱独裁体制的需要。对间歇式民主的追求可以解释为什么拉美民主呈波浪式发展。在拉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价值体系中，艾贝尔和塔拉斯提出了以阶级或以集团为基础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式。他们指出，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迅速的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拉美地区民众主义运动，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已经构成该地区政治进程中最活跃的力量，并且它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会传导到社会其他阶层。
我国学者也认为，1930年以来，中产阶级越来越主导拉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拉美政治是中产阶级的政治”。
数位美国学者研究了这一阶层的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如1960年社会人类学家约翰·吉林（JohnGilin）曾经提出了10项拉美中间阶层价值观，并认为这些价值观构成现代化和发展的障碍，它们包括：人格主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尊严、家族主义、等级制、庇护主义、讲求实际的物质主义、重视宗教和精神享受、情感上的自我满足以及宿命论。
格伦·迪利（GlenDealy）专门研究了“考迪罗式男人”，也总结了与前者相似的拉美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他指出：“天主教世界的男人追求权力如同新教男人追求财富。在第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生命活力中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与经济有关的内容，两种世界观都产生了极其合理的世俗活动。”
为了获取权力，考迪罗社会的男人要求有同伙和追随者，他们知道权力依靠友谊，“没有友谊人们就会迷失”。
通过友谊来获得权力的方法有哪些呢？它们包括尊严、慷慨、男子汉大丈夫气概、高贵显赫与闲暇。
考迪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出现于殖民地时期托马斯主义体系的解体，是拉美后殖民主义背景下政治一元主义的一个替代品。由于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离心倾向、地方主义等成为主导力量，原来拉美政治文化中潜伏的带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特征的考迪罗式或强人统治政治行为方式自然也就出现了。考迪罗式政治行为方式产生于历史上的考迪罗主义，但其持续存在则是基于拉美当代政治一元主义内在的不稳定，在这种脆弱的政治条件下考迪罗主义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在20世纪以来拉美现代城市生活中，考迪罗式的男子更多地通过政党这一工具获取权力，并把庇护主义和主从关系模式从大地产庄园嫁接到了政府和现代城市生活中，形成了拉美独特的政治运行方式。
政治文化在国家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看一下哪些因素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外交决策和行为。
拉美外交政策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多种理论和方法。从二战后的政治现实主义方法、依附论的方法，到官僚政治决策过程分析，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强调经济发展战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强调总统个人的决定作用。美国学者珍妮·海伊（JeanneA.K.Hey）和弗兰克·莫拉（FrankO.Mora）提出，上述任何一种单一方法都不能达到科学地理解拉美外交政策和行为的目的。他们在总结了以往各种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拉美外交政策的三个分析层次：即体系、国家和个人。
体系层面分析侧重宏观的和国际变量，如全球体系的结构、国家间冲突、国际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的角色，以及国际体系的主要价值观和规范（如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大都认为，体系因素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结果的最重大的决定因素之一。外交政策的国家层面的分析，侧重于国内政治制度的角色，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政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它们都在国家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该分析层次强调，由于拉美政治文化中的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传统加强了行政机构的作用，因此，相对国内政策，传统上外交政策更是一小部分精英的特权领域。而发达国家惯用的将外交政策看作是官僚体制讨价还价，相互争论的结果与拉美的国内政治现实并不吻合。关于外交政策的个人因素分析，强调总统或政府首脑的个人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这同样是由于拉美政治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特征。以往有大量研究集中于单个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习性、癖好或个性的重要性。许多拉美外交政策研究甚至就是总统的外交活动年谱。一些拉美国家领导人，如墨西哥的埃切维里亚、古巴的卡斯特罗、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秘鲁的藤森、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都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他们的国家虽然都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强国，但他们却提出了吸引世界瞩目的外交政策，做出了惊人外交举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治文化因素无论在外交政策的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的分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拉美政治文化与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性呢？艾贝尔和塔拉斯假定，拉美外交政策和行为与三个主要的文化倾向有内在的关联性，即：国际一元主义、庇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性：如同在国内政治领域，托马斯主义价值观导致拉美国家在国际领域同样希望寻求稳定的世界或地区秩序，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则是对庇护主义的诉求，即寻求一位可以保障其安全和利益的国际庇护主，但若庇护主滥用其权威，拉美国家不能从庇护主那里得到安全和保障，便可能会出现对庇护主的反抗和反叛，它们会以民族主义的方式作为回应。作者提出，在理解这一理论之前，必须考虑拉美面临的三个大的环境因素：第一个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第二个因素是由拉美一元主义政治文化导致的历史上的政治不稳定，第三个有关联的因素是普遍性的依附问题。
首先，作者认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使拉美国家处在一种与该地区政治习惯和传统十分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下。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缺乏一个拥有主权的决策中心，因此在国与国关系中大量采用外交技巧，如讨价还价、联盟、承诺，而拉美传统的一元主义文化倾向于决策的威权主义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国家被迫处于一个相对其文化而言更加扑朔迷离的和灵活多元的国际环境中。由于需在一个文化陌生的环境中发展外交谋略和技巧，大多数拉美国家外交政策机构与国内政治相对隔离，与国内其他政府部门相比，外交部门有另一套运行规则。
其次，拉美的政治一元主义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使得即便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也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者之列。因此，拉美外交思想和行为要么是极度夸张的对国家主权的伸张，要么是在更加强大的国际行为体的羽翼庇护下寻求避难所。这两种做法都可能使国内的政治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和缓解，也可能为保持领袖魅力提供了一个外部机会。
最后一个因素是普遍性的依附问题。显然，经济不发达和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拉美国家对外部压力和影响更加脆弱，迫使许多国家归顺美国，冷战时期的古巴则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摆脱依附的努力常使拉美国家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因为为了达到或保持经济独立，它们必须从外部世界获得援助，但这往往又增加了陷于依附关系的机会。因此，经济不发达和依附在国际行为中加强了拉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庇护主义。
艾贝尔和塔拉斯的上述理论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理解拉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桥梁。该理论最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另外考察了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的三个大的环境因素，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拉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和长久以来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拉美外交决策和行为不仅发生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区和国内文化背景下，也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文化背景下，即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性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拉美外交政策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西半球考迪罗对拉美外交决策有强大影响
诺曼·贝利（NormanBailey）在70年代的一篇名为“作为考迪罗的美国”一文中指出，“‘强大’但仁慈的领导人是拉美人在国内追求的一个理想”，“庇护情结”已贯穿拉美几个世纪。但“如果这个政府或考迪罗侵犯了他的自由或私有财产，他便会反抗。”贝利指出，庇护思想进入国际范围，便是拉美国家希望一个强大但并不过分烦扰的庇护主，这个庇护主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国际生活不确定性的危害。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承担了这一角色，20世纪美国承担了同样角色。
虽然美国从未把自己称作西半球考迪罗，但从19世纪“门罗主义”出台以来，美国一直以西半球的保护者和霸主自居，将拉美视为自己天然的后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通过泛美体系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形式最终将它在西半球的考迪罗地位制度化合法化。美国自诩有能力营造泛美安全和稳定，为西半球人民谋取福祉，但实际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干涉拉美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这势必不断激起拉美各国的反美情绪。
第二，追求主权与自主的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拉美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拉美民族主义经历了从克里奥尔人的本土意识和美洲情结，到独立运动英雄们的美洲主义思想，再到19世纪末知识精英和爱国者们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二战后作为推动发展与变革力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古巴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漫长的演进历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从这时起，美国日益强大并不断加大对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干涉，拉美民族主义越来越具有反美主义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拉美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并在许多国家掌握政权，主导现代化进程，它们也更多地采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国有化、限制外资、激烈地抨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渗透、采取多元化外交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等。
第三，努力摆脱经济依附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推动力经济依附对最发达的拉美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在拉美摆脱经济依附的愿望产生了对自主的诉求，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发展。纵观拉美自独立以来采取的每一种现代化发展战略，无论是19世纪后期的出口导向战略，还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及8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均伴随着对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调整，也就是说，拉美外交决策和国际行为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直接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和私人部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者敞开大门，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确创造了一些发展的奇迹，但它也导致了更大的对外部世界的依附。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在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影响下，拉美大国纷纷开始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追求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对外部世界更大的独立性。伴随这一发展战略的外交政策是多元化外交，即不希望从对美国的依附转向对另外一个大国的依附，而是努力与日本、欧共体、太平洋沿岸等多个国家发展关系，开拓美国以外的新市场、新的资金和技术来源。进口替代战略部分取得了成功，但拉美仍没有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其表现就是80年代末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再一次开始发展战略的调整，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又导致拉美主要大国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
第四，外交政策机构的相对封闭性受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拉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拉美外交政策机构呈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远离国内政治进程。国际体系的现实，即权威的缺失，要求外交人员能够熟练地掌握一些外交技能如谈判、妥协、联盟的建立等，但这些素质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中都不突出。在拉美，外交决策传统上是精英阶层的特权，总统以及相对狭小的一部分官员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哪些是国家外交主要的问题哪些是次要的问题。因此，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个人偏好和主观随意性。而且拉美国家传统上对外交使命的界定也比较狭隘，并不包括一些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事务，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科学技术等。但各国外交机构与国内政治的隔离程度并不一致，在古巴基本不存在，在巴西则最高。在巴西，外交人员是高度精英化和职业化的，他们是外交部创立并指导的“里约·布兰科学院”（RioBrancoInstitute）精心培养出来的，该学院的毕业生大多来自社会上层，长期职业化训练培养了他们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
20世纪6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W.Anderson）提出了“活博物馆”这一概念来形容20世纪拉美的社会冲突。他认为20世纪以来拉美成为各种政治思想汇集的一个“活博物馆”，旧的政治思想从未消失，它们仍以不同方式存在着，而新的政治思想又不断涌现。
上述现象说明，拉美政治文化不仅是连续性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些变化势必会反映到拉美的国际政策和行为上来。
首先，拉美外交独立性不断增强，美国为主导的泛美体系危机不断加深。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完全的挑战，以及拉美一批左翼领导人的出现，拉美国家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作为西半球考迪罗的传统角色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其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各国政治经济之间的日益相互依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加之拉美国家涉及国际事务的领域日渐复杂化，参与的行为体已不限于外交部门及其有限的行政人员，因此，外交与内政相互隔离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第三，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进入政治民主化的巩固时期，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也正在逐渐发生改变。许多国家政府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制度化，曾经是主要关注国内事务的一些政府机构也被融进国际领域，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开始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传统的外交决策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最后，本文要强调的是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不仅要看到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的某些共同的政治文化特点，也要注意到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国别研究才不至于陷入简单化和模式化。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目前本人的能力所及，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