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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灌输和洗脑式教育让人心智不正常

公民教育不是政治训导

凤凰评论《高见》:从臣民到公民,这一转变至关重要。例如,中国大陆一部分民众权利意识不足,受到公权力压迫或侵犯时,很多人还停留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上,而没有进入制度层面反思。以你的观察和研究,要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必须经过怎样的历程?

徐贲:这一深刻转变意味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但是,公民觉醒必须首先经过人的觉醒。人的觉醒也可以与公民觉醒同步发生。人的觉醒就是要学会把自己当人看,当成是应该与其他人类拥有同样自由和权利的人。人必须获得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才能摆脱仰人鼻息、受人奴役的臣民命运。今天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主张当臣民比当公民强,或者坚持不要从臣民转变为公民,但却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在阻碍这种转变。在日常生活中警惕、揭露和驳斥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公民教育,它帮助普通民众在认知和自我意识上,从臣民向公民转变。

例如,总是有人说主权高于人权,讲人权或公民权就是接受西方价值。秦晖教授曾对此有过尖锐的驳斥,他说,以前有一个说法,解放前,上海外滩有个公园,据说竖着个“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西方人有逛公园的权利,但中国人不适用,不把我们当同样的人,我们当然感到愤怒。言论自由这个领域,鼓吹洋人可以进去,中国人是不行的,不也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吗?中国争主权,让人民当家作主,不就是为了抵抗权利歧视吗?秦晖问道,“首先你自己就把我们的人权标准往下降怎么可以?……如果我们的权利天生就该比人家低,还维护什么主权?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当奴才吗?”一点点弄明白这样的道理,公民意识的转变也就一点一点地在发生了。

凤凰评论《高见》:极权统治之下,也有所谓的公民教育,诸如让民众遵纪守法、爱党爱国等等。但民众可能在现实中看到,恰恰是权力部门自己不守法,践踏民众的基本权利。斯大林治下,人命被视为草芥,显然没有什么法治可言。在你看来,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教育,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公民教育,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徐贲:公民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首先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责任,个人与政府权力的关系等等的教育公民教育让人在认知上明白什么是公民公民首先是一种法权身份,一个人只有在拥有并能自由行使民主公民政治的最高法律(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才可以说是一个公民。当然,这是一种附带责任和义务的权利,如纳税、服兵役、遵守国家的法纪、参加选举、参与公共事务等等。把公民教育等同于当良民的遵纪守法、五讲四美、学雷锋,是一种“政治指挥道德”。

“政治指挥道德”这个说法,是不久前在凤凰评论对何怀宏的访谈《政治指挥道德只会造成伪善》里看到的,可惜它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政治”。你提到的官员说教,那才是政治,说一套做一套,对老百姓不时提出各种道德要求,自己却不履行,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伪善。

由官员或官方主导的那种“政治指挥道德”,是流于形式的道德说教。与这种说教不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公民教育来自公民社会,而不是官员或官方。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训导,而是公民共同体的一种自我治理和自我完善机制。这种公民教育有相当明确并享有广泛共识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自我审视、自我检讨的,也是不断被讨论和发展的。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斯劳特在《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时间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一书里,提出七种民主公民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谦逊、信仰。这些价值不是由某个官员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在美国200多年的民主传统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从美国的开国文献(如《独立宣言》)和宪法,到民主制度的演变历史、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不断的民主实践形成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无论是民主的实践还是基本价值观,都需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也不断需要进一步完善。民众对这些有认知上的了解,也有参与其中的实践机会,这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公民教育

灌输和洗脑式教育让人心智不正常

凤凰评论《高见》: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于一个人三观的建立,具有铸造和定型的作用,一旦意识到之前所受教育的欺骗和愚弄,个体都会进行艰难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但是,重建三观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不客气地说,包括一批值得尊敬的前辈,例如刚刚去世的许家屯,在思想意识上仍然有很大局限。以你自己的经验,这种三观的打碎和重建,需要经过怎样的精神历程?其艰难和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徐贲:你说的“三观”是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吧?对任何人来说,要有这三观都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许多人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对这三观有清醒、周全的认识,但仍不失为一个心志健全的人。被欺骗和洗脑的人,心智是不健全的。心智不健全(insanity),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作同一件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被意识形态教育愚弄的人就是这样。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1931年出版的,1946年他为这书写了一个新序,他在序里承认,《美丽新世界》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书中的野人约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乌托邦中定型僵化的非人生活,另一种是部落村庄中的原始生活。一个是“心智不正常”,另一个是“精神错乱”。“新世界”的人心智不正常。赫胥黎说,如果重新写这本书,他要给约翰一个“心智正常”的选择。心智正常的人是一个有自由意识,尊重经验和常识,能用自己脑袋思考、判断的人。灌输和洗脑式教育不是使人无知,而是使人心智不正常,不是一时的不正常,而可能是一辈子的不正常。

凤凰评论《高见》:专制统治者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要求民众做顺民。但即便如此,人们会在现实中发现,自己可能做顺民而不得,因为公权力往往会侵犯民众的基本的权利,为什么?

徐贲:“做顺民而不得”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可能会让人不是去痛恨不得不做顺民,而是非常渴望能安安稳稳地做顺民;不是去争取不做顺民的权利,而是反过来认为有人在妨碍他做顺民。你之前提到言论自由,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杨绛去世引发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的争论。有人把言论看作是一种自由,一种权利,但是也有人认为,沉默也是一种自由——消极自由,也是一种权利——沉默的权利。问题是,哪一种自由,哪一种权利,才是我们在遇到强拆甚至遇到雷洋案时,要强调和坚持的权利呢?是沉默的权利还是说话的权利呢?

我读到一篇《每个报警的强奸受害者,都保护了更多人》的文章,每个发声的受害者,不仅是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正义,而且也是在帮助其他人能生活得更安全一些。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沉默的严重危害。沉默会让加害变成正当的行为。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反抗,那算不算强奸?我们还可以问,如果被强拆的不抗议,那算不算强拆?如果不能做声说自己是在坚持“消极自由”或“沉默的权利”,那算不算被强制噤声?算不算是被压制了言论自由?公权力的侵犯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发生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做顺民和为做顺民辩解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政治化的儿童太可怕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统治与教育》中提出了“成人儿童”的概念,即“儿童成人化”,这种现象令人担忧,主要是因为“儿童成为的那种成人本身有太多的不善,甚至邪恶。”在大陆,武汉市有一个“五道杠”少年,其父亲接受采访时说,他就是要按照培养领导的方式培养孩子。显然,“成人儿童”的出现,除了父母的责任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贲:就“五道杠”少年而言,父母的责任大于学校教育体制的责任,羽戈有一篇《“五道杠少年”黄艺博:怪胎终于长成了怪物》的文章,已经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成人化的教育,那是在家里,不是在学校。事实上,他父亲在心里也觉得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所以后来特别声明,自己不是有意在把儿子往“政治小大人”的路上领,而是不经意有了这样的教育效果。他辩解道,他儿子的事是遭到了媒体夸大其词、断章取义:“标题说我儿子是天才,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还是个正常的小孩吗?”当父亲的也知道这不像是个“正常的小孩”。但是,孩子在家里耳濡目染,有样学样,不还是一种家庭教育吗?

正如羽戈所说,这孩子的家庭教育与这样一些“最起码的事实”有关:“黄艺博自幼爱看《新闻联播》,源于其父熏染,父亲有此习惯,儿子极具孝心,常陪父亲一起看,同时,他也喜欢看动画片;黄艺博读《人民日报》,源于其父有时把办公室的《人民日报》带回家,充当儿子看报识字的工具,‘黄艺博的阅读范围非常广,《人民日报》只是阅读刊物之一’”。有千千万万上学的儿童,但黄艺博这样的毕竟很特殊,很罕见。他之所以如此极端地成为“政治小大人”——政治化的儿童,主要原因还是早期的家庭教育,他后来在学校里被捧起来,有体制的原因,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凤凰评论《高见》:去年,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了一件令我十分震惊的事件。安徽蚌埠怀远县火星小学的一个小学班级里,13岁的副班长贾尚赐,凭借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上网上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一个县城城郊不到10人的小学班级,似乎成为了一个“独裁国家”。根据新闻报道的披露,贾尚赐的做法,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十分类似。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徐贲: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权力的腐蚀已经深入社会和人心的肌理,连小孩子也不能幸免。这样的权力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也靠暴力来运作和维持。社会的权力崇拜和暴力盛行是互为表里的。权力就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他人,向他们索取好处,逼迫他们,强制他们服从。这种权力不是建立在道德威望之上,而是赤裸裸的强权暴力,是最恶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权力。

孩子们从小学会敲诈勒索、弱肉强食,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这种暴力和权力的结合,有样学样,模仿的自然也是这种权力。而且还是班干部就这么干,从小懂得权力能谋私的好处,这是另一种怪诞的儿童政治化和童年政治化。权力腐蚀的低龄化,实在太可怕了。

凤凰评论《高见》:与“成人儿童”的概念相对应,大陆的文化学者余世存提出过“类人孩”的概念,意思是指那些在肉体上已经发育为成人,但是思想和思维方式都停留在儿童阶段的成人。这些“类人孩”,盲从于极权主义的指挥棒,头脑简单,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也缺乏反省意识。是否可以说,这也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特产?

徐贲:奥威尔在《1984》里让我们看到极权国家里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的可悲现象。书里第一部分第二章,一开始就描绘了这一荒诞现象,可见奥威尔对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问题的重视。这一章里的人物主要是帕森斯一家,我们看到,儿童成人化的特征,是在政治上特别早熟,这是政治化的儿童。帕森斯的两个孩子,一个9岁的男孩,一个7岁的女孩,已经有了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剧烈的仇恨性和攻击性。

他们随时都在监视成人的不轨行为,包括他们的父母。这两个孩子看见温斯顿,哥哥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恶狠狠地瞄准着他,妹妹则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反应完全不像是一个成人,反而像是一个被大人吓怕了的孩子,“他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两个孩子对他吼叫道,“你是叛徒!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小小年纪,他们就已经知道,国家的哪些暴力惩罚手段最可怕。

在旁边看着的帕森斯太太,完全是一个没长大的成人,她不敢阻止这两个红领巾队员的革命行动,“不安的眼光在温斯顿和孩子们之间飘来飘去”。帕森斯先生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虽然是个成人,却不会打理个人卫生,“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奥威尔给我们的是一个文学特写,让我们生动地感受,那是一个陌生荒唐的世界。

极权统治造成人的生物性退化

凤凰评论《高见》:埃吕提出了“前宣传”的概念,按照他的定义,“前宣传”是指在人的头脑中制造一种“思维过程的短路”,以形成缺乏思考或不思考的知识习惯。以此而论,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智主义性质。在极权主义国家,人们的创造力被普遍压制,各类原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实用性的科学成就,均无法与自由民主体制国家人们的创造力相比。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邪恶,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

徐贲: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邪恶,是造成了人的生物性退化,退化的是人之为人的一些天然潜能:信仰、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爱。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就在他的小说《我们》中,预言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的信仰、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爱会一起退化。小说里的“一体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科学家人才济济。他们拥有用石油造粮食的技术,要生产多少粮食就生产多少,根本用不着去证明能亩产万斤粮。他们研制了可以航向其他星球的宇宙飞船“整体号”,拥有向全宇宙宣扬“一体国”真理的软实力。他们开发了高超的“造墙”技术——把整个国家的“号民”都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与外界看起来无界相连,其实完全有效地严密隔绝。没有“杰出人才”的科学家,怎么能有如此的巨大成就?

但是,“一体国”里的“号民”(每个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数字的“号”)和他们伟大的科学家,都只会按照“恩主”领袖的思想来思考,他们没有道德是非的价值,不知道什么是人的信仰、人的激情、人的想象力、人的自由、人的爱。故事主角名叫D-503,是“整体号”飞船的建筑者,他是“一体国”教育的产物,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体国”是全宇宙最幸福的国家。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位以颠覆“一体国”为志业的女子时才发现,他生活在一个为集体幸福而不得不完全放弃个人自由的环境里,像数字和机器零件一样存在。这一发现已足以让“一体国”把他视为危险的异己。他被强迫做了脑手术,“一体国”切除了他大脑里的想象部分,恢复了他在那个幸福国度里的健康,重新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杰出科学家。

凤凰评论《高见》:在极权主义国家,一个人一出生,就处于“前宣传”的阴影笼罩之下。由于官方垄断和控制了学校教育和宣传资源,在此情况之下,只有已经经过启蒙或自我启蒙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实施自由民主的教育。基于世界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你对家长有什么建议?

徐贲:家庭教育可以是这种“前宣传”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抵御这种前宣传的开始。黄艺博是前者的一个例子。《1984》中的帕森斯家庭,虽然没有直接给孩子们极权“前宣传”,但也绝对没有提供对抗极权“前宣传”的家庭教育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私人领域的家庭,可以代替公共领域的学校教育,成为实施自由民主教育的主要场所。自由民主教育是一种公共领域里的教育。家庭里可以进行一些可能与自由民主公民素质一致的素质教育,如诚实、谦逊、宽容、有自尊也尊重别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他、恻隐和同情。如果说这样的品性和教养与公民素质有关联,那也只是一个副产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认为,他所看到的美国制度的种种好处,主要都是一些副产品,因为美国的共和体制原来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而设计的,民主并不是它的优先考量。同样,家庭教育包含的良心、诚实、谦逊、宽容、尊重、友爱、利他、恻隐和同情,都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好人”或“良善之人”,民主并不是它的优先考量。

不久前有读者也问起与你类似的问题,我提醒家长学校教育的一些可能的弊端。我认为,学校不只是一个让学生学习有用知识的地方,而且更是一个迫使学生被规训的地方。正如人大副教授陈伟所说,学校里的“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广大学生,而是代表上级领导,代表权力部门对学生进行组织、监控、管理,目前社会的种种恶劣做法,在大学里面首先得到了演练。如何看领导的眼神行事,如何陪领导喝酒,给领导挡酒,如何说官话、套话、假话,如何溜须拍马、阿谀谄媚,如何经营自己的权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从中过早地学会了官场的做派。团委、学生会让大学生侏儒化、官僚化、庸俗化。”

独立的家庭教育,可以对这样的学校教育起到一定的抵制和抗衡作用。但是,不宜过分夸大这一作用,因为家庭教育的时间很短,又是在年龄较小的时候。而且,人总要进入学校,也必须要能在学校里生存,才有竞争更高一层教育的机会。家庭教育对抗学校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和好人很难对抗坏社会,很难在坏社会里总是当好人做好事,是同一个道理。

凤凰评论《高见》:在大陆,一些青年教师如郭初阳、蔡朝阳、梁卫星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学生,但是,他们显然是现行体制的“另类”。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贲:做当然比不做要好,有人做当然比没人做要好,我对他们的努力是很敬佩的。不过,单单靠几个人势孤力单地改变,而且还是在外部限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作这种艰苦的努力,我想他们表率、象征意义和实验甚至试探底线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吧。好人教育,好人社会,好人政治,这些都一直是中国社会中贤明和正直人士的理想和抱负,丁文江、晏阳初、梁漱溟他们没能办成的事情,你认为现在能办成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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