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国家目标而综合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在由各种战略构成的战略系统中，国家战略处于最高层次，起着主导作用，其他战略都要接受国家战略的指导和约束。国家战略的性质和地位，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盛衰亡。正因如此，必须推进和实现国家战略的科学化。
战略起源于战争。残酷的战争多次显示这样一个事实：战争中最高统帅部所犯的错误，无数将士将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更加精辟地阐述了战略对战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1]
在战争中，如果说军事战略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战争胜败的话，那么，在国家发展和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中，国家战略正确与否，则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对此，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印证了这一无可争辩的结论。例如，在战国末期，秦之所以能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秦孝公到秦始皇，在长达140年左右的时间里，秦制定和实施了非常有效的国家战略：在内政上，采纳商鞅建议，实行变法图强战略；在外交上，接受张仪意见，实行连横破纵战略；在军事上，接受范雎主张，实行远交近攻战略。这些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使秦国由弱变强，而且最终统一了天下。再如，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富国强兵、对外扩张战略。在扩张的道路上日本虽然频频得手，但由于其国家战略的根本错误，最终在1945年遭到彻底失败。
第一，国家战略直接决定着国家的运行方向。在特定的国家战略环境中，国家作为国家战略的主体，如同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方向判断和定位正确，就能沿着正确的航道航行，并逐步接近预定的战略目标；方向判断和定位错误，国家巨轮就会偏离正确的航道，其结果，或者离目标越来越远，或者搁浅、触礁、沉没。翻开国家兴盛衰亡的历史，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从1957年反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受“极左”思潮影响，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使国家战略严重偏离正确的方向，使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吹响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劲号角。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一系列正确的国家战略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均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第二，国家战略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及时抓住和有效利用战略机遇期。人类社会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平坦的，而是崎岖不平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如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能占据主动，取得优势；否则，就会陷入被动和落后挨打的境地。诚如美国《高边疆》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奥·格雷厄姆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2]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与历史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就会一步被动，处处被动，不仅导致国家的落伍，甚至导致国家的灭亡。
第三，国家战略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配置和整体效能。国外著名学者的研究表明，21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将受到四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地球上有限空间的限制；二是资源稀缺的日益加剧；三是环境自净能力的限制；四是人类科技水平与调控世界能力的限制。[3]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战略资源都是有限的。对有限的战略资源如何配置？配置得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战略资源的配置效能，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同其他战略一样，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明确战略目标，同时需要明确战略重点。优先保障战略重点，这是配置战略资源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过程中，如果其战略重点的确定是科学的，那么，将战略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错误地确定了战略重点或在战略实施中没有保障战略重点对战略资源的合理需求，那么，就必然导致国家战略资源部分失效或整体失效，其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第四，国家战略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国民的精神状态。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科学的国家战略，由于反映了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所以，能够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从而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科学的国家战略，通过其战略目标所展示的光明前景，能够对一个国家的国民产生巨大的鼓舞，不仅能激发其热情、干劲、斗志和牺牲精神，还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使硬国力产生倍加效应。相反，如果国家战略不科学，特别是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那么，这种战略即使取胜于一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还会因为失去民心而导致国家巨轮的搁浅或沉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战略既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战略，能够创造出人们不敢想象的人间奇迹。
所谓国家战略科学化，既包括科学制定国家战略，也包括制定科学的国家战略。前者是对国家战略制定程序的要求，后者是对国家战略制定结果的要求。只有科学制定国家战略，才能够制定出科学的国家战略。
何谓科学的国家战略？概括来说，就是国家战略要符合实际，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谓符合实际，即国家战略要符合国家战略环境的基本状态、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符合本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脱离或偏离实际，国家战略就不可能科学，就必然要犯重大错误并造成重大损失。例如，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明确指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然而，一年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波匈事件和知识分子立场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片面估计和错误判断，八大确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基本被否定，“左”倾思潮开始泛起。1957年，提出争取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958年5月，又将赶上英国的时间缩短为7年，再加上8年或10年赶上美国。[4]对这段历史，邓小平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5]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艰难曲折，甚至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残酷的战争，但其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对此，历史学家和一些著名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相近的概括。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共同规律。意大利学者维柯认为，世界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世界历史是一个呈螺旋形式不断循环的演进过程。法国学者杜尔阁将世界发展分为神的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6]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海蒂·托夫勒提出了三次浪潮理论，认为世界经历了第一次浪潮——农业文明发展、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发展和第三次浪潮——一种新的文明出现。[7]中国学者何传启更为科学地将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约250万年前-公元前3500年）、农业文明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1763年）、工业文明时代（约1763-1970年）和知识文明时代（约1970-2100年）。[8]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国家战略如果顺应了历史发展大趋势，那么，就必然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战略优势，否则，一个国家已有的优势也会江河日下，成为人类文明的落伍者。所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方面，满清王朝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的32%，而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总共只占17%，是中国的一半稍多。到1830年，中国GDP下降3个百分点，占世界的29%，欧洲五国的GDP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达29%，与中国持平。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GDP只占世界的6%，欧洲五国已占54.5%（英18.5%、法6.8%、德17.9%、俄8.8%、意2.5%），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占23.6%。[9]从1750年到1900年，150年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之所以下降了26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就是满清王朝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没有及时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相反，欧洲五国的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其GDP总量占世界份额在150年间上升了37.5个百分点，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通过政治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并制定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
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治理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其科学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就是不科学的。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验证。比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所以定位为市场经济，是因为国际国内经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并使二者相互补充，有机结合。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环境有机结合，做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对现代化建设更深层的规律的认识。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国家发展战略，才能够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国家战略，必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后果。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早已证明，国家战略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潜能和活力，增强国家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相反，如果国家战略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使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暂时的“成功”，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也会最终走向失败，甚至导致国家的灭亡。在旧中国，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逃出始兴终亡的历史厄运，就因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诚如《韩非子》所言：“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10]
封建专制统治者对百姓所实行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思想禁锢、社会控制等政策，最终导致封建社会动荡不断停滞不前，即使难得出现的几次所谓“盛世”、“治世”，也不过是皇权较为稳固和国库较为充裕罢了[11]，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照样要在痛苦中煎熬。正如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在散曲中所描述的那样：“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影响国家战略科学化的因素很多，如国家战略的决策体制、国家领导人的素质能力、智库质量及其作用发挥，等等。在诸多因素中，体制问题更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2]因此，要实现国家战略科学化，就必须构建民主科学的国家战略决策体制。
独裁型战略决策体制既包括君主专制体制，也包括法西斯独裁体制以及其他换汤不换药的类似体制。在中国，从秦统一到辛亥革命，独裁型战略决策体制延续了2132年。历史显示，独裁型战略决策体制所产出的并不都是国家战略的残次品。在古代社会，由于战略环境比较简单，少数所谓圣君贤主也曾制定出比较明智和比较符合实际的国家战略。但在专制统治的全部历史中，这种情况所占比例很小。例如，中国台湾经济学家翁之镛将秦统一中国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2171年按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乱世五种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
独裁型战略决策体制要做到国家战略科学化，独裁者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2）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广博的知识，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社会，回首能通晓历史，前瞻可预测未来。（4）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敏锐的战略思维，能够及时掌握与战略决策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5）心胸开阔，能够对各种信息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善于纳谏，从善如流。（6）在准确判断各种信息的基础上，能及时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方案。在战略环境不太复杂、发展变化比较缓慢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独裁者只要具备上述的品格和素质，就可能制定出比较科学的国家战略。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圣君贤主毕竟凤毛麟角。特别是君主专制下的世袭制，往往导致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于是，独裁型国家战略决策体制下的国家战略，其科学化就不能不带有较大的偶然性。
与古代相比，当代国家战略环境既错综复杂，又变化多端。应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国家战略环境，独裁型的国家战略决策体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也使这一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于是，战后独裁型的国家战略决策体制由1977年的89个减少到2011年的22个。[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体制发展极为迅速。世界银行资料和国外学者研究显示，在1977年，全世界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只占国家总数的25%，1997年，这一数字达到66%，到2010年仍维持在60~63%左右。[15][16][17]
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它使权力回归社会，使公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满足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国家凝聚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国家战略科学化而言，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比较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意，并将民意吸纳到国家战略决策中；能够比较广泛地吸纳民智，开拓决策的视野和思路，防止国家战略决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能够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公权力，防止国家战略游离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正确轨道；能够激发社会的潜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加顺畅，更加有效。高质量的民主政治，自然会极大地促进国家战略的科学化和和执行的高效率。
然而，迄今为止，民主政治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在美国，从里根时代开始，民主质量出现明显退化，其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的基本功能，沦为富豪操控的寡头政治。美国民主政治的退化，成为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加重了其他国家特别是新生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劣质化。[18]即使在自认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普遍存在选民短视和政客投机倾向。“由于政党体制的中介功能逐渐萎缩，在大众谋体与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凭借民粹诉求与媒体操作就可以骗取选票，这导致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都倾向短期操作，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他们都选择向未来透支、向子孙借钱，将痛苦的决策隐藏或不断延后，竞相滥开选举支票，其结果是财政结构迅速恶化与外债高筑。”[19]在新生的民主国家，由于民主政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并不充分，导致民主政治质量不高。这对国家战略科学化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普通公民更多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他们有限的素质和眼光，难以提出对国家战略决策有重要价值的观点；由于法治不健全，公民对权力的监督作用十分有限。此外，“大多数政治精英也并没有将民主宪政内化为自己的核心信仰。他们仅仅将其视为另外一套争夺与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对他们而言，取得政权就是为了分赃职位、酬庸亲信与攫取资源，为了赢得执政地位，可以违法舞弊，可以无情打击对手，可以制造对立与仇恨，甚至不惜撕裂社会。”[20]
（三）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为实现国家战略科学化，在决策体制上，必须防止、克服独裁型和民主型战略决策体制的各种弊端，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1、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在我国，民主集中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其二是领导集体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党和国家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那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的民主集中制也不可能得到很好执行。因此，必须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为此，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党内，“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21]；在国家层面，“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22]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国家民主，切实保障党员和公民的民主权利，畅通民主渠道，提高民主质量，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正确的集中，既及时准确地反映民意，又广泛充分地吸纳民智，为国家战略的科学化奠定坚实的民意和民智基础。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最直接最重要的渠道和表现形式，也是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体现。实践表明，只有公开、平等、真实、普遍的选举，才能够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民意。
发展和完善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判断党和国家各种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准之一。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23]
2、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正确的集中
党的历史表明，凡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较好的遵守，重大决策就比较科学，失误就会比较少；相反，凡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就会造成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以往教训，必须从制度建设角度完善民主集中制。
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离不开集中，否则，就是各自为政，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集中也离不开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的长官意志。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做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另一方面，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通过民主实现国家战略等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前者，《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24]在国家层面，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4）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由使命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对此，《党章》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作出决定时，事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25]
在领导集体决策中，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必须高度重视程序和法治建设，包括：（1）最高决策层在讨论和制定国家战略之前，必须就相关问题听取权威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国家要为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够就国家战略的相关问题作出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为国家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全面系统和科学有据的智力支撑。（2）最高决策层讨论重大问题、制定国家战略，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领导成员必须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甚或是反对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国家战略决策要在充分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表决一旦通过，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领导者个人无权修改或否决，每个领导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4）高度重视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并将其记录在案。经过实践验证，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要及时开会加以采纳或吸纳。（5）总结党和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国家重大问题讨论和决定办法》，并将该办法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使之成为国家法律。在重大问题决策中，集体领导成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并自觉接受监督。（6）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党要善于使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26]
3、依法进一步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权限
一些国家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即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如果对其职责权限没有依法严格规范的话，也可能走向独裁。例如，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诞生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许多寡头精英就是通过民主程序完成了对权力的独占”[27]。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强有力的法制约束的情况下，权力不仅会无限扩张，而且有可能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28]借鉴十年“文革”的教训，《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29]
《党章》之所以作出如上规定，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导致家长制，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容易导致官僚主义，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容易导致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30]容易造成国家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要防止和克服这些弊端，就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31]在合理分权和优化权力结构的过程中，要依据权责一致原则，依法明确规定和严格规范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责权限，依法明确规定和严格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权限。只有把权力进行合理的分解并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真正把权力装入制度的笼子里，使这种权力既适应治国理政的需要，又不至于因过分集中而走向反面。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435.
[2][美]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5.
[3]路甬祥.21世纪中国面临的12大挑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87.
[4]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7）[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76-77，79.
[5][12][23][28][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6，333，322，329-330.
[6][8]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和科学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62-63，67.
[7]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陈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9]戴逸.从2005年我国GDP达18.2万亿元说起[EB/OL].人民网，2006-03-21.
[10]韩非子?五反.
[11]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268.
[13]张琢.九死一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6.
[14][委]莫伊赛斯?纳伊母.权力的终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8.
[15]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R].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11-112.
[16]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81.
[17][美]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J].国外社会科学，2012，（1）.
[18][19][20][27]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1-52，51，46，39-40.
[21]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22][2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24][25][29]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