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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教育发展中充当有益力量?

虽然中国和非洲的双边合作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种合作模式。

中非合作论坛是由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建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目的是制定规划,强化中国和非洲50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更准确地说,该论坛的诞生可被解读为:双方在多边互动不断深化之时,为提高中非关系的制度化和集约化所做的努力之一——尽管在该论坛建立的同时,批评的言论也随之增加。

自该论坛建立以来,中非贸易量明显增加,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600亿美元。同样,中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也大幅增加,从2006年的50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200亿美元。

简言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断深化,并且涉及战略、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等许多方面。

本文以中国政府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政策文件为基础,重点分析中非在教育领域合作的发展、性质和范围,目的在于更为系统地描述中非在教育领域的双边合作。

人力资源与学术交流

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非教育合作最初规模相对较小,而且非常分散,包括非洲学生流出,以及中国教师输入。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政府只向非洲学生提供较小金额的奖学金。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为不同领域的非洲职业人员提供了短期培训项目。

首个中非合作论坛计划重申了中国将提高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并增加向非洲输出中国教师的数量。该计划还成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为训练非洲职业人员提供更为协调的机制。

过去10年,中国奖学金额度持续提高,专业培训不断增加。例如,奖学金已从2003年的每年2000美元增至2012年的每年6000美元。

最近,中国在非举措的激增,引起了人们有关非洲五十个国家获得培训机会透明度的关注。

由于非洲大陆幅员辽阔且地形多样,中国在整个大陆开展的合作缺乏指导,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对非合作优先级与合作规模的批评。

能力建设

不论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架构之内或者之外,基础设施发展支持一直是中非数十年来合作的重要议程。

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包含了北京政府在非洲建造100所农村学校的承诺,而第四届峰会则承诺建造50所中非友谊学校,以及为从中国回来的非洲研究者提供研究设备支持。

中国在非洲的教育基础设施旗舰工程包括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中国理工学院,以及马拉维的科技大学。

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工程被批评是非洲当政精英允许腐败和政治庇护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非洲人民带来可持续发展的举措。

然而,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资金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西方捐赠国不再支持这类工程,而非洲各国政府也面临严峻的金融限制。

学术合作

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非教育合作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双边学术流动,但双方几乎没有机会进行直接的机构合作。这是因为中非接触绝大部分是通过政府间官僚体制的安排,因此没有非国家利益主体的参与余地。

机构间合作只是最近才有所发展。2006年,北京计划首次尝试通过成立孔子学院来实现机构层次上的合作,不过,孔子学院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政府间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是中国全球软实力的一部分。

2009年成立的20+20合作项目是另一个重要的举措。该举措包括在中非各20个三等教育机构之间发起结构性的一对一的合作,以促进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第五个行动计划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颁布,这些计划显示出潜藏在中非新兴合作轨迹下,中非合作性质、范围和论述的根本改变。

这些计划表明,中非合作出现了一种以知识和科技为主导的独特言语,并且该言语与非洲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有关。在上述影响下,中国承诺向非洲人提供100个博士后名额,并进行100项联合研究展示。

此外,这些计划成立了3个对如今中非发展新兴模式尤其关键的项目,包括中非技术合作计划、中非研究交流计划,以及中非智库论坛。

这3个旗舰合作计划重点是联合研究,并提供一系列举措来加强非洲国家在科技发展、决策、管理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能力。

新的技术合作将主要针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连的领域,包括医疗、环境、农业、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开发。

这种轨迹意味着中国转向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与传统上专注于为大型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相反。

中非智库论坛可代表中非合作中一个新重点,即提供强化双方合作知识基础和稳固性必要的科学支柱。

不过,中国在中非合作中不断增加的主导性也广受质疑,被认为是新依赖模式滋生的原因。

结论

中国对非洲教育发展的援助经过数十年的演变,目前在范围和架构上都颇为多样化和制度化。

最近,中非合作开始明显而空前地向加强科技能力以及学习如何将知识更直接地用于提高非洲人民生活转变。这种协作说明,中国的发展援助对实现非洲千年发展目标可能会是一股有益的力量。

但是,如果中国复制同时代南北合作中出现的相同依赖模式,这些潜在的收获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和侵蚀。

中非发展合作的领域应得到扩展,将双方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囊括在内,这样就能创造出足够能力及合力来实施中非发展计划。

注:

1、米尔顿·奥班巴是位于肯尼亚埃尔多维特的非洲教育国际化网络的一名副研究员。本文是其“与龙携手:中非教育合作”一文的编辑版本。原文发表于《国际高等教育》杂志第72期(2013年夏)。

2、原文来源: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52817525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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