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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让帝国主义回到中东了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5月25日刊发题为《是时候让帝国主义回到中东了》的文章,作者为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

尽管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但帝国在有记载的历史里大多都是默认的治理模式,帝国倾塌后的局面也一向是烂摊子,不管是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初的中国和印度,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都是如此。

我们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政权垮台以及在北非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黎凡特地区出现的混乱局面实际上都反映着帝国主义的最终完结。

三个帝国体系的崩溃

事实上,我们正在中东看到的是三个帝国体系的崩溃。

首先,中东乱局表明,该地区仍未找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以后分崩离析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生活在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很少发生领土争端。他们当时都被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帝王所统治,这位帝王使他们免于彼此加害。该体系在1918年崩塌,从而释放出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恶魔,争端是关于由谁来控制哪块领土以及准确的边界在哪里。

第二,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发生的内战、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后发生的内战以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共同终结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在黎凡特地区建立的边界。

第三,奥巴马总统对这些事态采取明显的不插手策略,说明美国已经停止在组织并维护该地区稳定的事务中扮演强国角色。

没落下去并在身后留下乱局的不仅仅是帝国。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倒台,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倒台,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减损到一个四面楚歌的小国,这些都终结了后殖民强人时代。这些强人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遗留产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毕竟,那些独裁者是根据欧洲人建立起的边界进行统治的。由于那些帝国边界并不经常与种族或教派边界一致,因此那些独裁政权需要非宗教的身份认同来克服群体间的分歧。现在,所有这些强人统治都被无情地清除了。

唉,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关于自由的诞生的,而是关于中央权威的崩塌的。它丝毫没有提及这些国家——无论是人造国家还是自然形成的国家——是否为民主的严苛做好了准备。

极权崩塌是乱局根源

在受到当前乱局影响的国家中,可以分辨出两类国家。第一类国家是古老的文明聚集地。这些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以各种形式作为国家存在,因此形成了超越种族和宗教教派的根深蒂固的世俗身份认同。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是这类国家中最显眼的。无论它们在“阿拉伯之春”的进程中经历过何种喧嚣与政权更迭,它们作为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从来就不成问题。因此,这些国家的问题一直是由谁来统治以及应该成立何种政府,而不是关于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中央政府是否有可能建立。

第二类中东国家更加不稳定。这些国家是以模糊的地理表述存在的,它们的身份认同要薄弱得多,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被欧洲帝国主义者创造出来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是这类国家中最突出的几个。由于这些国家的身份认同感都很薄弱,因此必须要用令人窒息的独裁主义才能勉强维持它们的统一。这是造成卡扎菲、阿萨德和侯赛因政权的极端性质的根本原因,这些政权实施压迫的严重程度远超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以及突尼斯的阿里政权。

只有让人无法喘息的极权主义政权才能控制这些由模糊的地理表述建立的人造国家。极权主义是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这些人造国家终结后所带来问题的唯一办法,极权主义的崩塌是造成当前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

本土力量在强势崛起

在模糊地理表述的彻底崩塌和被削弱较轻的古老文明聚集地之外,还有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土生土长的地区力量的崛起。伊朗一方面是一个伟大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是一个残忍激进的亚国家。这是造成它在该地区拥有经久不衰的效力的原因。自远古以来,一个波斯帝国就以各种形式在伊朗高原上建立起来。因此,伊朗人没有像阿拉伯人那样面临政治身份问题,而是被赋予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这一点堪比印度人和中国人。

但是与此同时,执掌德黑兰政府的一小群激进的毛拉象征着一种亚国家,与“伊斯兰国”组织、真主党、“基地”组织以及昔日的迈赫迪军等圣战组织类似。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凭借聪颖的天资进行治理。伊朗一手把控核燃料循环,在黎凡特地区训练极端的代理武装力量,并与其头号敌人美国精明地进行谈判。由此,伊朗就部分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欧洲帝国和美国消失后留下的真空。

在新近开始闹教派对立的中东,伊朗是什叶派权力中心,沙特阿拉伯则是逊尼派权力中心。与伊朗比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人造的单一大家庭。从地域角度讲,沙特家族统治的国家与阿拉伯半岛契合的程度不及伊朗伊朗高原契合的程度。尽管如此,在数十年时间里,沙特议会还是平稳地度过了巨大的国内社会转型以及国外纷乱的安全形势。最近,由新国王萨勒曼安排的高层人员变动——包括更换王储以及外交大臣——表明了沙特王朝调整政策以防止伊朗统治中东的坚定决心。

沙特阿拉伯最近对也门境内、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进行了轰炸,而且重新加强了对反伊朗的叙利亚叛军的支持(这些叙利亚叛军同样得到了土耳其和卡塔尔的帮助),这是利雅得对即将达成的美国-伊朗核协议作出的反应。诚然,沙特人已经把达成这一协议的极高可能性计入了自身考量,因此在核协议成为事实之前,他们在也门境内进行轰炸以及最近对叙利亚亲伊朗的阿萨德政权施压,已经体现了核协议签订后的中东格局。该协议一旦签署,即使它仅限于核问题,但仍将被合理地视为美国伊朗恢复更正常的友好关系的开始:从地区角度讲就是,一支江河日下的帝国力量与一支正在崛起的本土力量的友好关系。

重建秩序是现实挑战

为了遏制协议签署后的伊朗美国将不仅需要支持沙特阿拉伯,还需要支持埃及和土耳其。在真正的军事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领导下的埃及安全部门已经默默地与加沙、西奈和其他地方的以色列安全部门结盟了。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埃及作为地区内的反伊朗盟友,以支持沙特阿拉伯。尽管在总统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通常并没有被视为一个亲美国家,但一个内外都强大的土耳其同样有助于抗衡伊朗的力量。这些从地理和历史角度讲十分幸运的地区统治力量之间的角逐将定义新的帝国后秩序。

2017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或许会设法恢复西方的帝国影响力,当然是用另一种说法。但是,他或她将受到整个中东地区中央权力倒台的制约。中东地区强大的阿拉伯独裁统治为美国的利益提供了便利,因为它们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单一“地址”,可供美国在地区危机一旦爆发的情况下前往联系。但是现在,中东地区的独裁少多了。在若干国家里,完全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与其商议重要事务的掌权人。混乱不仅是一个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对美国力量投射的严重阻碍。

如此看来,中东的近期、或许还有中期前景很可能很严峻。现在,逊尼派组织“伊斯兰国”将与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作战,就像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由萨达姆领导的逊尼派伊拉克与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伊朗作战一样。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里根政府故意作出的不插手的决定——这是帝国权力衰弱的又一个例子。

那时参战的是国家,现在参战的是亚国家。帝国主义带来了秩序,尽管它或许是一种倒退。现在的挑战与其说是建立民主,不如说是重建秩序。因为如果没有秩序,任何人都得不到自由。

作者介绍:

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战略学家,长期担任美国军方顾问,并在军事战争学院授课。近年来,卡普兰关于美国权力属性的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高层的争论。《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便是其中一例,其关于“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世界中心”的观点引发激烈讨论。他还著有多部畅销书,包括《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地球的尽头》(The Ends of the Earth)、《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narchy)和《一路向东到鞑靼土地》(Eastward to Tar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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