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好知 kuaihz

产业政策大讨论:林毅夫这次为什么更受欢迎?

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改革的争论,不仅代表着两种观点的碰撞,也将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林毅夫的观点更容易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过去数年的若干讨论,正构成了林张之争的历史背景。

林毅夫观点更符合潮流

两位教授的观点之争,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经济现象的一个思考。总体而言,张维迎教授更加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林毅夫教授倾向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而这也符合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基调。

理论上来说,两位学者的观点并没有根本不同,按照林毅夫的说法,双方的观点甚至是“自洽”的。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在理论上都很难给出一个数量级的估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

在笔者看来,林毅夫的观点更符合眼下的潮流,这就像十多年前,张教授的观点更符合市场潮流一样。首先,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尽管在近些年出现减速,但并未出现如西方主流观点预期的“硬着陆”,这样的现实不得不让大家对于此前的观点进行修正。第二,全球出现“去全球化”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可控”开放速度、坚持自身特色、并非一股脑追随“全球化”的中国,反而成为了大家开始模仿的对象。

如何评估中国风险?

先从眼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说起,即所谓的投资减速问题,这似乎构成了市场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新论据。但回想一下,在2009年以后,市场看空中国经济的一大论据是“投资增速过快”。在几年的时间内,这样的观点转变,表明了市场其实心里也没底。事实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给出一个“合意”投资增速,那么市场以什么为基础来讨论投资“过快”或者“过慢”,又如何得出中国经济将出现新的风险的结论?

如何准确评估中国风险,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笔者曾参加过一个国际评级机构的会议,在谈到如何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评级时,这家国际机构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只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该评级机构可以最高给予6档的升级。这样的“升级”是基于评级机构“默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困难时刻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样的一种看似妥协,却代表了一种尴尬:按照评级机构的全球评级模型,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被授予“垃圾级”评级,或者说早应该破产。但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开始在海外发债,其发行的债券还颇受欢迎,对于评级机构来说,如果给予地方融资平台垃圾级评级,那么将失去这些客户,但给予他们投资级评级,又难以在逻辑上站住脚。最后,通过所谓的“政府隐性担保”给予其升级,是一种妥协。但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评级机构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却也认为“政府隐性担保”代表着中国政策的“不透明”,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最大潜在风险。

中国信贷泡沫为何仍能扩张?

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的信贷扩张,这也是很多人观察中国风险的一个窗口。信贷扩张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会导致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于是潮水退去,信贷扩张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换句话说,历史经验表明,信贷扩张不可持续。但在全球主要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西方观察家们似乎很难批评中国的信贷扩张政策。更要命的是,中国的信贷扩张基于国内储蓄而进行,并没有过度依靠外债,这让经典的“外债增加——贬值加剧——外债膨胀——汇率经济崩溃”的理论在中国案例上难以奏效。

于是很多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商业银行(主要是影子银行),认为其无度扩张资产负债表,将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风险将十分巨大。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共同进行大规模的资产扩张,这与西方的量化宽松有根本不同——西方国家的问题是,商业银行没有扩张意愿,因此央行不得不越俎代庖。在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同步扩张,将会成倍地放大风险。各类研究也表明,一旦房地产崩盘,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的“次贷危机”也依然历历在目。这其中的问题是,大量的研究基于历史经验得出,首先,历史是否将被重复,这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第二,在货币理论已经失效(货币超发没有带来通胀)的背景下,我们为何纠结于历史?第三,中国没有出现过房地产崩盘的先例,如何要求商业银行在其风险评估模型中加入这样的风险因子?

市场越来越没有共识

事实上,类似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境下,决策者也会非常头疼,但即使没有明确共识,决策仍然要做出并执行。总体来说,中国仍然偏向于相对保守、缓慢甚至可逆的操作方式。而这样的方式是否正确,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来检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方式仍然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在亚洲,我们也发现,政府力量相对较强的经济体,其对经济的“熨平”能力也更强。比如说韩国,尽管其经济结构与中国台湾十分类似,但韩国政府明显对于经济更有控制力,比如说面临经济下滑,其出台财政刺激举措、重组政策性银行来帮助企业重组,等等。标普在过去的数年中连续上调韩国的主权评级,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财政政策相当积极有效,并表示韩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内获得AAA的最高主权评级。换句话说,政府力量较强,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是坏事。

而在西方,对于很多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反思,也在日渐高涨。在长期的经济停滞后,大家自然会考虑出发点是否本身是错误的。这在英国退欧公投上已经凸显。英国本身倾向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欧洲经济却倾向于带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这里的“社会主义”含义并不相同),两种似是而非的经济制度通过欧盟融合在一起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双方合作初期似乎严丝合缝并且运转良好,但经过多次市场动荡后,英国开始反思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最终的“退欧”事实上反映了世界观的差异。

推而广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目前的社会运行方式背后的问题,比如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在美国,《纸牌屋》的流行,表明了对于传统精英政治模式的反思,希拉里“电邮门”事件也揭露出西方政治体系中的另一面。在中国,《北京折叠》的一纸风行也代表了对“社会分层”的反思(甚至是“反感”)情绪日盛,而社会分层在西方社会并非不见端倪。

所以,当我们把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只能自怨自艾地承认,“中国模式”仍然被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时,经济仍旧需要发展,否则,我们只会遇到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政策需要具备的是“建设性”而非“颠覆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毅夫的观点占据上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派观点不断积弱的表现。

本站资源来自互联网,仅供学习,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敬请谅解!
搜索建议:林毅夫  林毅夫词条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词条  这次  这次词条  为什么  为什么词条  讨论  讨论词条  
智库

 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

———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场“全球结社革命”,即“第三部门运动”。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