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 2013年3月，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建议在“现有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构建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探讨了他们的战略预期是否契合。
在我看来，习主席的这一理念反映出中国高层领导对历史的研究。在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致辞说：“我们应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这一挑战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在解释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修昔底德指出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在随后的多个世纪里，学者不断思索权力转移是如何导致激烈竞争的。这些竞争有时会被有效管控但有时也会引发冲突。
本文将提出一个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长陆克文(Kevin Rudd)也在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演讲中谈及了这一话题。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对话和协作。
我将提出利于构建这种新型关系的具体建议以补充陆克文的观点。我将重点聚焦于经济和安全议题以及中美需要应对的难题上。
2005年，我建议美国应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国际体系曾为中国成绩斐然的现代化和经济崛起提供过环境支持。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利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贸易、投资、技术、发展和安全。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邓小平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20世纪末的国际体系已随着新时代而有了发展。肩负起维持和扩展体系利益以及应对新挑战的责任，这应被视为大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对国际体系不履行基本义务，那么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将无法成功应对不断演变的国际体系。
一些观察家相信，中国表现得像一个“不太情愿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在将共同利益转变为互补政策时。他们在猜测个中原因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国对其国际角色是争辩还是适应？或者像中国某些观点建议的那样，中国想要一种新的体系吗？如果真是如此，那它将是什么样的？中国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添加到国际关系之中吗？这意味着中国过去的政策将发生转变。
这些不确定性引起了另一重要疑虑：中国在批判现存国际体系时是否考虑到了将为自己所提出的新目标付出何等代价？其他国家又会有怎样的反应？毫不奇怪，这些疑问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我们在考虑一种可能的新型大国关系时就需要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中美是否具有相同的体系利益和具体政策这两个问题。相互依赖本身并不能消除21世纪的问题和威胁。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和安全在现今外交政策中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30年来年均增长率为10%)已使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国以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但美国仍占全球GDP的22%。尽管发达经济体已进入技术前沿领域，生产率难以提高，但美国在能源、软件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显示出发达经济体拥有调试和复兴的超凡能力。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乃至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人口前景是适度积极的。美国与北美伙伴间的整合也前途光明。
但鉴于全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全球经济从大萧条中的缓慢复苏，中国、美国和世界必须做出更多的改变。
2012年《2030年的中国》这份报告很好地阐述了中国所面临的发展挑战。该报告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部委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个国际团队共同撰写的。
研究者应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如何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出现生产率和发展减缓的趋势。我们的中国同仁明智地意识到直线增长是很难实现的。
以历史的视角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评估20世纪60年代被归为中等收入水平的101个经济体的表现时，世界银行发现，截至2008年(差不多在50年之后)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等收入水平之列。希腊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严重依赖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以及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适应全球结构变化：如今发展中经济体已占全球产出的一半以及占过去5年间全球增长的2/3，中国不能再将增长模式植根于主要向发达经济体销售商品。
中国需要转变增长模式，更大地发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及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对创新的支持将激励中国的人才。这种转变也可使更多的中国人从数十年的勤奋之中获益。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消费还可以缓解社会紧张态势。
《2030年的中国》概述了构建新型增长模式的路径。这将包括：深化土地、劳力、企业、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使中国在价值链上向上游延伸；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平等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通过提高财政收入动员效率，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优化环境和稀缺资源定价；思考中国结构转移所具有的国际影响。
李克强总理已指出城镇化是中国追求相应变化的路径，将劳力、土地、企业、教育与其他服务、消费、生活标准、新基础设施、住房、可持续发展、金融、治理等议题相联系。
仅仅意识到需要变革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在20多年前，我则看到日本的政治体系和官僚体系抗拒构建一种新型增长模式。
然而，中国推进下一步改革将是较为艰难的。在主要依赖于现存经济结构的近期发展战略和为了未来发展而改变这一结构之间，中国领导人需要保持两者的平衡。
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将包含预期的经济甚至机制变革。中美应确认在支持双方结构改革和“再平衡”方面的共同利益。寻求一种相互协作的新经济路径的具体建议如下：
●例如，为了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扩大创业机会和增加消费，中国需要开放服务业竞争。中国的私营部门应扩大自身的作用。此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家和投资者能带来专业技能、技术和全球竞争力以支持中国不断拓展的服务业。这一合作可在减缓贸易不平衡及摩擦的同时增进共同利益。
●中国的创新议程应与教育、科技、风险投资、网络效应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相结合。美国的参与在起到协助作用的同时也将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
●中国强有力的、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从保险、储蓄和缴费的服务模式中吸取国际经验。相反，美国则需要应付陈旧的、耗资巨大的保障体系所带来的成本、融资和激励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和水资源保护可借助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产品、技术并聚焦于提高食品安全和品质的体系。进一步开放市场将增强跨太平洋农业综合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同时也将促进生活水平的提升。
●能源和环境领域也存在互惠互利的机会。这其中包括低碳资源、替代技术和系统，有关清洁空气、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的经验。
●所有这些改变需要储蓄、信用、投资领域更深入、更多样和更流动的市场作为支撑，与此同时还需要安全、稳健和有效的危机管理。
●中国需要由收益微薄的储蓄国转变为投资国。这些投资者将在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更好的框架以在管控国家安全及其他敏感议题的同时鼓励相互投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21世纪的领导人可以注意一下邓小平和朱镕基的逻辑：利用国际经济的市场、规则、竞争、机遇和标准来推动中国的结构改革和发展。
美国也需要结构改革，尤其是养老及医保系统、税收改革、公私合营的基础设施建设、技能教育和就业。现在美国的权益计划每年需要花费每个美国人7400美元，多于中国的人均收入。
中美双方在追求结构变革和全球再平衡方面拥有各自的利益。但协作能促进共同的前景以及提高成功的几率。此外，中美改革的成效将改善全球经济条件并提升其他地方进行结构改革的可能性。
我的意思是，不论这些经济对话是在战略对话、联合经贸对话、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还是在其他论坛的名义之下举行的，中美之间的经济对话已变得太僵硬、太具防御性、太缺乏想象力。
中国的新增长计划以及美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机遇。双方都需要探索一种双赢关系。尽管并不是所有理念都会起作用。但这种新型关系模式将有利于寻求创造性的开端和解决之道。
此外，作为两个经济大国，美国和中国需要思考双方之间的合作如何能够促进地区和全球体系的改善。
例如，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对自身也有好处，同时还将促进世贸组织中有关服务业自由化的谈判。20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制定的《信息技术协议》对全球采购、供应链、物流系统、创新和消费者大有裨益。世贸组织成员国现今正在讨论制定第二个《信息技术协议》以更新旧的产品目录并增加服务项目。中美应推动这一进程。从有关贸易便利化的措施方面到有关开放政府采购的法规方面同样存在着机遇。有关澄清国企公平竞争规则的压力将会加大。前些年，主权财富基金显示出提高透明度和鼓励最优方法的措施能在提高性能的同时消除担忧。
中美也需要探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必须适应全球变化以及现有特殊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后果。世界需要时刻警惕竞争性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风险。随着中国将人民币国际化并开放资本账户，新时期的大国关系需要经济大国管控一个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演化进程。
无论是通过资源开发、发展农业、扩大生产和供应链、发展服务业、建设基础设施还是投资，中美在协助他国开发方面都拥有经验和远见卓识。中美在包容性增长、善治、透明、反腐败、贸易和避免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方面享有共同利益。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在这一新时期将推动合作。
环境议题也需要探讨——从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保护到低碳发展。
实际上，如果中美在需要跨国合作的议题上意见不一，那么国际体系就很难行之有效。反之，如果中美能够相互合作(即使是逐步实现)，那么其他国家也很可能会参与进来。
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议程是很繁杂的。当然，需要管控敏感议题和分歧，但扩大经济联系(政府间的、私有部门间的、跨国的和多边的)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创造力甚至是分歧缓和的源泉。
但在安全领域，中美都没有这样的网络，不管是身边的还是多边的。这种差异部分归因于结构上的不同。
中国并没有设立综合考量安全、外交、防务乃至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所以，没有相应的中国机构可以开展政治军事讨论。
尽管中美之间有时会有军事交流，但没有达到适度的水平。此外，大国间新型安全关系必然需要超越军事交流的更多合作。
中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意识到需要将中国有关安全和外交议题的观点进行整合。例如，中国体系内可以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统筹防务、外交、安全以及经济议题，召集党政军有关各方。
但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政治军事讨论可以用一个新的战略对话来加以补充。现今的对话涉及重要议题，但太过于简略，接触频率太低且最高层面的接触有限。而最高层面的接触有可能会达成战略决策。
中美之间的最有效战略交流(基辛格与周恩来、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都是小规模的，并在数小时的讨论中就世界观、利益和观念框架达成共识。
包括政治军事层面的真正高层战略探讨将会促进对历史观点、地理考量、经济因素、技术转移、政治制约、环境感知、国家利益以及寻求共同利益等议题的对话。它也将有利于中美管控分歧。
在这样的对话中，美国需要清楚地向中国解释，对华政策并不是如有些中国人所认为的是遏制战略。美国也需要解释美中关系战略构想以及为何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令人担忧的行为采取“两面下注”政策。
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它们都认识到这些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培育的可能性。
例如，这些利益可以包括：
●公海自由和海洋安全。这对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地区稳定以及作为海洋国家和亚太国家的美国与欧亚大陆保持联系来说十分重要。
●开放天空和外太空以利于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通。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和安全十分重要。
●获取价格合理的能源，包括资源的开发、运输和安全使用。这一利益的实现需要海湾地区的安全稳定、能源多元化、管道和航路的安全、技术发展及能源效率的提高。
●开发其他能源，与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相协力，与此同时管控领土争端。
●为亚太地区的其他伙伴营造一种安全感以避免不稳定以及军事竞争或误判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是防止向那些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家或恐怖分子扩散。
●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支持那些寻求和平发展并尊重宗教信仰的伊斯兰领导人。
利益的辨识需要辅之以就这些利益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所达成的共识。
但这些共同利益甚至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受到不能成功处理亚太地区分歧所带来的影响。中美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使全球合作促进地区竞争的缓和，而不是使地区竞争损害全球合作。
沿海航道的安全以及在西太平洋获得影响力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重视美国存在所带来的稳定和经济安全。这些盟友关系对于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将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关系与美中关系或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割裂开来。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些盟友同美国一样，重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
现今，中国的亚洲盟友数量不多，而且往往落后、不可靠且常常是封闭的，而美国的盟友则数量较多。如果中国所谋求的影响力被视作威胁，中国就会不可避免地激起反击。为了避免被包围，中国需要与美国的盟友建立良好关系，而不是增加其恐惧。中美在促进地区整合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种整合是在全球体系内进行的，并且不会产生信心下跌或者紧张局势升级的威胁。
东南亚国家似乎已经意识到在一个安全框架内经济整合所带来的互惠。但有关资源开发的分歧正蔓延成对海上安全的担忧。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紧张局势升级或发生冲突。它们都希望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但东北亚却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局面。经济崩溃、难以捉摸的朝鲜利用威胁和核武器要求援助，同时使这一封闭的军人国家处于动员状态。其所从事的危险武器国际贸易以及非法活动已在其他地方造成了破坏。
朝鲜已退出1953年签订的停战协定。朝鲜近年来已两次使用军事力量打击韩国，造成人员伤亡并形成局势失控的风险。朝鲜威胁对韩国和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危及日本安全并试射可用以实施这些威胁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传统上中国被认为向朝鲜提供了一个安全缓冲地带。但这一逻辑已过时。朝鲜挑起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2005—2006年间，当我同中国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外交官戴秉国进行战略探讨时就说，如果朝鲜变得像中国那样，那么美国就不会感到威胁。我还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实现统一(无论这一进程如何实现)，那么中国可能希望美国保持与朝鲜半岛的安全同盟关系。这一同盟可以确保朝鲜人安心。历史上，朝鲜人见证了其领土成为强大邻国军队的通道。如果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继承了核武器，美国与朝鲜半岛结盟可以成为说服其放弃核武器的工具。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将使日本成为唯一没有核武器的东北亚国家，这一情形将使日本人感到担忧。
此外，我告诉戴秉国，与中国的猜测相反，我预计美国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的结盟会以在南部的海空军为支撑，而不是依靠大量地面部队，当然也不会在鸭绿江边驻军。与此相反，如果美国与朝鲜半岛的结盟关系终结，那么日本最终可能成为唯一驻有美国基地和军队的亚洲国家。
这是数年前的探讨。中美战略家们需要讨论现今的东北亚安全局势以消除现在的威胁局面并为更安全的未来做准备。韩国、美国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会与中国探讨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但这些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性建议都可能胎死腹中，除非中美解决正在侵蚀我们信任和联系的难题：网络安全。
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有不同的形式，并带有不断上升的对抗风险。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间谍活动。第二个方面是美国和其他各方所认为的猖獗的、代价高昂的、极具破坏性的商业间谍活动。第三个方面是破坏活动。第四个方面是网络战争问题——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将诸如紧急越境追击、附带损害、对称性及不可接受损害等战争原则运用到网络空间的冲突之中。
数十年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安全战略家们提出了管控大规模杀伤的学说和理论。我不知道网络安全是否适用于相似的探讨。我知道21世纪的大国探讨如何处理这些议题将至关重要。这些议题可能会破坏习主席所提出的关于吸取历史教训的建议。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能否接受支持一体化进程的规则体系，这在美国存在争论。包括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中国将自身视为“中央王国”和世界强国。
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中间存在不同的观点，这部分反映出经济和安全议题领域所经历的变化。经济政策制定者注意到：邓小平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体系来推动国内戏剧性改革的，朱镕基是如何利用中国入世来获得重要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及领导权的。与此相似，在过去5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关系和行为是富有合作性的。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也看到中国支持并愿意适应自身经济崛起所推动的多边发展机制和议题。
安全领域的经历会对中国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念提出更多疑虑，并可能导致不同的观点。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不能解答这些难题。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多种解决之道的机会。
为这项任务提供特殊历史经验的不仅仅是中国。
美国尽管是一个建成大国，但却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许多国际观察家对美国的这一特性感到困惑。评论家们追问：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何不只想着维护现存秩序？
美国参与全球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就是面值1美元的纸币。在1美元纸币的背面，你会看到美国国玺图案。这一图案自从1782年美国国会批准以来就一直存在。上有一句维吉尔格言：“时代新秩序”。我的外交史教授很早之前就指出，美国的很多历史是关于这一新秩序是否只局限于建国之初的美国还是可以推而广之。除安全、权力、贸易自由和美元外交之外，美国外交政策有时也寻求促进美国爆发的18世纪启蒙运动原则。现今，这些原则反映在有关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之中。这些也是中国在善治、限制政府任意行为和法治等准则下正在讨论的议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这包含了除新的权力平衡之外更多的因素。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同时却受到很多传统观念的指引。美国虽是一个建成大国，但却善于变化。中美在经济上都十分成功，并都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中美关系将影响很多国家和地区。
我希望这些理念和概念可以帮助这两个大国和新兴国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因为它们正在探讨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且振奋人心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