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我与复旦大学的陈钊老师合作的一个最新的跟城市有关的研究，跟上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关于城市化的忧虑。很多人认为，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其实，根据最近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的进程里，越晚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速度越快，这是有国际上的规律去支持的。
也有误解认为，当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50%，城市化的速度应该放缓。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这点也得不到支持。实际上，一个国家越晚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放缓也越晚。在最近的历史里面，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之前，城市化的速度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这是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但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对特大城市发展的恐慌。东京1990年代做过首都功能的分散计划，把人和产业往外搬，一度造成东京人口规模微弱下滑。今天在中国，有非常普遍的对上海和北京人口膨胀的担忧，韩国的首尔、印度的孟买，都存在这种担忧。
中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关系到大城市发展。一是户籍，一是土地。户籍政策方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讲到，要合理确定大城市的落户条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的安排方面，最近国土资源部的说法是，除了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原则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达到500万的以上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基本思想是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到了要控制规模的时候了。
Zipf""""s Law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分布
城市人口数量应该成为政府政策控制的目标，还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预测指标呢？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人口作为政府政策控制的指标，而都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纽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但根据纽约市政府预测，未来纽约人口还要增加100万。新加坡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划，未来人口可能要从现在的550万增长到700万。即便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也没有把人口作为必须要通过政府政策进行缩减的指标。
城市人口能否预测？我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我要介绍“齐夫法则”，英文是Zipf""""s Law。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体系里，它都是可以被经验数据所验证的一个规律。尽管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目前不太清楚这里的原理，但它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数据验证了。Zipf""""s Law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如果要排序到第N位，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个城市的N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施了很多政策，把人口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迁，从沿海往内地迁，导致人口总体分布比较分散，而改革开放后，市场在人口分布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最近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口分布越来越趋向于Zipf""""s Law。随着市场力量成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力量，可预期的结果是，中国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将越来越符合Zipf""""s Law。这里惟一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的是，由于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的地理距离非常远，而北京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可能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间未必严格地遵循Zipf""""s Law。
在正式报告我自己的研究之前，我想介绍一下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帮我们了解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空间分布。
耶鲁大学WiliamNordhaus教授最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人口和环境，他做了一个项目，研究各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创造的GDP，并把这个数据变成了一个可视的图。在每个国家，柱子越高，就表示这个位置每平方公里上产生的GDP的水平越高。
美国的经济活动大量集中在东部、西部和南部少数地区。日本的经济也高度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京。英国高度集中在伦敦附近。法国更加集中，它的经济像埃菲尔铁塔，基本集中在巴黎周围。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印度、南非、巴西，是跟我们在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相近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墨西哥、埃及、俄罗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但即便这样大的面积、这么少的人口，相对来讲，人口和经济活动还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这说明经济的集聚其实跟经济规律紧密相连。
略显不同的是德国，德国经济相对比较分散。这跟德国的历史有关，尤其和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所以德国不应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
中国的图也是Nordhaus教授画的（见图1）。粗看上去，中国也很集聚。但中国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胡焕庸线，就是爱辉-腾冲一线。根据2000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从东北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直线拉过来，右半边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的GDP。从这条线被发现到现在，80多年来这个比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中国的人口集聚时，可以把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忽略掉。如果我们只看这条线的东部，中国的经济活动恐怕就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了。
接下来，我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对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来讲，人口比重或人口规模是否有经济规律可循？
先看一下世界各国的首位城市人口比重的状况。美国纽约人口占到美国人口2.7%。这里讲到的纽约是行政区划上狭义的纽约市。英国伦敦占英国人口的13%。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这里讲的东京都是小东京的概念。而东京圈的人口基本上在3600万，全日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在法国，巴黎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这四个国家是比较大的国家。
再看相对较小的国家。由于人口集聚发展，首位城市占到国家城市人口的规模比重就更高了。韩国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首尔，奥地利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维也纳，而秘鲁的首都利马占到整个秘鲁人口的25%。
下面正式做数据分析，这部分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首先给大家看这张图（见图2），主要看两个变量，横轴是2012年时国家的总人口，这里取了对数。而纵轴是同时期每个国家最大城市的城市人口，也同样取对数。这张图的如下几个信息非常重要。
第一，这张图的拟合度相当之高。85%的R-squared意味着，85%数据的变动，都可以仅由这一个变量来解释。这意味着，总人口这个变量对于首位城市人口的解释度已经相当高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经济规律了。
第二，有人可能要问，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多，大量人口集中在首位城市，这个城市就会诞生很多“城市病”。“城市病”一高，房价一高，不会导致人口离散吗？
可以这样看，在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如果大量人口集中在首位城市，会更多导致城市病的发生和房价的上升。所以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过程会慢于这个国家人口增长的过程。体现在模型里，就是系数小于1，是0.76。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增长1%，这个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只增长0.76%。
第三，根据这张图，得到的结论恐怕是，相对于符合中国首位度城市的未来人口规模，上海的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因为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由国家的总人口决定，那么这个城市不会离这个线太远。这个模型上有一个阴影带，即置信区间，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落在阴影带之内。而孟买和上海都落在阴影带之外，说明在这两个国家，有其他因素使它偏离国际规律所要求达到的程度。大家往往认为上海人口太多，但要看跟谁比。如果横着比，得到的结论当然是上海太大了，因为上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如果把上海跟这条线、这个规律比，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上海还将继续扩大。
我们把亚洲单独拿出来比较，这样对上海问题的判断会更有地区的可比性。从全世界范围讲，亚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相对国土面积而言比较多、平均人口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大量人口往首位城市集中，会带来首位城市更严重的“城市病”。所以，当人口往首位城市集聚时，速度相对更慢。
分析亚洲国家的样本（见图3），第一个信息仍是非常高度的正相关，且基本在拟合线上。只不过R-squared降到了75%左右。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系数降到了0.63，这体现了亚洲国家人口密度高的特点。相对乐观的是，如果把亚洲样本单独拎出来，上海就落到了95%的置信区间里。这样我们可以说，上海人口即便仍会继续增长，也与未来相对稳定状态的规模偏离不会太多。
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跟国土面积没有太大关联。我们的研究显示，国家的总面积和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还是高度正相关，单变量的R-squared达到了66%。这意味着国土面积是“双刃剑”。虽然国土面积大的国家有更多城市可以分散人口，但一般国土面积大的国家，人口也会更多。凡碰到这样的问题，做过统计的人就知道，要借助多变量的分析了。
接下来考察一个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和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占有的人口比重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将占大量比重。农业最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是土地，而土地不能在空间上移动，这导致一个国家的农业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就越分散。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的时候，人口也就更集中。我们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越多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则这个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所占的比重也越高。城市化的进程会推进人口向首位城市所代表的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对小国家来讲，当城市化水平提高时，会出现人口向核心城市、最大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对大的国家而言，在城市化水平提高时，人口的集中程度相对没有小的国家那么高。城市化是推进人口进一步集聚的正向推动因素。在亚洲，上述说法也是成立的。总的来讲，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提高这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
上海与东京
研究再往下深入，我们在全世界给上海找一个参照的城市，再去做多变量分析。我们找谁呢？找在文化和级别上都比较相近的东京。
这里讲的东京是指东京都，即小东京的概念。1945年到1965年期间，是东京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每年接近37万，这也伴随着二战后整个日本经济、整个东京的崛起。在这以后，增长速度下滑了。如果只看这时期，有点特殊，那么把时间拉长。首先后延，延到1975年，把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包括进来，这期间东京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27万。再把历史起点拉到1920年，看1920年到1975年整个时期的增长，在这55年里，东京都的每年人口增长达到14.5万，接近15万。
东京都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这意味着，如果上海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用15万乘3，达到每年45万，这一速度恐怕不能算太快。有人说上海出现人口爆炸。但爆炸的客观标准是什么？人口的增长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它反映的是产业的需要和劳动力的需求，就要对此冷静思考。
1990年代中期，日本有过非常短期的东京都人口的下降，与当时的首都分散功能计划有关。但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日本发现，当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时，影响到了东京作为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时期。当以行政力量来控制整个中心城市人口增长时，影响不光出现在城市本身，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需要思考和借鉴。
今天中国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西方国家出现了所谓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现象有很多种定义，有一种理解，是大家在逃离大城市。但西方国家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逆城市化呢？仍然拿东京作参照，有大量人口白天在东京都上班，晚上离开东京都，住在东京都周边的小城镇里。我们算日本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占白天人口的比重，就可算出，到底有多少比重的人留在东京，没有到周围的小城市居住。1965年到1995年，的确是越来越低比重的人留在东京，白天在那里上班，晚上回到周围的小城市住。但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有非常明显的回升。今天美国也开始出现重新搬回大城市中心的现象。
这里是否有规律可循？人口搬离市中心的年代，是油价比较便宜的年代。如果油价低的话，住在远郊，开2个小时车上下班，成本远比现在小。与此同时，当以知识、信息、技术为主要投入品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还没有在经济结构当中高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住在市中心享受人和人交流的便捷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
但现在这些都变了。产业结构上，人们越来越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作为自己的投入品，越来越需要跟别人交流，同时油价越来越贵，时间成本在上升。这意味着，你宁愿承受市中心比较高的房价，住得也比较狭小，但还是愿意住市中心。
我们看上海的人口变动。1991年到2012年，上海的年均总人口增长，包括外来移民的增长，是每年49万。考虑上海的面积是东京都的3倍，即使是和东京都1920-1975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不能说太快。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结果。
再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量，这是现在的政府政策认为要调控的部分。非户籍人口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越来越快的增长，但最近这些年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来了。这里唯一不太清楚的是，这是自然规律——即上海经济总量的提高开始慢慢下来，所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来——还是这本身也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之一？如果仅仅依赖主观判断，我觉得主要还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来了，一方面，上海房价上升的速度很快，使得人口流进放缓。
回头看日本东京人口，它从快速增长变成缓慢增长，现在还在非常缓慢的阶段。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即便在市场规律下，上海人口增长也会出现慢慢平缓的阶段。上海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但在增长幅度上，它完全可以出现更缓慢的增长，不断逼近国际经验决定的上海人口规模。
这样的话，上海是否有必要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去控制人口，又控制不住，是政府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好好去解决社会融合问题，并且下大力量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城市宜居程度。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观点。
很多人都说上海人口密度太高。那要看跟谁比、怎么比。有两种比法是错的。一种比法是以全上海算人口密度，这么算会使上海的人口密度显得比较小。另一种比法是把上海的内环线拿出来，上海的内环线只相当于其他世界上大都市的核心区，这样就太高了。正确的比法是，把上海的中心城区，找出面积相当于其他国家大都市的核心区的面积，在同样或接近的面积上去比，这样就比较科学。
怎么找呢？我们把上海密度最高的区拎出来，把不包含浦东的区，按照人口密度从高往下排，这些最中心的区域，面积在800平方公里左右，而东京最核心的位置，在600平方公里左右，比较接近了。一算人口密度，基本上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上海人口密度太低，但也得不到上海人口密度太高的结论。即便上海维持目前跟东京接近的人口密度，未来人口的增长可能也不一定在上海核心区，周边可能有很大空间容纳新增人口。考虑到东京出现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的趋势，也许未来一段时间里，上海会经历一个市中心人口下降又回升的阶段。
我们在计量中，做出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大程度上集中在首位城市，跟国家的面积大小没什么关系，但和最大的城市自身面积有关，当它面积越大，能容纳的人口就越多。同时，在我们的控制变量里，城市化率是显著的，城市化水平越高，首位城市的人口就越是增长。同时，如果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这个国家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会越强，通常贸易、金融、酒店业、航空运输业这些部门，大量集中在首位城市。所以一个国家越开放，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也会增长。
这几个指标都会使得上海的人口是增加的。首先中国人口大，如果再看面积，上海恐怕是未来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提高，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也比较高，这些都是促使上海人口继续增长的因素。
即便把亚洲的样本单独拎出来，仍可验证，国家的总人口和首位城市的面积非常重要，而国家的总面积是不显著的。非常有趣的是，在亚洲样本里，气温也很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年均温度比较高，相对而言，宜居程度比较高，首位城市人口也会增加。
我认为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上海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户籍制度毕竟不是签证，阻挡不了那些觉得在上海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的人口的流入。如果采取政策，人为控制人口，很可能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
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比起刚刚拟合线所预测的人口规模，长期来讲很可能不是偏高的，而是偏低的。而且，现在大量农民工到上海来，没准备拿上海的户籍，就算他准备拿上海的户籍，他也知道自己拿不到。户籍制度管住了谁？管住了大学生、研究生，这部分人受政策影响最深，他们恰恰是对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公共设施需求最大的人群。
把这部分人管住，结果是什么？在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上海户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占到所有没有上海市户籍人口的15%。而这一群体，在整个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上海劳动年龄人口中占到30%的比重。如果分母换成全部劳动人口，这个比例大约6%。上海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人均受教育年限只能排第四位。而政策恰恰限定了这部分人的流入，包括在城市里的安居乐业。
如果持续采取户籍制度，这种分割会使在大城市里没有户籍的人口比重上升。在上海，没有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了40%。按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多少年，没有户籍的人口可能超过50%。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生活满意度比较低，对周围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度也较低。最近我们研究发现，没有户籍的人在空间上还有聚居在一起的现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状况。
再给大家一个中美的比较。从美国城市1980年到2000年的情况看，以1980年高技能劳动者的比重为横轴，以从1980年到2000年高技能劳动者增加的比例为纵轴，把每个城市标在图上，我们会发现初始年份高技能劳动者比例越高的城市，到2000年，这个城市的高技能劳动者比重增加幅度也相应越高。高技能劳动者比重越高的城市，高技能劳动者比重的增长幅度越大。也就是说，大学以上毕业生，会往大学生多的地方跑。因为需要信息、技术、知识投入的就业，集中在大城市。而我们看中国从1982年到2000年同类的图（见图4），可以发现中国大学生也是扎堆的。我想强调的是，相比美国城市在拟合线左右分布的情况，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在拟合线的下面。这说明，存在特殊的原因，中国大城市在全国范围里没有达到按照规律所应当达到的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城市发展的思想误区
再讲一下城市发展的思想误区。我认为城市病的产生，不能简单归结为城市扩大的结果，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密度提高的结果。全世界有好多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也很高，但没有出现那么多拥挤和环境污染。香港、新加坡、东京、纽约，都没有出现中国城市这样的问题。
城市是否会出现拥挤和污染，主要是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的问题。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缓解生产活动的排污。再比如，上海修建了一个青草沙水库，一下解决了大家的用水问题。去年上海出现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可没有出现用电短缺的问题，因为输电问题解决了。这说明，这些是可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减少人口就解决问题了。上海相对做得不够的，是垂直城市的建设，别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实践了，我们还没有去做，使承载力受到了限制。
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进城会挤占城里人的福利和公共服务。首先，这是供给和需求问题。当公共服务不足时，要增加供给，不要限制需求。第二，人口进来以后，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这会使公共服务资源总量增长，不是在分蛋糕。第三，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如果把现在上海公共服务总量除以上海人口算出来的值，就当做增加一个外来人口所应投入的公共服务量，这种算法是错的。因为有规模经济效应，边际上进来一个人，占用的公共服务资源远小于现在人口占有的公共服务的人均量。
最后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发展不要低技能者。有种观点认为，上海未来要搞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后就不需要那么多低端劳动力。错了！没有低端劳动力，城市无法运转。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互补的。在一个生产单位里，既要有白领员工、教授、工程师，也要有保安和清洁工。生活中，越是高大上的人才，对服务的需求越高。这些需求当中，有大量是去餐馆吃饭、在家雇保姆。越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入，高技能劳动者越雇不起保姆，越少去餐馆吃饭。反过来，这些高技能劳动者要投入更多时间处理生活中的事务，生产力就下降了。越是有低技能劳动者的服务，对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力越有利，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有好处。
根据美国的数据，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这5个里有2个是律师和医生，有3个是其他消费型的服务业。这意味着，高科技职业和低技能职业的产生基本上是1：1的关系。而一个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带动1.6个本地的服务业。当政策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供给，会导致这部分的人工资上涨。现在上海住家保姆的价格已超过了香港的菲佣。如果服务供应量小，生活质量和生产力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大城市应该积极应对挑战，而不是消极控制需求、控制人口。要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调控人口带来的需求为辅。重要的是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我认为，第一要做好规划。特大城市要做好都市圈的规划，包括最近提出的京津冀的规划。在城市内要做好空间规划，比如到底上海要保留多少绿地，其他用来搞建设。这要科学决策。
同时，职住不能过度分离，现在的很大问题是大量交通用在路上上班，造成了拥堵。这不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必然结果，而和规划有关。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出现了垂直城市的端倪。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用于居住，中间是商圈加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居民不出门就可以生活。要出门时，电梯乘到一楼，公交地铁就来了。这样城市的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越在小范围里集中人口、增加密度，越可以在大范围里增加城市绿地供给。所以新加坡人口密度很高，但你在那里并不觉得，放眼望去全是绿地。这是通过规划改变的。
上海要赶紧制定上海经济圈的规划，不能把上海的发展局限在上海的6000平方公里内。在都市圈规划中，特别要以跨省界的大规模地铁交通为先导，未来甚至要建大站车、复线、高速地铁。在社会需求方面，公共服务要增加，社会保障要一体化，特别是跨省社会保障的衔接要做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要特别注意人口分布和公共服务分布的矛盾。上海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大量公共服务供给以区级财政为基础，所以大量优质公共服务集中在市中心。但市中心人口往外迁，大量外来人口也集中在郊区，导致公共服务资源集中的地方和人口集中的地方脱节。未来这也要大力解决。当公共服务在空间上实现均等化，人的通勤需求就会下来，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也会大大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