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日表示，要做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各项工作，出台坚决措施清理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维护义务教育公平正义的初衷。
对于学生负担沉重，舆论通常把责任推给培训机构和家长，认为是培训机构疯狂逐利和家长的不理性，导致了目前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 政府部门一再发布减负令，学校内部已减少作业、减少考试，但学生离开校园就一头扎进培训机构。这是需要理性分析的。
对于教育培训中的不规范经营问题，这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或者说，不规范经营的根源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这和我国对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的定位有关。按照传统的定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既是企业，又是学校，既要实行工商注册，又要进行教育机构注册，貌似很严，实则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都不管。根据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就是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今后一律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各地应按这一原则，建立明确的监管规则。
而我国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去年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其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绝大部分。这样的产值背后，不规范经营只是很小部分，政府部门规范清理教育培训市场也是针对这一部分。培训机构的疯狂，说到底，是为了满足畸形的补课需求，而畸形的补课需求，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制度催生出来的。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治理减负时，貌似很用心，可平心而论，大多是利用行政力量出这禁令出那禁令，这反而增加了行政权力，而不是削减行政权力，改革行政部门。减负最核心的措施，应是推进政府放权，包括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主导考试招生的权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减负难题，把学生从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中解放出来。
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已经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可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情况仍不乐观。为何如此？这是因为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而追求政绩的政府部门，热衷于打造名校，这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工作成效不显著的重要原因。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应该成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战略决策，而不是行政部门决策；由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而非政府部门主导拨款。这就是让政府部门交出教育决策权和拨款权。让教育拨款，关注每个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而不是用于少数“精英”。如韩正所言，义务教育的初衷，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公平地获得良好的义务教育。
上海已率先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可高考改革的减负效应尚未体现。这和新高考改革仍维持招考一体化格局、实行分数单一评价密切相关，需要国家在整体推进高考改革时注意。我国高考改革给了学生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考试选择权、科目选择权，可这都受制于最后按高考总分填报志愿录取。只有推进招考分离，政府部门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才能打破考试指挥棒地位，将其变为一种评价服务，由此引导学生走出每分必究的应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