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的第40年。40年前,中美 正式结束了长达30年的敌对关系,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历经4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更直接关系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但是,以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转折点,以2018年3月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为标志,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正在经历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也许是最严峻的考验。2018年12月31日,中美建交的见证者、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撰文警告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岌岌可危,如果处理不好,一场现代冷战并非不可思议。"作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中国出席一场活动时也满怀忧虑地表示:虽然中美之间尚未爆发"新冷战",但两国关系已走到了"冷战的山脚"之下。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及由此带来的持续负面影响,使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了疑虑与好奇,一连串的问题也接踵而来: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接触"＋"防范"的政策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型?如果是,美国对华战略将如何调整?中美关系未来的方向又会走向哪里?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首先从战略互动与利益平衡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一个理解中美关系演变的分析框架;接着,以此为基础,对中美40年交往的历史进行长时段的分析;最后,讨论和研判中美关系未来的大致走向。
一、利益平衡与战略调试:理解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
从战略互动的基本逻辑来说,战略关系的最终状态取决于互动双方政策 的共同塑造,关系的"好"与"坏"则是战略主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对中美关系而言,自建交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一直未发生根本变化,从前是寻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现在依然是力求对美关系稳定的大局。这既是发展自身经济、增强国力必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现实要求,也是和平发展、和平复兴这一根本国策的客观体现,因为"同美国搞对抗,与美国进行战略冲突,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现实意味着,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而言,由于中国始终寻求对美关系的稳定,坚定奉行对美合作共赢的政策,所以,"中美间能否出现战略冲突,关键还在于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对 华政策的调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最大不确定性变量,也是中美关系可能面临重大挑战的主要原因。
既然美国对华政策的"好"与"坏"直接塑造着中美关系的状态,那么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就极为重要。根据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给出的界定,安全、经济、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四大利益始终是宏观上决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要素。尽管在美国对华战略制定过程中还可能会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上述四个变量——特别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国际秩序利益———则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具体而言,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安全利益考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在应对被美国视为危及美国本土和人民安全的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现实中主要体现在朝核、伊核和中东伊斯兰恐怖主义议题上;二是由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地位形成的挑战,对美国构成了传统政治"威胁"。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经济利益考量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金融的稳定作用和中国不断增长的投资数额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不公平竞争"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消极"作用。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秩序利益并不是一直都存在,它是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才提出来的,是美国应对中国国力不断上升的产物,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在气候、经济等一系列全球治理领域配合、支持美国的作用;二是中国在经济金融秩序、地区秩序等一系列议题中越来越强大的规则塑造能力对美国造成的战略压力。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利益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彼此 之间存在"矛盾"和"互斥"现象。这种"互斥"的特性首先体现在这些利益既有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利益,也有影响、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消极利益。具体而言,积极利益集群包括:美国在世界各地反恐、防扩散的努力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利用中国市场从中国赚钱、为美国资金寻找投资场所、为国内解决就业、维持金融稳定,需要美国继续发展和稳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和配合在气候、经济等众多领域的全球治理。消极利益集群包括:中国崛起引起美国对自己全球主导地位的担忧;两国经济关系中一直存在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不公平竞争"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地区秩序中不断增强的规则设定能力所产生的担忧。此外,这种"互斥"的特性还体现在安全、经济、秩序三大利益之间,它们本身也存在某种相互排斥的张力。维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国际领导权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要保持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就离不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但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必然也会从中受益并逐渐强大,中国强大反过来在美国看来又有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和主导地位。
利益繁多并"互斥"的特性决定了中美关系将是一种无比复杂的互动过程,同时也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即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集群中进行平衡,并根据利益格局的变化不断对其对华政策进行调试。一般来说,当国家在面临相互排斥的利益诉求时,国内也会相应形成支持不同利益的群体,这种情形就决定了执政者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只能尽量在相互排斥的利益和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平衡,最大程度地使一个领域利益的实现不损害另一个领域的利益,通过这种"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来维持分歧,以确保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一逻辑反映在美国对华战略制定的现 实中就是,围绕对华战略的争论在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着强调传统政治军事安全的"遏制派"和偏好商业等其他利益的"接触派"两股不同的政治力量。
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实际上是上述积极利益与消极利益支持者相互平衡的结果,是"一正一反"力量相互对冲的产物。因此,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随着积极利益（经贸依赖、反恐、防扩散、全球治理）和消极利益（中美实力差距、贸易不平衡、地区秩序）的具体变化而进行不断的战略调试。但在所有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当中,"接触派"最关心的积极利益是两国经贸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而"遏制派"最关心的消极利益的是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尤其是中国军力的增强。
二、中美关系40年: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
回顾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国关系始终都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徘徊。
(一)"共同抗苏"与"战略协调"阶段（1979-1991年）
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由于之前长时间的隔绝和对立,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几乎没有,1978年双边贸易额仅11亿美元,因而当中美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时,"联中抗苏"的战略利益就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唯一积极利益,而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消极利益集群还没有"成长"起来。事实上,中美战略共识的出现始于1972年尼克松（Richard Mihous Nixon)访华,遗憾的是,此后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美没能迅速将这种"友谊"升格。然而,1978-1979年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成为了中美关系正式升格的契机,尤其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直接促使中美之前"合作抗苏"的战略利益由"朦胧"变得无比清晰。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上台后,美国决定一改"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此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来对抗苏联,因而,中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被明确。1981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在就职听证会上就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指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动机是建立一种战略关系…·…从战略意义上说,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黑格首次用战略协调（strategic asociation)来定位中美关系,"由此"联中抗苏"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首要和唯一考量,"积极向好"也成为中美关系在80年代的代名词。当然,这种利益格局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比较简单,因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甚至可以决定中美在一些敏感的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
从中美关系的史实看,两国上世纪80年代在各个领域确实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合作。首先,两国在军事安全等传统高级政治领域内开展了合 作。1979年5月,卡特总统批准了开展中美安全合作的建议,从而正式开启了中美两个大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关系。1980年初,美国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防空雷达、无线电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 直升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军事装备。1984年,在张爱萍国防部长访问 美国时,五角大楼破天荒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指挥室举行了中美防长会谈,而这个作战指挥室此前对美国的盟国也未有开放的先例,在此次访问期间,两国防长签署了内容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1984年6月12日,里根总统正式批准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待遇",允许向中国出售武器。向中国出口武器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标志着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其次,除了军事领域的合作,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初步展开。从1980 年1月31日起,中美正式解冻各自在对方国家的财产,成为开启两国经济往来的源头。美国取缔了其在冷战时期施加在中国身上的一系列经济约束。1980年美国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同年美国又决定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名单上将中国从Y集团（苏东集团)调整到P集团（新国家集团),1983年6月又决定将中国从P集团调整到V集团(西欧、日本都在此类)。这样,美国一步步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
最后,中美两国在80年代的战略合作也是两国"战略协调"关系的直接见证。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就"教训"越南问题与卡特交换了意见,回国后不久中国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美国虽口头上对中国提出了"批评",但明确申明苏联在此问题上需要克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两国又联手援助阿富汗的塔利班抗击苏联。据统计,1979-1980年两国政府间直接达成的协议或条约达27项之多。此外,在影响中美战略合作的台湾问题上,1982年发表的《八一七公报》可以视作是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让步,"中国虽没有达到完全让美方停止和废除对台军售的战略目标,但《八一七公报》的签订,确实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重大成果。"
总之,由于从中美建交到苏联解体这段时间内,决定美国对华战略的利益只有"联中抗苏"这一项积极的战略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战略时不需要和其他消极利益进行权衡,所以,"联中抗苏"战略利益的高度决定了中美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总体态势是以战略合作为主,美国出于这一战略利益的考虑在对华关系中做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让步,中美关系因而也达到了两国关系史上的高峰。但仍需看到的是,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一系列领域内存在的固有矛盾决定了两国不可能成为正式的盟友,所以"战略协调"关系的定位又决定了中国的待遇还不能完全与美国的盟友相提并论。例如,虽然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口武器,但完全排除了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出口的可能性。此外,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盟友西欧、日本同属一个集团系列(（V集团）,但具体涉及到对华高技术出口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时, 美国仍采取逐案审查的办法,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依然是完全禁止向中国出口。
(二）苏联解体后的"非敌非友"阶段(1991-2001年）
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和1991年苏联的最终解体使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制定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自1979年以来"中国曾经起到的对抗苏联的作用对美国来说正在减弱",而且还意味着上世纪80年代主导美国对华战略的唯一一项积极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地区安全、防扩散等其他安全利益的积极属性也逐渐出现。1993年朝核问题初现后,美国需要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维护东亚的地区安全稳定上,美国也需要一个逐步开放的中国的支持,美国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国内一 部分政治力量都要求与中国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合作。与此同时,作为以后维护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联系也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潜力最大的积极 利益开始稳步成长起来。从消极利益集群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军事实力更不值一提,而美国的各项实力指标却在苏联解体的映衬下达到历史顶峰。例如:在经济实力的对比上,1990年中国GDP 只有0.36万亿美元,美国为5.98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6倍多;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中国1990年的军费支出为21亿美元,而美国1990年军费支出为5624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6倍多。这意味着此时中美实力差距问题还不足以真正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项消极利益,而中美之间刚刚起步的经贸联系也还远远未达到导致两国贸易失衡的程度。
所以,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利益变化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主导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大积极利益已经消失,这决定了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的合作将失去动力,美国之前为维持这种战略协调关系而在一些中国比较关注的问题上顾及中国感受的做法也将发生改变,中美关系因此将出现转折和波折。与此同时,中美实力的差距又尚不足让美国将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对手看待,且中美之间快速成长的经济利益和在地区安全及反恐、防扩散上的利益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又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将不至于使中美关系出现"脱轨"甚至走向完全对抗,美国也不会真正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更不会放弃抢占中国市场的机会,中美经贸关系因而将得到稳步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首先体现在对华战略定位上。在苏联 解体之前,老布什政府在谈论有关中国的作用时一般都是从中国对遏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但苏东剧变后美国提到中国时,就只强调中国对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化学武器的扩散和环境污染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了。尽管如此,克林顿在竞选中还是攻击布什政府受限于过时的冷战思维,因而夸大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在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变化的同时,美国对华战略在上世纪0年代也迅速做出了调试,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首先,上世纪80年代中美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议题上的合作就此基本中止。1989年6月5日,布什政府出台了对华制裁的措施,美国暂停了对华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从而彻底终结了美国对华出口武器的历史。同时,美国加大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力度,收紧了两国此前在卫星发射等军民两用的高技术领域的合作。1999年,美国推出了《考克斯报告》,对华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高技术出口的限制更加严厉。
其次,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敏感议题上,美国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顾及中国的感受,开始大做文章。1993年到1994年,克林顿政府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试图逼迫中国在"人权"和政治 制度上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妥协。在1993年,美国不仅以"人权"为由在北京申奥时鼓动、威胁国际奥委会拒绝北京申奥,而且还无中生有地对中国的 远洋商船"银河号"发起调查,不惜挑起中美之间的直接对立。在对台问题上,美国对台湾的"纵容"达到高潮,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推出新的对台政策,1995年5月更是向李登辉发放签证,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到访美国,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在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又将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台湾的周边海域,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军力集结。
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同时,由于一系列积极利益的"拉动",尤其是中国市场对美国所具有的潜在吸引力,迫使克林顿政府最后打消了在经贸议题上与中国"挂钩"的政策主张,不仅如此,克林顿还为促进中美经贸往来出力颇多。例如:1999年11月,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入世正式达成协议;2000年10月10日,在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游说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第444号决议案,正式将授予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国家的地位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其结果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17亿美元增长到了744亿美元,增长了六倍多。
总之,"联中抗苏"战略利益的消失注定中美关系出现"降级",军事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必然终止,美国也不必再为对抗苏联而"讨好"中国,这些现实决定了美国在一系列涉及到中国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不再那么"谨言慎行",从而给上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单极格局的大环境和两国间一系列逐渐成长的积极利益又为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尤其是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机遇。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现实表明了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将中国视为"普通"大国后中美关系所呈现出来的"非敌非友"状态。
(三)"9·11"事件后的"反恐盟友"和"利益攸关方"阶段(2001-2008年)
与克林顿政府时期一样,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各项利益看,中美之间上世纪80年代曾经具有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进入了"反恐时代",因此,中国在反恐和防扩散方面的积 极作用被迅速拔高到了"准战略安全"的地步,从而使"9·11"事件之后到小布什第一任期结束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了一项重要积极利益的推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才真正得到迅速发展,经贸关系作为"压舱石"的积极作用也进一步凸显。从消极利益集群来看,中国在21世纪的头十年——尤其是小布什刚上台 的时候———实力仍然非常有限,而美国却经过整个90年代的持续繁荣,在21世纪初变得"如日中天",所以,此时的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潜在战略安全威胁,还不足以抵消中国在反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仍处在"量变"的增长阶段。在这种利益变化的新格局下,中美关系整体上好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在美国视为异常重要的反恐、防扩散议题上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中国关注的一系列议题上保持相对克制,从而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波动性将小于上世纪90年代。
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可以首先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上判断出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先后经历了从"战略竞争者"到"非敌非友"、从"非敌非友"到"反恐盟友"以及再从"反恐盟友"到"利益攸关方"的变化。在小布什总统刚上任时,美国一度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完全抛弃了1998年两国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计划,但由于此时中国的实力还远远达不到"战略竞争者"的水平,因而在2000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访华时主动表 示,美国决定不再用"战略竞争者"或"竞争者"的说法来定位两国关系,同时,美国也不选择用"伙伴"和"敌人"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由此可见,美国重新恢复了之前其对华"非敌非友"的定位。但2001年"9·11"事件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支持,尤其是要 获得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战略支持,因而美国对华定位又发生了迅速的变化。2001年10月,小布什和江泽民在上海会晤时将中国称作"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2002年10月,小布什在接待江泽民时进一步称中美两国是反恐中的"盟友"。小布什第一任期结束后,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在反恐议题上对华战略需求因而有所降低。尽管如此,美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上依然 需要中国的配合。所以,小布什政府2006年又将中国重新定位为"利益攸关方"。
与美国上述对华战略定位相伴随的是,美国对华战略也随之同步进行调整。在小布什刚上台时,他自认为对中国无所"求",所以在关乎中国核 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不惜挑战中国的底线。例如,小布什上台不久就抛出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的论调,并宣布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的发生也表明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样,在缺乏共同战略利益时不会在一些中国敏感的问题上顾忌中国。但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很快就改变了其对华态度,也放弃了"打台湾牌"的想法,因而在2003年陈水扁妄言搞"公投"时,美国明确重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策,不惜直接敲打"台独"势力。但是在第二任期内,由于恐怖主义遭到了打压,小布什政府在中美"准战略安全"利益上再次出现松动,美国又开始在台湾、西藏、新疆等一系列有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搞小动作。然 而,中美两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依赖关系和朝核问题的爆发,为美国不得不搞好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动力,例如,在2006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达成《九·一九共同声明》后,美国对中国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做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
总之,由于21世纪的前几年美国将反恐、防扩散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地位,因此中国在反恐、防扩散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成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好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两国在经贸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稳步成长起来,这也为稳定中美关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在消极利益上,尽管中美仍然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但由于反恐、防扩散问题成为了美国高度关切的战略利益,因而不足以成为有效影响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所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波动完全可以以美国反恐、防扩散的进程作为参考曲线,虽然经历了由低到高、由高转低的波动,但积极利益在整体上依然大于消极利益。
（四）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战略竞争"阶段(2009年以来）
1.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2016年）的战略竞争酝酿与初步实践
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呈现出"一降一升"的基本格局。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群体中的"领头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格局中显得格外突出;"美国由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了"衰退"的恐慌中。因此,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使战略安全利益逐渐开始成为真正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项重要消极利益。与此同时,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促进中美关系的反恐"准战略安全"利益在2011年随着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击毙也逐渐被"降级"。本·拉登被击毙后,奥巴马的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Brennan）随即宣布,美国今后将只把恐怖主义当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而"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这样一来,美国就彻底丧失了"9·11"后寻求中国等大国支持其进行反恐战争的需求。此外,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中国日益增长的规则设定能力还开始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利益形成威胁,而两国经贸关系本身中的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愈来愈成为经贸"压舱石" 内部影响中美关系的一项消极利益,例如,201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多达1812亿美元。
从积极利益集群看,虽然反恐作为一项"准战略安全"利益被"降级"了,但随着朝核和伊核问题日趋严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又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的一项积极利益。同时,中美两国间经过几十年发展的经贸关系仍然是稳定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积极利益。"此外,气候变化、公共安全、 经济和金融等全球治理的议题在奥巴政府任内一直都是稳定中美关系的一项积极利益。这种利益变化的新格局决定了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势虽处于"下沉"态势,但仍能保持整体平稳的发展趋势:一是作为积极利益的经贸关系仍可以起到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二是防扩散涉及到的伊朗核问题也可以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中美在经济和金融、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公共安全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也可以为拉动和稳定中美关系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战略安全利益方面的"消极性"将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进一步增长,中美关系因而有可能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例如,奥巴马政府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震动,同时也是受到了本·拉登被击毙后反恐战争基本上告一段落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开始出现细微的变化,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期间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潜在合作者"的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中国是美国"对手"的定位。这实际上是对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政府对华"接触"+"防范"两手政策的再一次肯定。但与以往的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些不同的是,自2011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后,美国基于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逐年上升,防范、遏制中国的论调也渐趋强烈。◎在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变化的同时,美国对华战略的实际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重返亚太"。
首先,美国在军事领域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2011年奥巴马宣布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美国迅速将本国大量的军事资源投入到中国近海地区以抗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又不断进行"战略扩张",标志着自2001年小布什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移至中东以后美国战略重心的再次转移。美国不仅加强其与亚太盟友之间、盟友与盟友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而且还直接出面与中国进行对抗。在2010年南海问题"变热"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定期派军舰"巡航"南海,并不时进入中国岛礁的12海里内进行"巡航",以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旨在保持对中国的常态化军事压力。2011年美军重新进驻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军港和位于菲律宾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2013年在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美国出动战机直接进入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测试中国的决心并向中国施加直接的军事压力。2016年,日韩两国在美国的努力和支持下缔结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其次,在经济、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以构筑起一道防范中国的立体"屏障"。经济上,奥巴马2009年11月14日宣布美国正式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积极推动TPP谈判尽早达成协议, 早日形成美国可以主导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和中国开展经贸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从根本上冲击中国的外贸格局。外交上,美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的活动,例如,2009年7月美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开始参与东亚安全峰会,以此来干预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抑制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为与中国有直接领土争端的国家"站台助威",不断鼓动越南、菲律宾、日本在南海和东 海问题上对中国发起直接挑战。2010年中菲在黄岩岛海域发生严重军事对峙时,美国公然支持菲律宾,之后又支持菲律宾将中国告上了所谓的"国际法庭";2012年中日两国因日本"购岛"问题产生严重外交危机时,美国宣布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2014年中越在南海因中国"981"钻井平台发生对峙后,美国很快就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表示支持。
尽管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任内经历了很多波折,但由于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广泛的积极利益,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任内从未出现大的危机,两国关系整体上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状态。不仅如此,两国还在经济、气候变化和防扩散等 全球治理等领域实现了很多合作。第一,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这一对话在此后越来越成为中美之间成熟的战略沟通平台。第二,2013 年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与奥巴马进行会晤后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得到了美方的响应。第三,由于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胡锦涛和奥巴 马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旨在管控全球金融危机和提振全球经济的G20伦敦峰会才取得了成功,这表明美国愿与中国在经济和金融治理领域展开合作。第四,由于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提前就相关关键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立场,2015年7月的《巴黎气候协定》最后得以成功签署。第五,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美国《核态势报告》,首次将寻求"无核世界"作为美国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并为此举办了两次全球核安全峰会,会上美国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的支持。此外,美国还在伊核问题上主动出击,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五个大国于2015年7月14日与伊朗成功达成了有关伊核问题的《共同全面行动计划》。
2.特朗普政府时期(2017年以来）战略竞争力度的不断提升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见表2)。2018年,中国占美国综合实力(经济+军事）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2.5%,经济比重更是达到了66%,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缩小过程中,例如中国在军事领域的进步突飞猛进,一大批先进的军事装备不断涌现。同时,潜存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公平竞争"等传统问题逐步凸显起来（图1）,例如2018年中美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3233亿美元。此外,由于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此前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些积极利益也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经过40年发展的双边经贸相互依赖关系仍是中美关系最大的"稳定器",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高达635亿美元（见图2)。同时,在防扩散问题上,由于美国对朝核问题的重视以及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具有的重要影响,两国在半岛问题上的相互合作因而成为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积极利益。这样的一个利益格局大体上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在整体基调上将延续奥巴马第二任期逐渐开始的对华竞争战略,但特朗普总统会进一步强化中美竞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仍存在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现实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加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不会完全放弃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中美两国不可能短期内实现"脱钩",更不会滑向全面战略对抗或战略冲突的境地。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延续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定位越来越负面的基础上,其对华战略的竞争态势进一步增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出台的相关报告已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和"战略对手"。战略定位的延续性使特朗普总统虽然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多有"颠覆",但在"重返亚太"问题上不仅没有丝毫松动,反而"投入更多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以构建""""""""特朗普版本""""""""的亚太战略。"特朗普政府首先通过增加军费使美国海空军的预算支出得到增加,与此同时,海空军在军种内部分派军费时的比例也得到了增加。这样,美国现在的海空军的实力必然大于奥巴马时期,因此,同样是将美国海空军力量的60%调到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的力度必然强于奥巴马政府。2019年特朗普还退出了《中导条约》,并宣布成立太空军,摆出了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架势。此外,特朗普政府对美、日、印、澳四国"菱形同盟"的构建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不断加强与区域强国（日澳）和"域外"强国（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不断推动日印、日澳印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并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结果之一就是,此前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升级而来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也陷入停摆状态,中美人文交流也受到影响。本文认为,促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出现上述调整的正是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内的相对实力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次,具有商人背景的特朗普对解决一直存在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传统议题异常"热心",中美之间因而爆发了比以前更为激烈的经贸争端,美国开始对华高科技产业采取围追堵截的策略和措施。2017年特朗普上台第一年便开启了对中国的"301"调查,2018年3月美国更是对中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关税大战,意图逼迫中国在长期存在于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做出大的让步。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目的,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打击和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势头,美国通过国内立法与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进一步限制美国对华高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出口,出现将经济问题"安全化"的发展趋势。"有学者对此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去阻止华为、
中兴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正常业务,甚至直接扣押华为高管孟晚舟,正是体 现了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的对华高科技竞争战略的进一步加强,美国不 仅通过本国的《国防授权法案》禁止使用华为产品,更是以美欧同盟关系来要求英、德等国在5G领域里放弃其与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态度和动作增多,一改2017年上半年之前的态度。众所周知,自2017年下半年以后,美方开始明确地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项全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同年10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erson）将"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形容为"强加于贫困借款人的巨额债务"。以此为标志,美国开始公然地采取了以"透明性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反制措施来对抗中国大力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
最后,特朗普政府利用中国国内问题来阻碍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越来越明显。众所周知,由于"联中抗苏"利益的消失,克林顿政府开启了在台湾、西藏等一系列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拿捏"中国的先河;2010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初现后,奥巴马政府又开始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白宫地图室会见达赖等方式来"钳制"中国。有学者认为,随着达赖"继承人"问题的升温,未来美国或将加大打"西藏牌"的力度,同时继续利用新疆问题挑动各国穆斯林仇华反华情绪。
中美关系虽然"竞争"的意味在上升,但由于一系列积极利益的存在,美国对华"接触"+"防范"的总体战略短期内不会出现颠覆性变化。特朗普上台后,由于其根本不关心全球治理议题,因此中美在气候、金融治理等方面的积极利益不复存在,但特朗普政府对朝核问题的持续关注使得解决朝核问题又成为稳定和促进中美关系的一项重要积极利益。特朗普对朝核问题抱有极大兴趣并不顾以前国务卿蒂勒森为首的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先后于 2018年6月12日和2019年2月27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直接会面,以求打破在朝核问题上的僵局。正是在中国的努力和帮助下,朝韩、朝美领导人峰会才得以顺利举行。对此,特朗普本人多次向中国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特朗普一开始也确实想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挑战海峡两岸现状。例如,在处于侯任总统身份之时,他就与台湾地区的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上台后不久,他就签署了《台湾旅行法》,直接挑衅"一中原则"。特朗普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利用台湾问题来钳制中国。但是,经过短期的试探之后,特朗普就放弃了这种有可能在中美两国间引起直接军事冲突的想法。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是要在战略、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关系,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整体"下沉"的发展趋势。这 表明,中美互动模式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正在从"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然而,如果我们从特朗普最初在台湾问题的试探和执政三年多来的实际对华政策观察,他并不寻求在中美两国间引发严重的军事危机从而导致两国关系完全滑向全面战略对抗的失控局面,原因正如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所指出的那样:"认为中美关系脆弱到会马上爆发武装冲突的观点严重忽视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是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因而,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积极利益集群和消极利益集群的具体变化。从战略安全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最主要的积极和消极利益来看,中美关系的"落点"将呈"下沉"趋势,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进行,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强度可能更趋激烈。但由于以经贸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的正向作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因而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脱轨",更不会发展到全面的战略对抗甚至战略冲突的境地,中美关系将继续 保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整体状态,只不过竞争的意味会越来越浓。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虽然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仍将是长期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项最重要的积极、消极利益,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即一旦积极利益持续"减弱"或者"下降"到一定程度,那么消极利益就有可能完全主导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虽然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正日益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威胁,但美国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从来不乏力主对华合作的各界人士。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就指出,尽管华盛顿的政策精英和国会两党在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但美国公众关注的优先事项与政府精英并不一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认为的威胁中,伊核与朝核、气候变化和"伊斯兰国"位居前3位,中国才位列第4位。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更显示,在普通公众看来,俄罗斯只处于美国最急迫威胁的第9位（与移民和难民问题并列）,中国则处于第11位。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2/3的人主张通过友好的合作与接触方式,只有30%的人主张强硬方式。此外,中美两国40年形成的利益纽带、国际社会高度复合依存的现实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都决定了美国单方面恶化中美关系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目标。对此,中国在未来面对美国对华政策波动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一是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协调处理好"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之间的关系,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为美国国内提倡"遏制"中国的势力提供"借口",同 时尽可能为偏重经济利益的商界人士和其他认为中国不是威胁的利益群体提供反驳"遏制派"的事实依据。二是中国需要在坚定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研判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偏好,以更加务实和积极的态度展现中国持续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开放范围的决心,维系好两国的共同利益纽带,尤其是要维护好美国国内"友华派"的立场,如此才能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会颠覆"合作",更不会滑向全面对抗的境地。冯稼时对此分析道:美国企业界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内部坚定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群体,但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企业在和中国企业竞争时不再拥有以前的不对称优势,这使美国企业开始格外重视中国在继续开放市场和机制改革方面的承诺,一部分企业由于失去了耐心而陷入了"承诺疲劳"（promisefatigue）的状态,这正是当前一部分美国企业甚至民众对中美关系产生沮丧感和丧失支持热情的主要原因。三是中国还需要理解众多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中间国家的选择,甚至某种程度上也要理解美国部分盟友在面临美国压力时的决策困境,在不损害我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只有加固好中国与第三方的利益纽带,才能最大限度地阻止美国逼迫它们参与对华"遏制"战略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