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方面：家庭生活涉及家人之间的关系，依靠的是血缘和亲情；公共生活涉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对于正常的社会交往至关重要，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合同和商业得以有序进行，因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得以正常开展。在现代社会，信任是过公共生活的前提，也是法律和社会必须保护的公共利益。
（一）
欧洲是一个讲诚信和重契约的社会，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更体现了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之中。
在欧洲行走，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的开放，这个开放不是指社会风气的时髦或无所顾忌，而是指它对个人的高度信任及因此给予的充分自由。除了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中小学校外，大多数小区和机构都是开放的，没有围墙，没有保安，没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没有人询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一个一个的居住区和商业区漫步走来，不由让人想起中世纪一句话：“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在欧洲旅行的国人，可能会对其公共交通系统印象深刻。一是其确定性，公交车基本是准点到达每一站；二是其不设防，公交系统对乘客完全信任和开放。以地铁为例，乘客进站出站完全自由，没有安检，没有闸机，没有售票员。乘客自己购票，自己打卡，随便乘车，随便下车，高度的自治和自律。当然，偶尔也会有查票的，但频率很低，如果你不是天天乘坐公交地铁上下班，一个月都未必能遇到一次查票。
在欧洲看病，小病找家庭医生，大病和急诊才去医院。在柏林，我曾半夜发烧去看急诊，跑去中央火车站旁边的查理医院，护士各种询问和记录，然后见主治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整个过程，没有交押金，也不需要刷卡缴费，治疗结束后，你就可以直接回家了。两三个星期后，医院的账单会邮寄到你家里，自己转账付款就可以了。虽然医疗费不便宜，但医生的专业服务，医院对患者的尊重和信任，会让人感觉到踏实和暖心。
欧洲人喜欢养猫养狗，主人一旦外出远行，家里的猫和狗就没有人照应了。在国内，宠物主人往往会选择把猫狗委托给亲戚朋友照顾，或者送到专门的宠物店。在欧洲，人们会选择付费让他人上门照顾。于是，很多大学生和退休的老人，就经常兼职作这些事情，帮主人上门照护猫狗。主人和照顾者谈好费用，就会把家里钥匙直接交给他，宠物照顾者会按时上门，给猫狗打扫卫生，换水添粮。我认识一个叫汉娜的大学生，她的兼职就是替远行的主人照顾宠物，每一次可以挣十多欧元。难道就不怕这个陌生人拿走家里的东西吗？他们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大家既然有了契约，就应该互相信任。
个人有信用，社会有信任，使得老百姓到政府机构办事省去很多麻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需要开太多证明，不需要找很多部门盖章。你要办什么事，登陆相关政府部门网站，下载申请表格，逐项填写真实的信息，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邮寄出去，基本就算办完了。没有足够的证明材料，没有权威的机构盖章，难道就不怕申请人弄虚作假吗？不用怕，政府相信你，你也得尊重自己，要对自己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果弄虚作假，那么就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欧洲社会的高度信任，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和政府管理中，也深刻影响了司法制度的设计。比如，现代刑事诉讼法中有一个源于欧洲的基本原则叫“无罪推定”，其内涵和理念体现的就是对被告人的信任——在法院做出有效的判决之前，每一个被告人都应当被假定是无罪的，所以，在法庭上他可以不说话，也可以对检察官的指控予以否认；陪审团和法官应当基于上述的假设进入审判，选择相信被告人是无辜的，只有在检察官提出的证据足以让这份信任落空时，才可以判决其有罪。无罪推定原则的出现，源于社会的信任，而该原则的执行，也要以社会信任为前提条件，因而，在一个信用很差的社会里，无罪推定原则注定不会得到很好的执行。
（二）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信用的建立都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欧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是个人、社会和国家长期努力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方面，可以从价值观念层面寻找原因。
在欧洲，诚信至关重要。在对个人评价时，它往往要比智慧、财富、职位、颜值更被看重。在家庭中，父母鼓励孩子说真话，犯了错误，要勇敢面对；在学校里，教育体制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引导他们不伪装、不做作，尽量呈现真实的自己；在社会中，无论是宗教还是舆论，都倡导和赞美真诚，反对和批判虚假。在这样的价值观导向和社会氛围之下，民众对不诚信现象的容忍度就非常低，无论是个人、企业或者政府，一旦被发现存在欺骗、隐瞒、作假，就会失去信用，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唾弃。
另一方面，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
首先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信任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法律追求和保护的公共利益。良好的法律，惩罚失信，保护诚信，不断提升社会的信誉。比如合同法，要求甲乙双方都要忠实履行契约，税法规定公民必须如实申报和纳税，质量法要求商家必须保障产品质量，诉讼法要求原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说真话。违背诚信义务的人，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次是有效的社会信用机制。对一个自由平等的商业社会而言，个人和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其良好的信用记录。因此，社会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信用机制，对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进行信用评价。信用记录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可以靠这种好信誉和好名声获得社会的认可，并在利益分配和商业活动中获利，而信用记录不良者，则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个人，上大学、找工作、买保险，都会受到影响，对于企业，其品牌价值要缩水，其股票价格会下跌。
最后是发达的新闻媒体。独立而专业的媒体，在守护社会信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被称为“扒粪者”的调查记者，时刻盯着大型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名流，一旦发现他们有诸如坑蒙欺骗、数据造假、销售伪劣产品的丑闻，就会向社会公布，作假者会因此遭受谴责或调查，甚至身败名裂。强大的新闻舆论，有力地捍卫了诚实信用这一最基本的社会价值。
（三）
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因而必须是一种信用社会。信任如同凝结剂，把单独的个体连接起来，使得他们可以相互合作，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成就了公共生活的繁荣。欧洲构建信任社会的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国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传统中国，是讲究以信立国的，古代中国人，是把诚信视为作人的至上美德的。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君子之德即为“仁义礼智信”，其中“信”是最关键的，反复无常非君子，人无信则失德，失德则为小人。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圣人以身作则，不外乎是告诉后人：做出了承诺，就务必要履行，受人之托，就一定要忠人之事。在古典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侠客，比如受命刺秦的荆轲，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和公孙杵臼，无不以命阐释信任和侠义的内涵和分量。所谓侠，一曰正，二曰信，所谓侠客，一身正气，一言九鼎，远行千里路，坚守几十载，付出不为人知的艰辛甚至牺牲，就是为了履行当年一句简单的承诺，这种憨，这种直，这种近乎偏执的诚实，绵延不断，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浩然正气。
在工商业兴起、社会转型的时期，随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改变，很多国家都曾经历过一个信用不足甚至败坏的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过去几十年，城市化造就了一个高度陌生的社会，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与此同时，法律制度、教育水平、国家治理能力却没有同步跟进，诸多因素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较严重的诚信危机：个人不重诚信，假发票，假证件，假结婚，假离婚，邻里猜忌，戾气弥散；商家不仁，产品造假、广告造假、数据造假，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政府公信力下降，各类谣言满天飞。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价值观扭曲，交易成本高昂，社会管理效率低下。
为改变这种现状，中国社会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改进教育体制，完善法律制度，创立信用评价体系和惩戒机制，提升政府管理水平等。信任社会的建成，不仅需要制度的改进，更需要观念的转变，需要每一个人的切身参与。对于个体而言，说话要算数，不作任性和耍赖的巨婴，会计要坚决不做假账，律师不虚假承诺，不敷衍客户，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承诺；对于企业而言，要义利兼顾，对消费者负责，对自己的商誉负责，用良心促进品质，参与塑造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对于政府而言，要践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主动做到信息公开，不欺骗，不隐瞒，要像商鞅“徙木立信”那样，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打造有担当、有品质的信用政府。
真善美的生活是值得期待和追求的。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以诚相待、遵守约定、恪守法律，如白天鹅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信誉，我们就有可能拥有一个美好社会，让每个人从中获益，让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品味。
