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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学部:国家科技智库的60载奉献

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下称学部)走过了60个春秋。

1955年的这一天,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部分第一批学部委员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学部成立表明“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时代呼唤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之后,它就逐渐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吸纳了大批一流的科学家。在科学院之外,高校和其他一些研究单位,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如何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各学科科学家的作用,成为国家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项建设事业越来越多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部的成立便在酝酿之中了。

1954年7月,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请其推荐学部委员人选。在社会科学方面,由社会学部筹委会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经过近一年的反复征求意见和研究,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全体会议批准233人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次日,学部诞生。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重要贡献

学部成立后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史编研组组长王扬宗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特别强调。

就在学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代表学部提出了5项建议,其中第1项就是建议“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国务院采纳,随即开始编制1956—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包括全体学部委员在内的600多位科学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王扬宗说,全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王扬宗认为学部对中国科技发展还有三大贡献。

第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文革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名义评选颁发的,由学部委员们评审。1981年,张文裕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建议国家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资助全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并拨出专款3000万元支持。1986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管理部门正式建立。

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在我国研究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学部委员向邓小平等领导呈送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当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批示。随后,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几百名专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出百亿元专款付诸实施,从而揭开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高技术研究的序幕。

第三大贡献是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6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5月,江泽民总书记等作出批示。学部组成研究小组,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工程院建院方案并获批准。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科学思想库

当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和科学思想的引领。

学部,这个聚集了中国优秀科学家的群体,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决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策参考。学部也逐渐成为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

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委托学部开展了一批咨询评议项目,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法(草案)》,《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草案)》,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及中期评估,国家“攀登”计划A、B项目遴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遴选,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973计划”)立项,国家“十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国家“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专项规划发展重点等。学部发挥院士集体智慧,提交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评议报告,为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欧阳钟灿院士领衔的“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研究就是成功的一例。

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欧阳钟灿回忆了开展咨询研究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3次座谈会,听取关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建议。对此,学部于2009年启动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咨询研究。

欧阳钟灿说:我们组织了30多位院士专家,选取集成电路、网络信息等4大领域做了系统研究,剖析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经过两年的工作,完成了《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报告,并于2011年底报送国务院。温总理作了批示,认为报告清晰描绘了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化的路径,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对于重新审视我国新兴产业的技术选择和战略布局很有参考价值。随后,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会议,进一步听取了咨询课题组院士专家的意见,为国家未来的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部科学思想库的作用愈加明显。截至2014年9月,学部共完成200余份咨询报告,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200余份《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

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学部学部委员的制度在不断调整完善。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2年,中科院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试行章程》,这是学部成立以来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章程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一次,使增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同意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当年举行的第7次院士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这之后,经过学部多次修订,院士章程对资深院士制度、院士年轻化和院士选举的有关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当选院士的得票率由1/2提升为“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 规定年满80岁的院士为资深院士,资深院士不担任学部的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工作等等。

去年举行的中科院第17次院士大会又一次修改了章程,在院士的遴选渠道、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对院士在科学道德、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为提出了要求。

院士制度在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60年来,学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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