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共和党推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达了对美国联盟价值的深刻怀疑。他的这种世界观属于19世纪。
那时候，美国采纳了乔治·华盛顿的建议避免“结盟”，并且奉行将美国利益专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由于缺乏大规模常备部队（19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的规模还比不上智利），美国在19世纪全球权力平衡中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
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那种状况，当时的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派遣美国军队赴欧洲作战。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成立国际联盟，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协调集体安全的任务。
但美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提案于1919年被参议院否决，这些部队因此留在了国内，而且美国也“恢复了常态”。虽然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参与者，但美国却坚持奉行致命的孤立主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拒绝加入任何联盟导致那段时间灾难性经济萧条、种族灭绝和又一次世界大战轮番上演。
糟糕的是，特朗普有关外交政策最详尽的讲话表明其灵感恰恰来源于这个孤立且崇尚“美国第一”情绪的时代。这种情绪一直是美国政界的一种潮流，但因为非常充分的理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上述思潮阻碍、而不是促进国内外和平与繁荣。
二战后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世界政治领域放弃孤立并开启“美国世纪”的决策导致了永久性的伙伴关系和海外军事存在。美国1948年投入巨资推行马歇尔计划、1949年创建北约并于1950年领导联合国盟军参与朝鲜作战。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日本签署安全条约。直到今天，欧洲、日本和韩国仍不乏美国的军事存在。
虽然美国在灾难性干预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的两党分歧，但支持联盟体系的基础一直存在——况且这样的共识不仅限于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智囊团。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支持北约和美日联盟。尽管如此，一位美国主要的总统候选人70年来首次对这项共识持质疑态度。
联盟不仅增强了美国的实力；还能维护地缘政治稳定——比如通过减缓核武器的危险扩散。虽然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时会抱怨盟国国防开支水平太低，但他们一直清楚联盟的首要作用是稳定承诺——这就好比是建立友谊，而不是交易房产。
与19世纪特有的不断变换的权宜联盟不同，现代美国联盟一直维护着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在日本等某些国家，东道国的支持甚至使得美国海外驻军比国内更加便宜。
而特朗普却宣扬不可预测性带来的好处——这种策略与敌人讨价还价时可能会起到作用，但用来让朋友放心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经常抱怨别人搭便车，但却没有意识到是美国在掌握方向盘。
新兴挑战者——如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或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超越美国控制方向并非全无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按照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的说法，在凸显美国不同于“以往主导大国”的各项特色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实力基础是联盟而非殖民。”联盟是一种资产；而殖民则是负债。
有关美国衰落的陈述可能并不准确，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更重要的是，它可能造成危险的政治影响，导致俄罗斯等国采取冒险政策、中国在处理邻国关系时更为强势或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美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还不是绝对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实力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强大。
美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被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所超越，而是众多其他参与者（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权力资源的增加将阻碍全球治理的最新举措。真正的挑战是达到熵值——即无法完成预定的工作。
特朗普政策的结果很可能是削弱美国联盟，因此不太可能“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将注定面临越来越多的新增跨国事务，需要与其他国家一道来行使权力，就像需要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一样。而且，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拥有最多关系的国家就拥有最大的力量。正如安妮 - 玛丽·斯劳特所说，“外交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外交联络的覆盖面和密度。”
根据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统计，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使团的数量为全世界最多。美国拥有约60个条约盟友；而中国则聊聊可数。《经济学人》杂志估计在全世界150个最大国家中，有近100个对国家美国友好，仅有21个反对美国。
与“中国世纪”近在咫尺的说法相反，我们尚未进入到后美国世界。美国仍处在全球权力平衡的中心，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发挥主要作用。
但美国在军事、经济及软实力方面的地位将不会像曾经的那样显著。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会下降、而其施加影响和组织行动的能力将遭到削弱。比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美国全球成功的核心是看其能否维持盟国的信任，以及能否建立新的联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