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8月20—21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IPP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世界的秩序与治理”在广州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三百多位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北京大学林双林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王辉耀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John Campbell教授、澳洲麦考瑞大学John Mathews教授等20多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发表了精彩演讲和评论。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近期已陆续推出诸多大咖的精彩言论。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首先是讨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显得非常混乱的现象。我会提供三个解释，换言之，就是说我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学者对全球化的分析上。然后，我提出我自己的一个基于制度学派的解释和框架，应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球化的上升期，我会讨论上升期发生了哪些事情，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再分析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是通过在过去的一年半，或者是两年内发生的事情，从中我希望能揭示其中的自变量，也就是说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制度性的原因如何变成了反全球化和反移民运动的导火索。
如果我们关心国际新闻的话，每天都有一些在几年前大家很少看到的比较吸引眼球的事情，比如伊斯兰国的崛起、日本修宪获得多数票、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反复发生暴恐事件以及难民危机等，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全球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些东西到底代表了什么？我认为它代表了两个正在发生逆转的趋势。第一个是全球化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上升期的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第二个是在发达国家公众们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威尔逊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孤立主义。
如何解释这两个逆转？我现在讲三个学者的基本观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大转型》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运转是一个钟摆运动，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释放市场力量的接口，最后导致了危机，必然把公共政策的方向推向保护。今天大家可以从很多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选举的议题上，看到保护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二个学者叫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他在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里面介绍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国际秩序是以周期的形式在变化，每次都是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开始，在争夺跨国的流动资本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会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进入了金融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发生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个危机中，霸权发生更替，这是他经过大量的历史实证得出的结论。
第三个是一个历史学家，Harold James，他出了一本书《全球化的终结》，他研究了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过程。根据西方文献的一般性理解，全球化的第一轮始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金本位的垮台进入了一个崩溃的阶段，开始了逆转的过程。他研究这段历史后发现，这个东西有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就是说在上一轮的转折中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是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是被什么东西作为导火索来引发呢？他发现实际上过去管理全球化的制度缺陷导致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问题的出现，因此导致了整个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再往前推一步，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如何成为逆转过程的导火索呢？
我的分析框架来自于两个社会学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叫组织生态学，组织生态学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制度会失败的原因，是既得利益者不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尤其当变化中的环境要求他必须要变。而他不能变，为什么？因为他有大量的制度惯性。第二个文献是组织制度学派的观点，这个学派认为什么呢？它认为所有的行动主体在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想依靠原有的现存的制度逻辑。
你把这两个观点一结合，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当你遇到新的环境问题，要求你作出迅速的调整、巨大的改变的时候，你仍然用过去原有的制度逻辑试图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就变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当你做不了迅速转变的话，动态的动力就会冲破现有的制度束缚，产生巨大的革命性的转变。
把它具体操作化，关于现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就变成什么呢？美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是二战以来最弱的一次复苏，但是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TPP，仍然是向着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来促进更多的商品自由流动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就导致了美国许多社会团体对自由贸易的恐惧。
第二个是由于欧洲国家开放移民，进行移民政策的改革，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导致了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使得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人口里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最近跟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活动又日渐频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的时候，仍然要求它的成员国大幅度引进难民，这样的话就触发了欧洲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很多国家呈现了反移民的倾向，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现在我要用这套框架来分析全球化在过去40年里走过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要看什么呢？刚才我讲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制度性的逻辑，这个制度性的逻辑内涵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些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果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有作为标志性的东西，那么一个是新自由主义，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华盛顿共识，它的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尽可能地释放市场力量，打破国家边界和对商品、技术、资本，甚至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从学术界角度来讲，1980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提出了价值链理论（Value Chain Theory），变成了美国商学院的圣经，尤其提出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体系的思想，实际上还是蛮有见地的，而且在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价值链理论把单个国家范围内完成的生产过程给分解成无数个环节，它主张一个企业只应该侧重于做最擅长的环节，而把其他环节逐一外包给做此环节最有效率的组织，这样才能节省成本，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外包的出现。
这些东西导致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就是全球生产体系的诞生和外包形式的出现。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步？这与中国积极引进外资，积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有直接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伴随的是私有化。具体的情况就是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整个欧盟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欧盟的内部人员，作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对外部的人，你签了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去很多国家，这是第一阶段。在全球化的上升期，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观念和意识形态就被后来的实践体现为其制度性的逻辑。
与此同时，全球化又产生了很多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主要是谈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失去了就业机会，生活水准下降，民主制度不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另外一点跟移民有关的，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融入收入国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所以贫困成为许多穆斯林移民面临的重大问题，这跟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直接连着，这个东西最后在很多情况下就跟后来的恐怖主义袭击连在一起。
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国际上的雇员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具体而言，你要看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下降。许多美国右翼提出来，过去20年，中国已经抢走了美国400万的工作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不平等，1979至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增长200.5%，而剩下的99%的家庭收入仅增长18.9%（编者根据数据调整）。这个东西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今年大选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如果给你一个更直观的视觉上的感觉，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已经十分严重。
我说的第二阶段，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是如何用原有的制度性逻辑来解决面临的新的挑战？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从1999年到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这个是高盛集团2007年发表的特别有影响的报告，所谓的7国集团如果用一个动态的观点看，到了2050年中国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紧接着是美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所以美国采取了所谓21世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我就集中讨论TPP。TPP本身内在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逻辑，一方面被称之为代表第二代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很多方面会更大地推动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它又被当成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实际上跟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下的关贸总协定有类似的功能。最后实际上之所以能达成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占了上风，美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比如其中关于原产地比例，任何一个国家的原产地在统计上要实行一个原则，最初谈判的时候认为65%是标准，实际最后实现的是45%，这就是为什么说TPP是everyone but China，因为你可以委托日本的公司生产，如果你把这个比例控制在45%以内，这个东西仍然可以卖到美国去，没有关税，这就是妥协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结构性条件，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恢复是二战以来最慢的一次。
再看人口，这次欧盟难民危机导致了欧洲的分裂，所以大家可以看欧洲关于穆斯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东欧和南欧实际上坚决反对伊斯兰人口流入。欧盟决定大幅度吸引新的难民无可避免要引起公众的反对，最终导致最激烈的反应。
所以总结一下，全球化是在释放市场力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化经济，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政治的后果，按现在所谓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国内的已经无法应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又用原有的制度逻辑，即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让物品和人口进一步流动，导致了公众极大的恐惧，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在标题上之所以用了问号，是表明这个事并不是非常肯定，但是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注：
本文整理自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在2016年IPP国际会议上做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