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之间必须在多方面做出调整，才能建立新的架构。我只把焦点放在我认为是战略不信任的根源——可以称之为心理因素。
美国、中国和日本必须分担战略不信任的责任。它们全都尝试利用历史来达到政治目的。我来自一个小国家，对所有大国都抱一定怀疑态度，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看法。
不管现实情况如何，都会存在不信任的心态。中国的崛起让许多美国人和整个西方感到不安，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自由民主也蓬勃发展起来了。这被视为不合乎自然和不合理的。它打破了一些西方政治价值观具普世性，和一些政治模式的发展是无可避免的西方神话。此外，和日本与印度不同，中国只想做中国，不是西方的荣誉会员。
普世性的神话不但不顾史实，也是狂妄和短浅的。不顾史实是因为它对每个西方国家早在自由或民主前，都已实行资本主义视而不见。另外，民主的根本存在于18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认为主权来自人们的意愿，不是神授的权利、血统或其他原则。
这18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因大众政治而在20世纪演变成三个主要政治模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人们可能偏爱其中一个，但它们出自同样思想根源，也因此同样是合理的继承者，却是不可否认的。
普世性也是狂妄和短浅的，因为它把于20世纪演变成今天西方自由民主的高度偶然历史进程，推广成具普世性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进程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
普世性是谬论。和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来看不同，我们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多元性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最明显的特色。日本实行的民主（可以说是东亚国家中最自由的）和美国的民主大不相同，是建立在一个价值观和传统不一样的基础。日本的民主，也同其他今天美国认为是“民主”的亚洲政体如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台湾不同。
当然，所有社会和文化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也会有一些表面上看来类似的政治模式。但这些共同点是非常笼统的，对了解不同社会如何组织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然而，普世性的观念源自目的论与一神论的基督教传统，深植于即使是最世俗化西方社会的潜意识里。它是西方自我认同的核心。
这些不只是抽象、知识上的考量。冷战结束以来，声称一些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具普世性，成为西方干预并更换北非和中东政权的理由。
当然，中国不会允许他人的干预，没有人会这么疯狂。但这不是重点。不是所有干预都是军事性质的。包括新加坡的东亚，都有西方企图插手内政的经历。这是西方似乎不能摆脱的习惯，即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出任何有效的行动。读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和英国国会议员谈论香港“占中”示威和民主，我不禁笑了。这只是让英国看起来更加虚伪。
但是，当20名美国参议员针对同样事件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奥巴马又觉得必须发出声明，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最近，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华盛顿。双方据说讨论了新型大国关系，同意中美应该减少歧见并进行更多合作。但美国人却不能明确地同意第三点，这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彼此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
为什么不能在这样明显的课题上取得共识？我想美国知道维持共产党政权一定是中国的最关键利益，因此不愿意毫无保留的表示认同。美国领导人和官员往往因为国内需要摆出某种姿态，并受到国会的限制。很多时候，他们提到民主和人权时也是例行公事。但普世性观念是美国精神的重要部分，我不觉得他们的说话都是为了讨好国内群众。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一个大国的言辞、或者沉默，引起的回响可能比预期的大。美国政治人物不是时常都明白，他们的话对外人有多刺耳或可能带来战略后果。美国人也不要忘记，国内政治不是他们独有的问题。中国强大领导人可以完全不顾民意，或把不中听的外国声明隔绝在国外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是中国发展的非常关键阶段。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影响这么多人的深远经济和社会转型。快速的改变可以造成不稳定，中国的历史让中国领导人了解，外部不稳定加上内部不安是最可怕的时候。
北京开始了第二和更艰难阶段的改革，这要求中央放宽对重要经济领域的控制，同时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这会成功吗？我们希望如此，因为其他可行选择更糟糕。但结果没有人知道，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虽然他们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普世性的态度，和对香港或西藏、新疆草率的言论存有深刻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陷入不稳定，质疑和破坏中共的领导。
至少，这让双方间的许多难题变得更为复杂，但美国似乎非常不愿意面对这核心问题。可能他们不完全了解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关系到生死存亡，其他课题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
区域对中国的不安挥之不去
上个月，我出席了一个美国前高级官员的闭门会议，听他对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意见。他看来对情况还是相当熟悉，提出了一系列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中美在气候变化、反扩散和反恐上合作当然是好的。但除非中国对核心课题的关注可以得到具体的缓解。我不认为双方可以建立战略互信。
同样的，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言行可以引起猜疑。若是一个新的均衡要求美国认同不同的政治体制可以有各自的合法性，那中国也必须抗拒必胜主义和排外民族主义的诱惑。
中国的确可以为它取得的成就自豪。但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可能不明白，中国认为它恢复在东亚历史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让其邻居感到不安。一个国家的梦想可以是另一个的噩梦。一个简单不过的事实是，中国是个实力日益强大的大国，所有其他邻国都是小国。就算是其中最大的，和中国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大国总是会让周边小国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安。在历史上，对任何区域的大国来说都是如此。这同大国的意图完全没有关系。不管它是多善良或大方——而中国在亚细安区域一直很慷慨——一些不安还是挥之不去。这种情绪可以被缓解，但不能完全消除，因为国家的面积不会改变。大国有消除小国疑虑的责任，这一点中国并没有完全做到。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已失去说服力。中国共产党日益依赖民族主义来合法化其统治。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寻常，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却加剧了小国本来就有的疑虑。
每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皆有两个基本来源。它可以从国家的历史自然涌现或针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两者一般同时存在。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重要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外的。作为一个还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政党，中共不能完全以中国强大的过去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如果以往那么辉煌，为什么需要共产主义革命？与此同时，中共对其革命历史，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人命损失，甚至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还是模棱两可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是对外的，以免中共面对难堪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对准日本，虽然美国和西方也不能幸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到大力批评。中国人民不时被提醒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二战历史的惨痛回忆在心中挥之不去。
毫无疑问的，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便一直向右倾。安倍对日本许多战争历史的政治立场反映了这个趋势。安倍对政治盟友的选择有时并不谨慎。中国尝试利用历史来激起亚细安国家，甚至美国同日本的对抗。中国妖魔化安倍，指他篡改历史，但这是不明智的，不但不能奏效，事实上还带来反效果。
一些亚细安成员国对被日本占领的态度，并不完全不利于日本。泰国在战争期间是日本盟友。日本在促进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民族主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除了韩国的大多数东亚国家，早已决定在同日本的关系上向前看。
中国指责日本战时暴行或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时，亚细安国家的基本反应是不要站在中国那边，而是避免卷入纠纷。这对中国不是没有代价的。亚细安注意到，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中国对日本战时罪行的态度也多次改变。既然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由政治决定的，其对象也大可以转变。这不能缓解不安，也不能建立信任。而如果中国真的成功利用历史课题削弱美日联盟，将来一定后悔莫及，区域也一样。
幸好，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大力谴责日本可能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但这也可能适得其反，我想中共也知道。
日本皇军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是不容置疑的。日本极右派尝试辩护只是弄巧成拙。我也可以理解，日本的行为同欧洲殖民主义帝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尝试建立自己的帝国。但这并不表示同意日本的做法。从很多方面来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是“胜利者的正义”。但像一些右翼日本历史学家一样，尝试辩称在南京大屠杀死亡的平民人数是X而不是Y，或慰安妇是自愿的，却是让人反感的。他们是被冷血地谋杀了，正确人数多少重要吗？许多日本妓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到殖民地新加坡。她们不是被迫前来，而是没有其他谋生的途径。贫穷让这些不幸的人变成是“自愿”的吗？
最好是面对事实，不然日本就成为中国利用历史的同谋。中日的矛盾让日本不能实现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也让日本不能在东南亚扮演更积极角色。
崛起后的中国如何纠正历史
可以引发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不只是二战。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经历了许多历史不公。它崛起后是不是打算纠正一切？要不然中国会如何选择？它准备怎么样进行纠正？
主权声索往往是高度敏感的。中国正日益以历史依据而不是国际法为基础，来争取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这让区域大感不安，尤其是东南亚。中国官员表示，中国历史上的权利远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签署，因此公约不能成为决定主权的唯一基础。这是让人不安的。中国的历史悠久，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用它来作为根据的。
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不喜欢“平衡”这字眼，认为这是冷战的遗物，针对的也是中国。但亚细安成员国却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要和所有大国维持最好的关系。没有任何亚细安成员国愿意在大国间选边站。对亚细安来说，“平衡”是全方位的均衡，是对小国至关重要的观念，因为它们只能在大国平衡时才能享有自主。疑虑只会让目前中美正在进行的调整变得更复杂。
一些亚细安国家已经向美国靠拢，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日本正重新诠释其宪法，让它可以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它也为菲律宾和越南提供添油机。
没有任何国家会自愿放弃主权声索。尽管紧张的气氛最近有所缓解，日本和中国毫无疑问地会继续在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进行空中和海上巡逻。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亚细安国家也会继续维护它们的立场。
美国和中国海军将维持它们在东海、南中国海、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活动并互相监视。大国的行为向来如此。不久的将来，当中国的军事能力提升后，其侦察机可能例行公事般地在靠近关岛地区，甚至加利福尼亚沿岸巡逻，就像目前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沿海飞行一样。
没有人要故意找麻烦，主要的危险是擦枪走火。中美和中日之间对“交战规则”的阐述还处于初步阶段。各方的海军和空军有时肯定会发生摩擦。一旦发生意外，中共所利用和害怕的民族主义舆论，可能会迫使中国走上它不愿意走的路。中国可能被自己的历史论述所困。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亚细安往往发现自己处于事件的中心。美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善意的把这称为“亚细安核心”，我们也乐意相信。但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做出重大决定的是华盛顿、北京和东京，不是任何亚细安国家首都，或坎贝拉、新德里、首尔和莫斯科。
尽管如此，亚细安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平台，作为美国、中国和日本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有用辅助途径。但亚细安必须维持中立，才能继续扮演这角色。要求亚细安国家选边站也不符合任何大国的利益。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便曾这样表示，但官员的行动有时候却是相反的。比如，美国朋友便曾指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中国朋友却指新加坡和美国走得太近。日本朋友谨慎的不表达他们的想法。我还有其他官员和学者的行动与态度与和平崛起理论背道而驰的例子。就算大国真的相信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它们往往看来并不真正在乎，也只有在有利时才表示认同。
注：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本文是他于11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淮海论坛的演讲。叶琦保摘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