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克的书开卷就能体会到他思想的开阔、思维的全面。英文书名虽然是直言贸易，但翻开目录几乎提供了一套思考贸易战问题的框架，这也是英文版副标“构建理性世界经济的新观念”要表达的含义。这个框架不同于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步骤或者一个经济学模型，而是从以下三个角度重塑了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思考问题的特点，经济学经由经济学家群体与社会发生联结的过程，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的关系。其中不乏他对问题正反两方面的剖析和对自己主张的巧妙伸张。正是因为不带偏见地充分权衡利弊，罗德里克在二十年前的《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中就指出，过度全球化会加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进而造成国内政治动荡，这一切在这个时点看自然暗自叫绝，站在二十年前则不得不为观点的超前称奇，二十年前全球化浪潮正滚滚裹挟着西方向中国张开热情的怀抱，欧盟也基本上形成了包括经济、法律、货币深度一体化的结构，并且在新千年开启了快速扩张之路，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波全球化热情高涨的顶点，全球遭遇了迄今为止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及其余波，直到今天欧盟仍然迟迟走不出财政困难，各国仍难以退出的超长时间超大力度的货币宽松。看完罗德里克的书，你可能对下面的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答案，欧盟一体化是起点，抑或是最终解决方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现在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罗德里克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未必重要，但开放的思考就像阴天打开一扇窗，问题还在，透进一束光总归让人开朗许多。下面我们简单梳理罗德里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贸易问题可能是公平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贸易加剧了国内不平等，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利用了WTO的贸易规则，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欧盟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一体化对民主治理形成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是民主和增长之间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害无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得益于有机会走上工业化之路。
因为全球化最直接的挑战来自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国家内部，因此需要讨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由此也需要考虑全球化治理的可行程度。罗德里克认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无法消除，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仍然盛行，历史上的民族国家是维持稳定的最好集群，因此是经济增长的最佳单位。全球治理也有其内在缺陷，它必然要求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但制度来自历史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偏好和需求，很难有客观标准衡量其优劣，全球制度并不能确保哪一种制度是最合适的，相同的制度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制度形式提供，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而且，贸易有其天然的地理因素，它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交换，还包括文化和关系的维系，因此即便没有“国界限制”，市场分割仍然是基本特征，这是由人类社会活动广度和深度这两个维度决定的。由此，罗德里克认为，不应当为全球化而全球化，全球化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万灵良方，全球问题是民族国家问题的外溢，而不是相反。
欧元区是一场伟大的全球化试验，支持这场实验的背后暗含了两个假设：一个是“市场能自我实现均衡”，因此，市场能够解决一体化产生的问题；另一个是欧洲会向更深度的一体化演进，包括财政和社会政策的一体化。实际情况是，欧洲既没有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还因为一体化产生很多问题而深陷困境。罗德里克认为，针对这些问题开出的“结构性改革”药方成本太高。从历史经验看，同样思路的“华盛顿共识”也没有取得成功，因为结构性改革往往牺牲了短期增长，因此很难得到国内的支持。从实践看，有很多经济政策是可以促进增长的，不一定非要走结构性改革这样阻力大的道路，比如印度和中国都针对本国的突出问题采取了有效政策，这种见招拆招的改革天然是渐近式的改革，相比休克疗法很严苛的政治和外部环境要求，更容易取得成功。希腊就是鲜活的例子，作为债务国，希腊受到了来自德国等债权国要求结构性改革的压力，而改革导致紧缩的成本不需要德国承担。解决欧盟当前困境更根本的方式是实现欧盟内部国家的“制度趋同”，如此方能消除制度套利，但制度趋同的问题还没有人大胆地提出并试图取得共识。只要欧盟杜绝不了现有体制下不同民族国家的制度套利，就会一直受到成员国主权和联盟权力的角力之困。罗德里克把欧盟困境称作“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能三角。由于经济依存度高，寻求欧盟层面的民主可能是唯一出路，欧盟国家需要正视放弃国家主权，建设超国家实体的问题，但希腊公投结果表明，欧洲人并没有做好这个打算。马克龙带着欧盟财政联盟的畅想上台，本书出版时，罗德里克还对此抱有一丝幻想，但最近法国的事件又给出一拳重击。
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没有统一药方，制度差异是内生的，全球化则是外生的阶段性产物。全球“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是走工业化路线，而不是追求自由化，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高，工业化就是扩大生产率高的部门占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工会、休假、工作环境安全等都是工人伸张自身利益的结果。随着服务业发展壮大，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就业保障都受到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工业化的结果，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使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后发国家很难再效仿工业化路径的方式，实际上亚洲四小龙这些成功的工业化经济体也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民主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制度形态。现代民主可以分为选举式民主和自由式民主，选举式民主虽然不能保障公民权，但是能保障财产权和一定的政治权利。按照政治逻辑理解民主，自由式民主是一种意外，发展中国家大多缺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政府是围绕着国家构建展开的，因此重要的是其民众动员能力，威权政体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不稳定，经济发展可能与政治清明长期发生背离，不仅如此，经济增长有很强的社会和经济动员能力，它本身是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经济学家以其模棱两可的研究结论参与社会公共政策，使其学术研究可能被利益集团操控。2013年“有效市场假说”的尤金·法玛和“非理性行为假说”的罗伯特·希勒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经济学是特定情境下才有效的理论，但一些经济学家在参与公共政策时故意隐去前提条件，就是以学术研究作挡箭牌。提倡或者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理论都没有全面地陈述贸易的利弊，这不仅加深了社会的误解，也助长了社会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我们必须承认，贸易虽然可以带来总量或整体上的改善，但必定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需要设计更合理的分配机制，不过贸易造成的跨国再分配可能需要更高层面的民主机制来解决。经济学家天生捍卫市场，但不能把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一系列亚洲经济体在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内部常常达不成共识，达成共识的关键假设在现实中也并不存在，因而有很大的误导性。经济学做出的预测都与一定的概率相对应，因此经济学应当时常保持一份谦卑和对真实世界的敬畏，而不是挥斥方遒的确定性指导。发展新的理论和实证检验是科学行为，但做出准确判断却是一门技艺。经济学者的分类可以用丹尼尔·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的狐狸（思想领袖）和刺猬（公共知识分子）精准概括。
为什么政治精英会阻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改革？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看上去利益决定了人们采取什么行动，但实际上观念决定了人们怎么应对这个世界，观念决定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有不同的认知，由于利益是不稳定的，因此它的重要性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大，打破政治均衡并非完全不可能。基于观念突破的政策创新可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在不削弱当权者政治权力的前提下改善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就有效地缓冲了市场化激励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政策创新的来源包括政治人物的企业家精神、干中学、政策突变、危机、效仿。
精英群体注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普通民众则深刻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和国际不平等，理想的做法是在全球层面的民主问责中加入“参与世界经济与充分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民主问责也只存在于设想层面。同时，政治精英的承诺也一直受制于 “时间不一致”（事后不兑现承诺的激励），如果仔细分析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还会发现它本质上是在维护效率低下，不过是国内政治向国际政治扩散的体现，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基本单位的当下，这些问题也只能作为国内事务处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就认定税收等工具限制跨境资本流动是合理的，相当于为资本管制提供了合理的手段，因为资本自由流动被认为过度扩张了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同时使贷款人可以逃避监管进而损害国内监管的有效性，由于发挥资本自由流动益处的诸多先决条件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这种管制不得已但有时也大有裨益。未来全球公共领域应当直面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中国和印度的相对崛起，这种多样性就要求规则更宽泛，包容多样化的国情和自主性更强的国内政策。
全球治理不应当以增加全球贸易和投资为目标，而应当通过全球规范提高国内政策质量，比如提高透明度、代表性、问责制等。贸易争端已经不是过去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隐蔽的制度差异才是造成贸易不公平的最大根源。具体表现在没有政府系统性支持的企业与受到政府支持的外国企业竞争，有强大劳工保护的企业与没有劳工保护的外国企业竞争，并且那些为本国企业提供系统性政府支持和拒绝发展劳工组织的国家把这些特点视为本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时，就导致不存在制度同质化的可能，从而越来越成为引起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现有的贸易条约中“低于成本定价”忽略了上面列举的“成本”的制度内涵，因此得不到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可。现阶段的民族国家必须以国内社会契约和经济发展为重，贫穷国家需要靠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富裕国家则需要呼应国内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关切，以满足其国内政治正当性，但未来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协商推进共建全球治理的新形式，全球民主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的全球制度基础。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能确实受益于“战略机遇期”，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取决于供给侧因素，主要看本土创新能力，配合新的供给结构的制度建设也同等重要，顶层设计需要以生产为导向，能够持续地刺激结构性改革。这种自力更生不能理解为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敌对压制的结果，发达国家自身也身陷困境，腾挪空间已经很狭窄，它们的政策调整可以看作对国内民粹主义的回应。非洲过去也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但是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掠夺式的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发展中国家的成就给世界经济展现了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树立了务实经验主义的典范，但作为崛起大国要更好地融入世界，就必须同时向世界传播它们的世界观，对其他国家施加道德影响力，这些都要求必须加大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成熟，更需要灵活的政策实现包容性增长，美国经济增长史就是一部公共和私营部门保持务实合作关系的历史，它是动态演化的而不是一套僵化的规则。政策灵活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公平是市场经济的痼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以更创新的思维进行制度设计。政策灵活性对非民主国家也相当重要，因为它们需要避免滑向威权主义，以保证持续的政治竞争。
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在政治上是十分脆弱的。作者二十年前就撰文指出，超越不同制度边界推行全球化可能会撕裂国内政治。最近全球政治动荡是左翼政策失误导致的，在不成熟的时候过快推动“超级全球化”，又没有设计精良的政策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右翼的土壤正是社会分裂，正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左翼党早期领导的改革浪潮拯救了资本主义，未来仍然需要他们的改革措施弥合鸿沟。这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可塑性的启示。
如果不做上述梳理，只是草率通读，就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罗德里克的思想。在他那褒贬有度、左鞭右仗的行文中，是无处不闪现的“金句”，有时候记下了这些漂亮的话，却忘记这句话与他的中心思想的关系，阅读的过程就是迷失又找回，肯定又否定的去芜存菁左右互搏的享受。简单总结这本书，可以发现，罗德里克是一位随时对自己的专业保持警惕的经济学者。我想这种警惕既来自亲身观察到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到实践应用层面发生的扭曲，也来自作为经济学者的求知欲，知道经济学的贡献与边界，在可在做出贡献的地方谨慎专业，在触及边界的地方尊重其他学科。这决定了罗德里克在谈论贸易问题时，必然尊重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单位，尊重民族国家制度的多元性。罗德里克对经济学的警惕形成了他解决实践问题的实用主义观念，当然这也由经济学自身的学科特色决定，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是在何种条件下能产生何种结果的逻辑表达，在与实践结合时，必须考虑特定的情景和约束条件。因此，罗德里克强调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政策灵活性。
在我看来，对政策灵活性的这种强调实际上表明，随着现代经济学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生活，经济学研究如此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以至于越来越远离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哲学是解决人的美好生活的问题，经济学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社会科学门类。实际上，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设定，对政府在维持和塑造社会关系中的角色，都有大量论述。这些认识奠定了经济学之后影响经济政策的前提。亚当·斯密因《国富论》而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但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他的生平简介是这样写的：“苏格兰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应当被视为一名社会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首要的是关注政治和经济演化，如果结合他早期对道德哲学、政府和《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以及他本人的期待，即一部旨在论述‘法律和政府的普遍准则，它们在不同年代与社会不同阶段经历不同变革’的著作，那么《国富论》绝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对历史过程这样更大叙事的阐述。”《国富论》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个人主义、财产私有制、利益最大化、经济自由、价格调节，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主观的经济设计，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配合经济设计的逻辑推定，相反是基于亚当·斯密对人性的哲学研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刻画了普遍的人性，进而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社会制度与人们的社会行为。亚当·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决定了个体社会化为市场主体的出发点，即独立的个体要进行市场化的互动必须形成关于公正、正义的共识，并据此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也最终成为经济体系的认知基础 ，他认为人类行为既由“激情”主导也受“理智”约束，同时十分重要的是，人们都有同理心，这就让个人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成为可能。由于有足够的理智和道德观就足以建立社会机制，自相残杀的斗争也因此受到抑制，进而促进公共福祉。
不只亚当·斯密，早期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有极其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但近现代经济学的几大流派，很少讨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其致命的结果就是，经济学上升为现代社会的组织依据，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并以这个目标组织社会运转，社会个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与此同时，经济学也成为统领各具体领域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使政策越来越远离社会哲学的源头，从而脱离促进人类社会福祉的初衷。因此，我不认同罗德里克增加政策灵活性的建议，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灵活，而且以目的证明手段“正当性”的做法一旦违背人性、道德和个人价值，即使短期能以其“经济性”取胜，在长期也会失去“经济性”的基础。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如下三个更基本问题，以及中国与全球化的一些思考。
01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理性行为人基于个人选择的最优化做出决策，但人并非孤立的个体，也非孤立地做出决策，人与大多数其他动物种群不同的是，除了生物性，定义他们的还有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关系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决定性影响。社会关系中有一些是非正式制度，如价值观、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等；有一些是国家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正式制度往往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非正式制度则往往是人们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种持久的社会共识。正式制度如能得到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就能更容易地建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可以相互转化。一项正式制度如果能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可能逐渐内化为人们的信念、价值观，从而成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从正式制度转变为非正式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判断一个政府或体制的正义与否，以解放人性和改善人类福祉为出发点的正式制度转变为非正式制度的过程，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以束缚人性和改善小部分人福祉的正式制度转变为非正式制度的过程，是一个政府或体制不正义和缺乏合法性的体现，因为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突破奴役和束缚一直是一个大方向，这是“伊甸园里的苹果”的必然结果。
虽然主流经济学依然关注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行为人分析框架，但也有经济学家超越这一传统的分析框架，试图从社会关系的视角解释人类行为。例如，克兰顿和阿克洛夫就采取这一进路分析了许多持久存在的社会行为模式。他们并没有使用博弈论这一理性选择工具刻画最大化个人效用的人际互动，而是把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认同这种非利益的情感考量内化到个人效用函数中。克兰顿和阿克洛夫的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第一，工作和学习环境中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第二，现代北美和欧洲的性别和种族两种重要的身份认同。在这两种情形下，把身份认同加入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可以提供有力的解释。比如，非裔美国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中产白人眼中的毁灭之路，比如常常选择犯罪生涯，尽管犯罪显而易见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又如，在工人分为白人和黑人的情况下，作为个人必须决定在一定工资水平下是否工作，但这个决定除了经济利益外，还有基于身份认同的其他成本和收益。个人都有自己认同的社会身份类型，每一个类型代表一定的行为规范和特定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和黑人就可以对应为内部人和外部人，黑人作为外部人自行决定是否融入主流人群成为内部人，同时也可以坚持做外部人，以维护自己区别于内部人的身份，黑人在这个选择中内生化了一些规范和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们大部分时间遵从某种行为规范是因为他们想要遵从。这和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个人选择行为的分析有所区别。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人们愿意遵从某种行为规范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身份认同的行为出发点是不遵守这些内化的行为规范会让人焦虑和感受到压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黑人要放弃白人占领的就业市场，尽管进入这个市场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身份经济学实际上指出了在边缘群体中一些看似自我毁灭的行为并非不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个体在面对资源稀缺的世界时的最优反应。阿克洛夫和克兰顿由此认为，诸如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歧视，需要有社会运动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个体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内化在效用函数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是对“理性”本身的认识差异所致。经济学在刻画经济行为的时候有忽略认识偏差的倾向，近代经济学向定量化发展后，更是要求清晰界定一种决策方式，从而自然忽略这种界定之外的更为广泛的合理存在。经济学应当在对现实进行抽象时更为谦卑，经济学还必须承认，任何有条件适用的理论在推而广之到现实生活时，容易产生误导，而且这个误导可能远远大于理论的贡献。
然而，社会关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社会关系中的人，就是对人的权利的界定。
近代以权利导向的自由主义（right-oriented liberalism）认为，个体权利十分重要，即便要考虑整体福利也不能抹杀它们，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派（Libertarian liberal），比如哈耶克甚至坚持政府应当尊重基本民主和政治自由，以及市场经济中个体劳动所得的支配自由，因此向富人课税重新分配给穷人就违背了这个权利。不过，这受到罗尔斯这样的公平主义自由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满足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行使民主和政治自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政府应当保证每个人获得一定水平的教育、收入、居住、医疗等福利，这是一项权利。罗尔斯还认为，政府应当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不同观念持中间态度，因为权利导向的自由派认为虽然对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不同认识，但正义观界定的权利内涵不应当依赖于任何对美好生活的某一特定观念。这对于康德、罗尔斯和很多当代的自由派都至关重要，他们本质上认为权利在幸福之前，因为幸福是一个主观的定义，受制于时代、文化、传统，它等同于我们的目标，如果以目标为手段，那么权利就可能形同虚设。因此，现代政治文明应当建立在对个体和个体权利的尊重之上。
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其特点就是多种社会关系并存，不同阶段占据主导的社会关系可能不同，但这些社会关系代表的经济力量相互竞争，让整个经济体保持着相当的活力。每一种社会关系就代表着特定群体的权利，这是民主制度尊重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即对权利的尊重。但是，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使整个社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导致从表面上看民主社会常常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阶段性倒退。从根本上看，这是民主制度下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间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做出的调整。人类社会需要寻找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万能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能够把新的非正式社会关系正式化，同时保证社会的平稳过渡。
02 政府与社会公平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公平是社会组织的第一美德。他认为，一部分人失去自由不可能因另一部分人获得更大利益而变得正义，它否认更多人享有更大福利比强加到小部分人身上的牺牲更有价值。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平等公民间的自由被固定下来，正义确保的权利不由政治游说或者社会利益算计左右，唯一允许我们对错误理论保持沉默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没有更好的理论，类似的容忍非正义只能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不正义，作为人类行为的第一美德，真相和正义不能妥协。
基于对社会正义的认识，罗尔斯展开了他对社会组织的分析。《正义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具体说就是分配基本权利、义务的社会主要结构，包括了一国的政治构成、关键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从功能上包括法律保护思想自由、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以及一夫一妻制，所有机制组合在一起定义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影响他们的生活愿景，包括他们能做什么以及能达到什么效果，这些社会基本结构从源头产生的一些深远影响是不平等的根源。《正义论》的目的不是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而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共识，它是用来定义社群个体间从初始平等开始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这些基本原则进而决定了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社会合作，以及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如果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政府，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所有政府努力维护的都是它的正当性，更为早期的政府以“天授、神授”组建严格的等级社会，现代政府则以“社会目标和社会共识”为号召，这些号召从口头上向社会大众传达美好生活的图景，虽然实际上结果并不如所期，正是这种口号与实际的差距，造成很多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从经济学上讲，非正义的社会组织是否可行？罗尔斯认为，所有具有平等观的人都不会仅基于一部分人可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就允许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未来，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一个共同基础上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默认自己的利益长期受损，一个理性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缺乏强烈的持久的善良的冲动”的基本制度，只最大化简单加总的收益，而不顾对基本权利和利益的永久损害。所以，效用函数与互惠互利的社会合作机制是不相符的。要把正义理论和人的理性选择联结起来，需要知道个体的信念与各方的利益、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选择的空间，以及做出决策的程序。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如果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那么社会制度的演化将是单向的，政府也无法影响社会关系的演化。但罗尔斯认为非正义是与人们的理性行为相左的，这个判断可能过于理想化，经济上的短视行为导致人们在实际中对非正义的容忍程度可能非常之大，以至于很难区分人们是否本质上是非正义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仅仅有这一点，或者整个社会中短视群体较非短视群体的比重要大，政府就很容易“塑造”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就不是单向的。
03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
民族国家并不是全球化的单一主体，政治精英不仅在国内事务上有很大的决定权，在全球事务上也影响深远。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作主要参与者，功能主义则采用多元化的观点，认为非国家的主体比如利益集团自主地在国家内部或跨越国界的推动，新功能主义认为非国家主体和超国家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样除了权利是重要的考虑之外，功能性的联系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权利关系也不仅仅由相对的国家实力唯一决定，它可能由于结盟变化、预期变化、信任变化以及学习积累导致权利关系从内部或国家之间发生变化。简单讲，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可能越过国家层面发生，国家反而成为更大的政治构想中错综复杂的一个角色，无论是区域还是广泛的一体化都面临着“溢出效应”的困境。不同的溢出有不同的诱因，新功能主义总结了四种溢出：第一是功能性溢出，一体化的政策目标由于政策明显的功能互补，导致进一步一体化的举措。比如市场要实现内部化就要求人员的自由流动，因此就必须针对签证、难民、移民和警力合作采取必要统一措施。第二是政治溢出，国民精英比如既得利益群体和政党逐渐认为欧洲合作是实现和维护他们利益的手段，因此建立一些跨国团队一体化方案；第三是社会溢出，这是一体化的动力所在，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间交往与互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共同的期望、规则，对现实和社会活动的理解，甚至对一体化的认同度；第四是衍生性溢出，主要是指跨国家组织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以寻求特定政策领域的一体化，从而增大自己的影响力，一体化也大大超过了初始意愿；第五是外生溢出，外部威胁和冲击，比如冷战。
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的过程总体是平滑的，但是一定伴有矛盾、争议和危机，但作为多元化方案这些恰恰是强化一体化的有利时机，可以借机宣扬推动进一步的一体化以化解危机。因此去一体化是一种“逆潮”，具体而言，就是一些特定义务的撤销，规则不再执行，统一行动和一体化机构能力的倒退，而这种“逆潮”可能来自外部冲击，例如过度一体化，一体化的需求弱化，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国家首脑一体化的动机消失等。如果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一体化过程都在幕后进行，前台是技术官僚解决政策问题的过程，保持国民身份纯粹性的政治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实际上，新功能主义虽然为一体化提供了理论解释，但这种概括让一体化本身可能随时面临逆潮，功能主义本身就代表随着时间的失衡，那些促成一体化的动力都可能发生逆转，解释本身可以尽力全面，但是仍然无法做到充分，比如有人提出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如果没有美国为西欧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它是否可以实现，功能主义下的一体化缺乏长久而坚固的基础。
04 全球化下的中国
中国在过去四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从贸易量看，中国经历了贸易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到下降的过程，这代表我们不仅受益于国际化的市场，也受益于技术外溢带来的自主能力提升和一个良性内部循环的经济社会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全球影响也越来越大。与任何国际交往的过程和性质一样，这种影响经济先行，必然也会输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时候其他国家既有的文化、价值观如果感受到冲击自然会树立起保护主义的藩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以从中西冲撞的历史中摸索到一些轨迹。
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实践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二是个体或组织正式的社会联系。前一种碰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因为没有强烈的必要性，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先验判断，正式层面上的社会联系通过法律规范，法律不是条文意义上的文本概念，而是完善的社会制度保证法律条文得以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使法律的正义精神能够得到伸张的一整套系统，它包括一些非正式制度和相关的正式制度。但无论是非正式制度还是正式制度都是变化的，它会重塑人们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决定不同社群之间关系的历史脉络。
20世纪初法律现代性成为将欧美帝国主义合法化为传播文明的使命最有影响的语境，在此之前19世纪初时乔治·汤玛士·斯当东爵士曾将《大清律例》翻译引入英国，李成认为，中国律法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西方话语和对现代性的想象，《大清律例》的引入受到频繁的引用，作为一种独特的、典型的和不可或缺的例子界定西方现代性中的价值观念，《大清律例》引入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实际上对西方现代性有一定正面意义。这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律法定义了可能预见的不同程度的违法并对应以相应程度的惩罚，这体现了法律现代性中的确定性和对称性，但是随着《大清律例》英文翻译的广为传播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深入，人们开始警惕对中国文化劣性和不可比性的碎片化认识，慢慢地西方逐渐适应了二分法看待中国的律例和法律实践，以及中国法律体系中的理性成分和自由精神，这个认知也颠覆了人们对中国法律先进性的认知，代之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判断。书中引用了19世纪初广为流传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上的一段评论，在大力赞誉了中国律例的技术和形式的先进后，同时指出律例很遗憾的缺陷就在于完全没有体现政治自由和个体独立性，但是在打压动乱和束缚全体人民上十分有效，而这可能是应对顽固不化的社会的有效手段。
李成认为，近几十年，大量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及人类学家一起开始研究情感、情绪在个体和组织的身份与主体顺着社会、种族、性别与阶级脉络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过程。情感不是“前社会，前观念，前个体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实践”。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把历史视角注入权利、主体性和情感之中。情感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同情心，17世纪末开始西方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就认为对同类的不幸的感同身受和同情的能力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情感文化的兴起被认为调动了19世纪民众支持欧美刑事司法改革，就在此之前欧美大都市里最大、最耸人听闻的聚会仍然是公众处决，因为这种形式被认为能够教育民众、重温耶稣献身的痛苦。情感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改变人们的看法，这种当众折磨被认为是对受刑者的不人道和对旁观者的残忍。西方文化这种新的发展同时影响了西方社会以文本和话语为载体对中国法律的认知，也进一步促成了西方的“情感群体”，这个群体定义和评估了什么对他们是有价值的和有害的，他们对其他人的情感进行评估，他们认知的个体间的情感连接状态，以及他们所期待、忍耐和谴责的情感表达，“情感群体”的形成无疑会加剧不同群体的联结关系，巩固了西方对中国东方的认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把中国迅速带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必然对世界秩序形成冲击，也引发了广泛的焦虑和恐惧，更加激发了对中西历史关系中不可融合性的认知，西方时至今日仍然认为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的改观无几。
在全球化过程中，制度差异带来的冲突从来没有消弭，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涨落，社会制度的冲突也会强化或淡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西方制度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因此它们需要更有耐心地理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深化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最大程度地寻求共识，这可能是中国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化新阶段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